“中国梦”：模仿西方还是另辟蹊径？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最近，我到南京参加一个会议。我问指派给我做向导的学生，可否带我到老城鼎鼎有名的夫子庙去看看。这是我第一次来南京，我想逛逛南京的小街里巷，也想找一个老茶馆驻足片刻。

即使我从未造访过南京，可南京——抑或明朝之前为人所称的金陵——却为我所熟知。在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期间，我读过许多以南京为背景的诗词。我从十七世纪的散文杂记里熟识了秦淮河的美景，大学里读小说《红楼梦》时也曾畅想十八世纪南京鳞次栉比的宅邸。

然而我在如今南京喧闹的街道上追寻金陵遗貌的努力只是一片徒劳。夫子庙周围的传统建筑早已被拆除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乏味的水泥建筑，里面充斥着快餐和T恤商店。尽管有几家店铺的茶叶品质精良，但是这里绝大多数售卖的食品和物件跟在曼谷或者洛杉矶见到的大同小异。没有一件商品是南京制造。工匠和手艺人群体在这座城市不复存在，更别提诗人和小说家了。

夫子庙里也古风不再。墙是混凝土浇筑的，而不是石砌或者泥灰垒成的。木工活粗糙不堪，墙和地面的接缝被敷衍了事地涂抹在一起。陈设几案工艺粗劣，墙上挂的墨宝普普通通。

那天下午我在南京没有寻见恢弘的历史印记，没有见到在巴黎圣母院、或者日本奈良市的东大寺一带所能看见的启迪心智的故往痕迹。我读过的一些解读文章给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南京的过去是每个中国人都有必要读的。但看着眼前景象，那时的文明和现在已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的学生向导帮了很大的忙，找到一个老式茶馆。可我离开之时满是深深的感伤。那么多中国的传统已经丧失掉了——而罪魁祸首并不是文革，而是残酷的消费文化的滋长。这种感伤绝不是多愁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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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国际智库

 

“中国梦：西化还是蜕变？

解决全球经济环境危机的钥匙，在中国的过去”

2016年 9月  28日

Emanuel Pastreich（贝一明）

翻译：【明媚中国）翻译组】（裘成、周明暘、许兰）

导语

“为治愈积重难返的西方文化，很多西方人士在中国寻找良药。”本文的英文作者是Emanuel Pastreich（贝一明），美国人，现居韩国任亚洲研究所主管。他以一位对中国文化极其了解的西方人视角，讲述了“一个西方人的中国梦”。

“中国所拥有的伟大智慧、深厚的文化、长远历史的可持续农业传统、以及理性化低消费观的悠久传统，可以为人类发展引领另一种模式——即利用其生态和政治伦理传统，作为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基础，替代当前以‘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指标为基础的世界观，构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机制。中国拥有着构建能诠释新世界观价值体制所需要的哲学基础，甚至是艺术才能。”这，是他的中国梦。

中国能否从积聚财富和权力的激情之中回归，从往昔重视人性和智慧为先的可持续农业与经济之中寻找灵感，探索能真正融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另类发展模式呢？作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作为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为所有中国人和发展中的世界诠释这样的一个“中国梦”，可以通过构建“新丝绸之路”来将世界引至正确的方向上。作为我们中国人自己，能否意识到这份早已掌握在手中的宝藏呢？

 

 

当今中国

近期我前往南京开会，抵达后嘱咐学生安排我去南京老城参观著名的夫子庙。这是我第一次到访南京，我期待着能探索这座古城的街道小巷，或驻足停留在某个古朴的茶馆里。

我早已认识南京，以及它明代以前的名字“金陵”，尽管此前我从未访问过。当我在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中国文学时，曾大量阅读过以南京为背景的诗词。对我而言，秦淮河的风貌早已在十七世纪的文学杂记中被描绘和勾勒出来，而小说《红楼梦》中所描绘的十八世纪南京的华丽府邸则更令人倾心向往。

然而，我对南京的寻觅扑了空，在当代南京纷乱的马路中，古时的金陵街巷毫无踪影。夫子庙周边的传统中国建筑已被蹂躏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呆板的混凝土楼房，充斥着各种快餐店以及贩卖T恤的小商店。虽然能找到出售好茶的商铺，但这里的绝大部分食物和配置都与曼谷的相差无几，或某种程度上跟洛杉矶的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够代表南京。这座城市的艺术气息和匠心氛围都已经消失，诗人和小说家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夫子庙里给人的感觉一点都不真实。墙体是混凝土灌注的，而非由石头或灰泥构成。木质结构加工粗糙，墙角边缘处理欠妥。劣质的家具摆放其间，平庸的书法作品被挂在墙上。

在南京的这个下午，我没有找到历史的深厚印记。这里完全不同于巴黎的圣母院或是奈良的东大寺那样，蕴含着动人过去的遗迹。我有印象曾读过这样的介绍，说南京的过去是中国人必须了解的一段历史，可是，那段逝去的文明与如今的一切关联甚少。

多亏我的学生做向导，我找到了一间传统茶馆，但起身离开时却心怀悲哀，我悲哀于这么多传统中国印记的消失，很大程度上，这并非因为文革，而应归咎于残酷无情的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普及。我的这种哀伤的情绪当然也绝非因感情用事。

因为，真正的悲剧是，中国曾经给世界带来了最为庞杂的、支撑其复杂官僚系统与众多人口的体制，而这一体制的基础则完全有赖于可持续的有机农业。当美国农学家F. H. King在1911年写成《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一书时，他提出美国应该尽早效仿东亚地区真正可持续农业的模式。可悲的是，中国却从美国最终引入了致命的复合肥和杀虫剂，可持续不复存在。在中国，年轻人已不再传承中国农业智慧，而这正是当下最迫切需要的。

与此同时，在如今全球消费主义所主导的无情社会，中国传统所倡导的朴素、勤俭、敬老和谦逊的品质因具有替代作用而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可是，当你来到中国想要再探寻这些传统的品质时，将会大失所望。

中国的西方梦

如今，为治愈积重难返的西方文化，很多西方人士在中国寻找良药。我当年之所以研究中国文学，也因类似的动机：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正在蚕食着美国赖以存在的制度。儒学、佛教和道教让美国人意识到社会还可以有另一面，而非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生活。

还是学生时，我就受到了启发，它源自中国所提倡的勤俭以及道德上倡导的知行合一。古代的许多儒学名家在生活中实践着箪食瓢饮与淡泊名利的准则。即便是富贵人家也会避免奢靡浪费和虚荣浮夸，他们将文化与修养视作最为崇高的目标。中国过去所展现出的文明形态主要在于维持农村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形态保证了文明得以延续千年。

然而当我今天造访中国时，却目睹了同样在美国存在且令人唏嘘的对物欲生活的盲目崇拜。我惊讶于中国人用餐时的挥霍浪费，对非生活必需品的热衷与无节制的消费。在一百年前，这样的行为想必会招致中国人的鄙夷——而即使在今天气候剧烈变化的时代，这样的消费举动也是可耻的。如今，中国的年轻人会随手丢弃瓶子和塑料袋，就像他们的美国同龄人一样，从不会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最悲哀的莫过于中国官员同样将扭曲的经济理论和拜物主义作为了衡量政绩的标准，而这些标准的执行已经在西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中国人已习惯于充斥着可随意掷弃用品的大商场，他们将高性能的战机视为国力的象征。我对此很敏感，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目睹过自己的国家因此而偏离正轨，在消费幻象丛生的社会里，它的国民正为了躲避更为残酷的社会现实而寻找庇护。

美国为世界树立的是道德的反面教材。这不仅仅由于我的国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卷入了一系列的非法战争，而更因为美国的眼光仅盯在关注自己国家的切身利益上，它从未尝试建立更高的标准来向世界做出有意义的改善，或为世界做楷模。美国在环境政策或关注贫穷问题上的不关心以及无作为都可证明这一点。

相反，当今的中国正在引领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前进步伐。非洲和亚洲诸国把中国作为成功发展的模范，它们从北京获得的援助款数目也节节攀升。世界上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比拟的。中国的文化正直接影响着非洲和南美，很多发展中国家竞相向中国学习。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改革发展的诀窍比美国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更容易拿来借鉴利用。在人口不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诸多国家中，中国对人民需求与欲望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中国传播给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将对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在塑造全球文化、普世价值与常识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肩负着日渐增大的使命，因此，普通中国人民的言行举止对地球的未来就有更加关键的作用。世界各国，尤其像越南、印度、尼日利亚、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等等中国过去并没有过多关注过的国家，现在都把中国当作它们经济发展甚至文化发展的标杆。如果中国向它们呈现出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世界就会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如果中国展示的是盲目消费，人类的未来就注定是黑暗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会在全球范围内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不管这种模式是好是坏。“中国梦”不应鼓励人们去消费，去住豪宅，去浪费资源，并且用麻木的消费来定义和装扮幸福。这是美国犯下的悲剧性错误，它给世人们传递的是错误的信号。

中国所拥有的伟大智慧、深厚的文化、长远历史的可持续农业传统、以及理性化低消费观的悠久传统，可以为人类发展引领另一种模式。然而，针对以消费作为根基的美国发展模式，中国在目前还没有对此提出一个根本的替代性发展路径。

中国梦

许多中国人都想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将鸦片战争（1839 – 1842，1856 – 1860年）后遭受的屈辱永远地留在身后。中国增强国力以抵抗外国势力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幸的是，为体现大国实力，其方式往往在模仿美国所钟爱的国家权力的外衣，比如建造航母和坦克，而不是处理类似气候变化这样真正的安全威胁。

中国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进一步接受新自由主义，或者恢复毛时代的传统。回归更传统的经济、生态和治理手段并没有被视作第三种途径。习近平主席在两种途径的争论之间提出了“中国梦”的中国全球化愿景。

“中国梦”所描绘的“中国复兴”是“实现整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中国人的理想”。中国梦是寄希望于每个中国人努力合作去实现一个更好的国家和更好的世界而提出的。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期待着一个充斥着豪车、到处是高速公路、高耸的摩天大厦和消费品爆满的商店的富裕中国。他们梦想着能够在昂贵的餐厅消费，点上吃不完的堆在一旁的食物。大多数的中国人将这种“西方的美好生活”视为进步，然而作为西方人自己，我们已经能从身边处处觉察到这种生活必将走向崩溃毁灭的征兆。

我们不应该美化传统中国，儒家的严苛要求和对妇女的限制并不值得推崇。与此同时，中国人应该看到他们不应将“过去”仅仅视为克服的对象，而可以将它作为未来的灵感。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学生应从小培养阅读诗歌，学习伦理和哲学，而不是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知识分子应对社会和治理国家保有责任心和承诺，而政府官员则是视人性至上的这些知识分子。我们需要的，是更接近E. F. 舒马赫在《小的是美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Small is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一书中提出的发展道路：一条介于“鲁莽的实利主义”和“守旧的传统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中国没有像欧洲人和美国人曾做过和仍在做的那样，掠夺世界的人民和他们的自然资源来发展经济。也许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未来，中国并不加入“全球掠夺者俱乐部”，而是回归原来她重视人性和智慧为先的可持续经济，为所有中国人和发展中的世界重新诠释“中国梦”。

中国人必须要将对长期的经济、环境正义的关注融入到这个“中国梦”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传统儒家和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应该利用其生态和政治伦理传统作为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基础，替代“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指标为基础的当前世界观。中国拥有着构建能诠释新世界观价值体制所需要的哲学基础，甚至是艺术才能。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就已具备设计并完成能跨越几个世纪的农业和灌溉设施的能力了。

也许对中国传统可持续农业概念的重新发掘，可以作为必要的起点来激励创造一个“能真正融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综合体，对经济与环境两个领域都起到导向作用”，就像约翰·费弗在他的文章《新马克思》中所提到的那样。问题是，中国人是否能够意识到这份早已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宝藏？

中国相关的传统学术可以在这个重建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设想未来的某一天，写出《治平篇》的洪亮吉或者创作出《农政全书》的徐光启，会像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或者约翰·凯恩斯一样受到世界的认可，前者为融合经济、农业与生态所做的努力，丝毫不亚于后者为一个忽视环境因素的经济理论所做出的贡献。

无论中国是否准备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都已没有关系，因为它早已被推到了舞台中心。不管美国媒体会怎么说，过去三十年里美国文化的严重衰退，以及美国知识分子惊人的不负责任，已将美国卷入到了一系列国际与国内难题，阻碍着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中心角色。

拥有雄厚财政实力、科学专业性以及体制和文化的深度和广度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扮演这种全球角色的国家。此外，因为中国在亚洲是（文化）霸主，可它形成霸主不像过去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那样通过殖民，中国有希望促进构建世界各地公平环境。但是，这最后一点也还远没得到保证，因为关键在于中国是否具有足够的创造力和道德权威，使其从积聚财富和权力的激情之中回归，并能批判性地评估其传统文化所能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的替代性发展路径的价值。

今日的中国梦必须从根本上区别于美国梦。这个中国梦将会鼓舞不仅是亚洲，还有非洲和南美洲的人民。中国梦所描绘的应该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会沉浸于消费而无视气候变化的威胁。

中国梦里应该包含哪些具体的元素呢？我认为低消费文化应该是中国梦的核心之一。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深切关怀与承诺应该是中国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远见卓识——制定三十年到七十年的长期经济计划也应蕴含在中国梦中。中国人民为子孙后代着想的能力是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它也应该成为中国梦的核心。

中国梦可以成为一种全新的精神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中国悠久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传统上，建立在邻里互相关爱和睦相处的人文传统上，建立在以诚信道德为本的经商理念上，建立在保护环境避免浪费的自然观念上。在中国梦的图画中，人们满足于家庭的温暖、阅读写作的乐趣、精神生活的充实，而不是被淹没在消费的冲动、飙车的刺激、饕餮的盛宴、或是炫富的兴奋中。

如果中国展示出的中国梦，是怀有深刻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关注生态环境、追求世界和平的画面，那么亿万世界人民会吸收中国梦所传达的讯息，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模仿中国这个崇高的榜样。

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意识到，现在是中国承担责任去提倡世界新秩序，引领世界走向和平与可持续的未来的时候了，而不再是她的选择。有的国家会选择另类发展途径，有的国家则应肩负起应有的责任。中国处在后者的位置，世界也正在等待着中国的决定。

“一带一路”的未来

正好在这一刻，当中国被呼吁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时，她已经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已邀请世界各国来参与这个项目，推动欧亚大陆诸国的一体化与合作。

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这些项目对于发展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有时会有作用，但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项目重点至今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流向中国，以带动进一步的增长和投资。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丝绸之路基金(NSRF)、上海合作组织(SCO)、丝绸之路黄金基金和矿业发展基金，这些机构都与保护环境几乎没什么关系。以驱动消费来表征国家实力的做法并不是什么好征兆，因为中国对食物和能源的消费对整个世界有着如此重大的影响，正如莱斯特·布朗在他的书《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所说的那样。

不过，“一带一路”项目才刚刚开始，中国还是有可能用它来建立新的机构、政策和惯例，将世界最终引至正确的方向上。

“一带一路”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原因有两个。首先，它提供机会，遵循《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构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社会。该宪章目前不幸地被欧美完全遗忘。其次，它给我们提供了在人口密集的地球上构建合适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可能性，一个不像世界银行那样由私人股权基金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项目需要全球合作，而非由中国一言堂。这将提供难能可贵的机会来创建以共识为基础的、非超级大国主导的全球体制。但要想实现这一点，必须需要各国都能认真看待“一带一路”，不仅仅只是把它当做挣钱的机会，而是把它作为造福人类的一项创举。

中国也应该更深远地思考与“一带一路”项目息息相关的常用词——“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让人想到的是唐朝通过如撒尔马罕和安集延等陆上贸易中心，以及连接中国、印度、波斯和非洲的海上通道所建立起的中国和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通道。然而，丝绸之路不仅仅只是金钱与贸易，它还包括了中国、中亚、印度和波斯之间的深厚的文化交流，带来了佛家哲学思想的兴盛，以及一幅幅敦煌洞穴的精美壁画、一件件长安的精致的瓷器和雕塑、一首首李白和杜甫的优美诗篇。

这条“新丝绸之路”能避免重蹈西方经济发展的破碎之路、而将视野投向实现人类最高的文化价值之上吗？能将重心少放在新建大量机场，而多放些在发展可持续的生态有机农业上吗？能多开展些生产可持续替代能源的合作项目，而少一些采掘石油燃料和金属的项目吗？

我们的经济规划遗漏掉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关于这一严重缺陷，英国社会改革家R·H·托尼（R. H. Tawney）曾论述道：

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反而最易被忽略。

现有的经济秩序，以及已推行的、重建该秩序的诸多举措，行之不通，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便是再普通的人也是有灵魂的，任何物质财富的增加都无法弥补不当的经济规划对人的自尊或自由造成的伤害或妨碍。

不注重人灵魂价值的工业势必会激怒人性，导致经济发展被周期性地破坏以至于陷入瘫痪。因此，经济规划若要避免这种境况，就必须让发展带给人经济以外的价值，即精神价值。

这也适用于新丝绸之路。我们设想的新丝绸之路，其利益应当首要是文化与精神，而不只是物质与经济上的。

尽管目前并无迹象显示会有这样的转变，但过去的中国曾向世人证明过，这些根本性的转变——或蜕变——是可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未意识到，中国的过去蕴藏着全球难题的答案。而利用这些智慧，或许是扭转我们世界文明崩溃之局的最后的机会。

 

 

 

英文原文标题：”Chinese Dream: Western Imitation or Radical Alternative?”

The solution to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lies in China’s past.>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原文链接：http://fpif.org/chinese-dream-western-imitation-radical-alternative/

 

文中提及的作品：

F. 舒马赫. 《小的是美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约翰·费弗. 《新马克思》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ohn-feffer/the-new-marx_b_1245612.html

莱斯特·布朗 《谁来养活中国？》 (Who Will Feed China?: 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

 

我的书 “한국인만 모르는 다른 대한민국” 一部的翻译。 

美国儒生, 与陌生的韩国相会

韩国人总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吃泡菜吗?’. 甚至有如果不能吃泡菜就不给签证的说法。而美国、欧洲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向外国观光游客们问他们吃不吃汉堡包、比萨、意大利面、香肠、奶酪等。这并不是大众化，而是国民的意识问题。完全没有要了解互相之间想法的提问,有的只是那些英语会话教材当中的或者很形式性的提问。这可不是为了照顾外国人，你可是为了自己自身提问呢。对侵犯 ‘个人隐私’的问题无所顾忌，这种尴尬的情况我可是经历过很多次。

有一次，我跟几名首尔大学院的研究生们，在一大早就到韩国的海南天涯海角村（해남 땅끝마을）去旅行。可以说在那次旅行当中经历了许多印象深刻的事情。离开喧闹的都市本身就像从监狱释放一样令人愉快，最重要的是在幽静的农村夜晚, 是个可以通过讨论来了解朋友们内心世界的绝佳机会。一到那地儿，就看到拥有蓝色海洋的海南美丽风光在迎接我们，头轮山的大兴寺和达美山的美黄寺也都太美了。但是到了晚上，我的期待破灭了。根本没有什么认真的讨论,取而代之的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喝酒的饮酒旅行。抱着也许的侥幸心态我又等了等,但是大家都醉了，并开始唱歌及大声吵闹，甚至引起了隔壁邻居的抗议浪潮。没办法的我只好间或尝试着询问他们对这个世界是如何看待的,提出讨论下人生观和世界观如何如何,意图间接引导一小阵的主题讨论。记得我提议时说 “人生最初的记忆和最无法磨灭的记忆,大家以现在为起点，讨论一下记忆吧”。学生们本来非常开心愉快地在位置上饮酒作乐，听到我的话后都一脸莫名地看着我。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就读时, 我也偶尔会与朋友们一起去旅行,那时我们真的几乎是一整夜全身心投入到互相问答讨论当中，我们可以通过提出的问题看出其在学术上的成熟度。最终那次我们的海南旅游行,就在每晚饮酒、唱歌中度过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又为什么而活，这些我都完全没能了解到。

当然也有许多不在此例当中的朋友，比如在首尔大学博士课程中见到的几位朋友就是如此。我和他们对话时尽量使用韩国语。我们即使参加读书会，也会尽可能更多地去学习去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讨论的主题也变得更加多种多样。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不下于在日本度过的时光，同样意义深远。我们每次聚会都会对不同的主题进行深度讨论。读书会自然面然地演变成研究古典小说的聚会了，因为他们想让我了解文学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有趣味，我们对文化的多样性及社会、历史的影响都进行过深入的讨论。

我不是社交型的人。但是与他们的聚会给了我建立多样人脉关系的机会。还被他们邀请到家中作客,不知不觉地喜爱上了韩国。了解韩国得熟悉韩国的礼节。日本也像韩国一样重视礼节。但与韩国有一些差异,对礼的解释不同也许是因为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造成的。

因奶奶结下的韩国之缘

1994年秋,就读首尔大学汉语语言文学博士课程时,寄宿在冠乐社（관악사是首尔大学宿舍）。读博士课程的学生还在冠乐社寄宿的情况是非常特别少见的。在延世大学语学堂与首尔大学学习期间,一有空我就到韩国各个地区去旅行，逐渐开始了解韩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其实那时我学习韩语只是把它当做了解中国和日本文学的垫脚石。在学习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时，我也不知道怎么的有种空落落的不足之感。但却并未达到全面研究韩国转变学习方向的程度。我还是深深地沉浸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比起繁杂而且混乱的韩国，日本在所有方面都整理得较好，我对于韩国仍然是茫然一片。但是有一天,决定性的契机到来了。 当然与韩国的缘分也可以说是一段小插曲。

1995年为了迎接新年，我又打包行囊去旅行。去往以‘八万大藏经’著称的陕川海印寺。1994年12月31日,高速大巴抵达海印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首先要找到住处，我跟着民宿阿姨在一片幽暗的胡同里面进入了一所破旧的房子。隔壁房门大开,几名男女大学生们正在吃烤五花肉,还沸沸扬扬地进行着烧酒派对。

放下行李后,他们热情地叫我过去。虽然我不吃荤，但我还是过去了。来自首尔的他们也像其他韩国人一样爱问：从哪里来为什么来、能吃泡菜不、能喝大酱汤不、会喝酒不、为什么一个人来这儿、有爱人吗 等等这样的问题……虽然交谈了好一会儿,但大学生们的对话总是围绕着酒和女人说个不停。这样的交谈在首尔的酒家里也可以进行呀，干嘛非得大老远地到海印寺来聊，我还真是无法理解。更何况是在年末的最后一天，正是除旧迎新的特别日子里。

再谈下去也是浪费时间于是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回到屋里躺下了，即使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躺着无聊就把海印寺《八万大藏经》和相关书籍翻了翻，不知不觉地我就进入了梦乡。还做了个梦。

在梦中，我是在曼哈顿的一所公寓里、是在去世的奶奶家里,小时候我经常去玩的地方。没看见奶奶就询问了下管理人员，他回答说奶奶出去了。我只好在少了奶奶有些空荡荡的家中担忧地等着奶奶。过了半天，奶奶才终于推开门进来。奶奶一见到我就高兴得合不拢嘴。

“奶奶!”

我太高兴了,大喊着扑到奶奶的怀里。奶奶看着我眼睛里泪光盈盈。

从梦中醒过来已经是大早上了，起来发现这不熟悉的地方可不是奶奶家，是我深夜来到海印寺附近找的一家简陋民宿。

在那天的梦中，奶奶比我记忆当中还要苍老了许多。奶奶在她七十多岁时因为癌症去世了。对奶奶来说我是特别的，奶奶对我世俗的成功有着非常大的期待。奶奶并没有隐藏那份期待，在每一件小事上,都称赞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情仍旧总是充满自信，这肯定全是奶奶的赞赏和支持给了我养料。

在那个梦中，奶奶出现了，像她活着时那样生动且真实。在梦中，我感得和平、幸福。虽然只是个梦，但是感觉奶奶就在韩国还活着似的。晨光中的海印寺被白雪覆盖,森林中鸟鸣禽啼。虽然奶奶在梦里短暂出现又消失了,但与昨天不同的是我却不再感觉这里陌生了。 1995年1月1日,在这短短的一天之内,突然感觉韩国像朋友一样那么亲切。

韩国人独特的反问

怀揣人文学科的意图来到韩国，我感触良多。其中还有些开始不太能理解的。可以说是‘语言悖论’这种的反问。事实上刚到韩国时,以为韩国人都无感没有幽默细胞呢。不怎么爱开玩笑话也不多，直接而简单。但如果居住久了，你就会发现韩国像美国或日本一样有很多反讽反问表达。例如会在喝着很烫的水时感叹道“嗯,真凉快!”，美人经过时会发出“啊,让我死了吧!”这种感叹。这或许是韩国人的情绪水平衡量的尺度，也是粗鲁的表达方式。比如好朋友之间久没见面会在见面打招呼时发出“嗨！冤家”“嗨,你这家伙，真是好久不见了!”的呼声。 现在我也习惯了，但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还真的以为他们是死对头,即将会有一场战斗呢。越想越觉得这还真是非常独特有趣的表达方法。

以前对韩国的印象，就是韩国人也是同样住在公寓中,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在客厅里看电视，但事实却不然。将来我在韩国生活得更久一些时,也许有可能在遇到久未见面的好朋友时粗鲁地说着“嗨,你这臭小子!”拥抱致意。但事实上我对此还是有点儿胆怯，不知能否做到呢。

韩国 早晨寂静的国家?

韩国人所拥有的活力

骨子里是美国人的我踏上韩国土地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来韩国之前对韩国的印象就是韩国是一个早晨很寂静的国家。但是来到韩国以后发现与我所认知的形象有很大不同。不知是不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的关系，但至少在我居住在韩国的这期间，韩国离寂静还是蛮有距离的，这并不是贬低的意思。 从各个方面来说韩国超出我想象的充满活力。所以呢, 在此期间我结识了数不清的朋友,也体验了多样的文化。虽不至江山一改那么久但是也经过了不短的岁月。现在那些分散的关于韩国的想法我在一定程度上做了整理。

韩国是与我生长的美国有着鲜明对比的国家。首先两国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差异。美国最近才开始把印第安人留下的红色血迹写在历史上。与韩国悠久的历史相比简直就是”新手”。但是拿历史时间说事,进行两个国家的比较，也许对韩国人来说是一种侮辱。因为美国的历史才只有200多年，拿来比较对韩国人来说是有伤自尊的事情。即使是从英国清教徒们在寻找宗教自由而移居到美洲大陆的起点时间来看,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从政治和经济领域，说美国的历史就是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也丝毫不为过。美国的联邦宪法是在1787年制定。美国从那时已经为今日的立法与司法制定了行政机关。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19世纪末,美国从政治国家体制向行政国家体制转变。(以南北朝鲜战争为契机,开始了联邦制度和复合官员政治。)在大萧条时期施新政,向官僚国家转变体制变得坚固。

那么韩国又如何呢? 韩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单一民族，数千年来在一个地方生活。文化同质性也从来没被损坏而维持了下来，但韩国与过去完全不同，变成了新的国家。因为韩国是在战争后一切都被破坏的情况下,重样建立的。在重建国家的过程中引进了许多新鲜事物，至今仍在持续。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韩国诞生了。

支撑国家经济的企业也是一样。美国的IBM等公司的历史更是可以追溯到世界大战时期。其根本在19世纪就已开始。但是韩国的企业大部分是从日本殖民地解放出来以后的1945年和1950年南北朝鲜战争后开始的。而且不过50~60年，韩国就成功挤进世界上排名前10位的经济大国行列。可谓短时间内‘压缩成长’。这是在哪个国家都史无前例的事情，在世界上把它称做‘奇迹’。虽有开发独裁的批评,但韩国人的心中如果没有那份充满活力的能量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那份能量就是创新国家的活力。

除了新国家的形象之外,韩国比起美国来给人一种更加国际的印象。当然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舞台上非常活跃是不可否认。让世界各国的多种文化自然地流入，通过这一连接打造全世界巨大的网络。这种现象是美国的一大优点,但在我眼里现在看到的却根本不是那样。在超越国境线必要性消失的今天,美国正在不知不觉地逐渐变成孤立的岛屿。美国人几乎是除了欧洲几个国家以外,对其他国家几乎完全不识，就像韩国谚语中说的‘井底之蛙’一样。不知道外面世界的青蛙会如何呢? 只有通过水井口看着天空的云彩，陷入自我满足感，在美国社会中对世界的信息逐渐减少。

但韩国却不同。最近韩国是全球化的浪潮。去往美国欧洲、迪拜、乌兹别克斯坦、非洲等世界各处都可以很容易地寻到韩国人。夸张的说,比起拥有20亿人口的中国更容易寻到。韩国人口少,但庞大的数字人口却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不像美国人一样安安稳稳地坐等着，而是为了吃穿在世界各地进行勤奋地创作及寻找机遇。这是我亲自耳闻目睹感受到的！这活生生的经验在韩国社会积淀着。像泡菜一样发酵后,将是以后国家发展的庞大原动力。

忠清南道 “大百济庆典” 的感想

    韩国有个问题是量性发展能向质性发展轻易转移。积淀的经验经发酵后散发的文化香气，洒向全世界。这从访韩外国人的立场上来看时，很容易就能得知。

我做又松大学教授的时候，应忠清南道的要求曾参与过大百济庆典。以外国人的立场上来看有很多地方我感到可惜。我的作用是大百济庆典为了扩大国际庆典规模,让许多外国游客能参与活动而做些企划咨询事务。

    一开始不太顺,我利用了大部分时间来做些搜集整理介绍资料的工作，所有内容都得从头做起。检索搜集的基础资料,发现全部都是以韩国游客为对象的现有资料。只好重新制作。古代百济的中心地是忠清南道,这是必须向外国游客介绍的。还好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找到我感兴趣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向外国游客介绍，最先想到的就是代表性遗迹百济武宁王陵。查找了些武宁王陵的相关资料,都是极其常识性的介绍而已。逐条就是时间和方式,以及几个出土文物的介绍就完了。外国人好奇的可并只不是这样。百济是什么样的国家、百济武宁王陵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当时百济人在想什么是怎么生活的，并且外部势力之间的力学关系如何，这些才是让外国游客更加好奇的。

例如武宁王时期制作的‘金铜大香炉’上有42种动物。其中包括罕见的大象和鳄鱼。当时的百济人看到那种动物从生态地理学上说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香炉上会有那些动物？大象和鳄鱼是只在东南亚和印度地区可以看到的动物。那么就是说百济人至少亲眼目睹过那种动物或与该地区有着某种交流。这就可以类推为文化象征是受当时百济的国际交流和影响关系。百济与当时中国的东部地区和东南亚、越南、印度进行了海上贸易，应该是在贸易过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特产动物互相流入境内。佛教传入后,海上贸易就更加活跃了。

    再加上骆驼和鹦鹉曾作为礼物送给日本王的内容介绍，可以让武宁王陵成为更有深度、更有趣的文化商品。就像香料战争只因一种胡椒香料的流入，洞穿欧洲的历史。外国人对于金铜大香炉是多少号国宝、多少号宝物并不太感兴趣，遗物中有趣的过去与故事决不可原样掩埋。百济与日本，在日本现下正好是韩国艺人与韩国电视剧一炮走红引领“韩流”的时候。但依我看，这样的韩流热潮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就是被称为是‘”(くだら)’的潮流，是古代日本的‘百济模仿’热潮。くだら是‘大国’之意,日本敬称百济为大国。

当时的日本是青铜器和铁器复杂混乱的国家。与日本相比，百济是日本没法达到的那种发达国家。百济人超越日本居住的空间“野蛮人的窝棚”水平发展了房屋和地暖文化，并且纤维织造技术也已传入引领流行时尚。如果对这个大国遗书热潮加以好好研究的话,再与现在的韩流热潮相吻合,也有可能引发更大的韩流旋风。我看到的是超越时间的百济与日本依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还清楚地说明了一事件。在韩国的土地上,曾展开过三次整个东亚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壬辰倭乱和久远的东亚最早的国际海战‘白江口战斗’。公元660年,罗唐联军灭亡百济,就出现了百济复兴运动。日本为拯救灭亡的百济,派遣1,000艘战舰和军士27,000余名。他们到达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东津江下游，是日本的齐明天皇女王决定全面出兵的。那么日本为什么把当时整个日本的军事力量大规模援军派往百济?

当然韩国人和日本人对其原因、日本皇室间与百济的关联性肯定大部分都很清楚。我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硕士课程的时候，偶尔会到大阪熊本这样的地方去旅行考察。熊本至今还有许多百济的古坟。在大阪还有百济人制造的狭山池（おおさかさやま）水库。是日本历史上最古老的水库。 该水库充分确保了大阪的农业用水,并以此为跳板发展成为了一个大城市。在日本古代的飞鸟地区（飛鳥の地）至今仍有百济人的开拓地，被称为百济州。“百済大寺”是日本最大的寺庙和百济宫殿遗迹。

当时的百济大寺共9层塔高达80米。从这就可以充分地看出日本皇室是如何想百济的。因为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日本人也对忠清南道的庆典很关注。利用文化节促进两国相互理解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事情，而这只是小小的开始。百济是从古代起就具有国际意识的国家。把此意识发扬，与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接近下会怎么样? 有可能会引发与众不同的兴趣。

朝向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我既不是韩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美国人。作为外国人的我认为韩国当前的课题是‘国际化’。就像古代百济步入柬埔寨、泰国、印度一样。但是国际化过程并不像说话那样容易。首先需要对国际化有个基本理解。

到目前为止,韩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仍旧保守，对外国人仍旧暴露出其保守性。这也许是‘单一民族’纯血统的认识造成的。但是这也会让外国人不舒服。

那么,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如何? 韩国通过儒家传统中的国际作用和相关模型可以找到答案。过去春秋战国时代周朝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周朝是中国被很多周边国环绕的中心国家,开启了和平崛起与繁荣的时代。刀与钱不代表和平，周朝与邻近国家通过平衡外交得到了尊重。因此周朝的地位是‘平等国家中间的第一’。

想起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能够存活的物种,既非最强的物种,亦非最聪明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改变的物种。”。韩国是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和朝鲜战争这些波澜壮阔的现代史，总是以挑战性的姿态,不断创新成长的国家。这就是韩国拥有的力量。我相信韩国在面临最近不断变化的新国际秩序之际会在全世界发挥着核心作用。为此，要维持开放性,并以与其他国家保持和平为指向。与其他国家处于敌对关系对于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帮助，这是常识。 韩国的宿命是要像周朝那样与周边国家构建和谐社会。

我对韩国感兴趣这事让我遇到的很多韩国人感到惊讶，他们都非常好奇我为什么学习韩语、为什么对韩国文学那么感兴趣。我认为如果韩国社会变得更加国际化,这样的好奇疑问自然地会减少。就像韩国人学习韩国文学那样，外国人亦然。

此过程不可再推迟。以世界上最低的韩国出生率来看,更是如此。这样下去几十年后的首尔街头，白发老人们都似龟步一样慢慢地来回。老人们也要吃喝拉撒，事情谁来做? 劳动力不足事态严重到不能闭眼无视。

弥补这个劳动力不足的方法是让外国工人流入。这是为了韩国的持续发展不可避免的选择。自然地实现初步的国际化，不做任何准备的放任是不负责任的。从现在开始要为此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

 

韩国中的外国人、世界中的韩国人

站两种文化的边界上

在韩国学习期间感觉比较容易，可能是因为对汉语与日语已经非常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主要通过看来书熟悉多样的表达。即使如此也未能完美熟练地使用韩国语。但是在与韩国人见面的场合,我尽量努力地使用韩国语。现在孩子们使用的表达仍旧有许多是我不知道的。因为我主要是接触韩国语学术领域,。写这篇文章时,在很多方面的表达我怀疑其准确性。因为我还只是个‘初级韩国人’。

我几乎不看电视,有外国人出现的时候偶尔看。这样的节目对来自不同国家出演者按照国别、对其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进行了布置，另外对于家庭、凄美的爱情也如实转达。可以了解很多内容。但是电视里的世界与现实不同,在现实中人们仍然对外国移民有着偏见和误解。当然这种偏见与背后有少数外国工人的犯罪行为或非法就业等负面原因理由有一定的关系。再加上在国际婚姻中,不只外国女性受伤害,韩国男性受伤害的事例也很多。因此消除不了对外国移民的偏见,是造成偏见加剧的罪魁祸首。但这只是极端的一面。

他们受低薪困扰、是为了在祖国的亲人们、为了争取多赚一分钱追赶时间即使危险也毫不犹豫冲。如果不做3D行业的话，会有别的活路吗？ 韩国的青年们也受就业难困扰心里难受,有些太过悲观的甚至会自杀。用当今时髦的流行语这叫做,‘我的鼻涕三尺长’（吾鼻三尺缩略相当于汉语的泥菩萨过河）。在许多外国年轻人当中，有一部分年轻人还到韩国的乡下去务农。与韩国人结婚并为适应陌生的文化而努力的移民女性数量也不少。韩国外籍居民的子女也有日益增加的趋势。

基于到这样的现实考量,可以看出对于韩国的多文化社会的切实关照是如此地迫切需要。UN联合国也在关注着韩国对多文化融合社会上的对策。即使不说多文化家庭，就是普通家庭也累积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是社会经济的两极化问题、子女养育和教育问题、就业难及住宅问题。综合一看韩国的社会矛盾状况也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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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博览

 2016年 8月 1日

“孝 道”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中国有句俗语：百善孝为先。此 话非但不俗，而且包含着中国 文化特有的智慧。孝道何以是善中第 一呢？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榜样， 第一老师，而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 环境。《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 善”，这个先天之善的萌芽与生长， 父母是第一影响力。对孩子来说，父 母的言行是最优先的言传身教，父母 务必树立好的榜样，要配得上孩子的 孝敬，这是对父母的自然要求；孩子 以孝敬之心促使本性中善的因子健全 生长。孝，不仅是对孩子的要求，也 是对父母的要求，所谓子孝父慈，就 是这个道理。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也是孝道实践的最基本单位。

孝是在抽象的道德与具体的实践 之间架设的伦理体系的核心所在。孝 道还将个人部分与公共部分集合起 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 魏晋“以孝治天下”，作为一种政治策 略，其中心思想是，在家若能尽孝， 为国方能尽忠。孝，小而言之可以安 家，大而言之则可以治国。这实在是 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创造力，绝不仅仅 是封建思想的体现。孝道，在中国封 建社会为封建思想所用，并不奇怪， 不能因此否定孝道的价值，尤其是在 当今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哪一部 分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孝道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承担什么样的价 值？值得我们思考。18 世纪，中国人 高度评价国人的孝道。中国人认为， 对于长者及祖先的尊敬是文明社会的标志。

笔者曾访问过韩国安东的儒教乐 园。立体拼图充斥着整个园区。这里 用仿佛是从漫画中跳出来的人物，展 示着儒教的价值。笔者可以充分理解 主题公园展示体验馆的宗旨，但遗憾 的是儒教德行的涵养被掩盖，重点放 在了吸引观光客的感官上。笔者并没 有发现有足以吸引 12 岁以上游客的内 容。今天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内置于 孝道中的、对他人持有的恻隐之心。 笔者从媒体上看到，中国如今出现了 子女将年迈父母丢弃的现象，还出现 了因被家人疏远而在绝望中选择自杀 的年轻人。

孝道是中国必须要复兴的传统， 但要想重新提倡孝道，最重要的是要 意识到应对孝道进行合乎时代文明要 求的重新诠释。只有这样，孝道才不 会只停留于抽象的概念，才会成为鲜 活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想从根本 上打造全新的孝道，需要发挥想象力。

要想将孝道的传统与如今的社会结合起来进行重新诠释，需要大家的参与， 尤其需要有与艺术家、作家、普通市 广民们一起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参与。

首先，孝道应摆脱对女性的所有偏见。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因此儒教传统也应转变为“性 中立 (gender neutral)”。这样的改革先 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可以大量 发现。子孙景仰的祖先中应该包括女 性，女性应该与男性享有同等的地位 参与到儒孝仪式中。所有好的传统都 是对于今天而言的——如果不能对传 统进行改革，其结果就是丧失传统本身。

此外，孝道不仅要理解成道德上的 义 务， 还 要 理 解 为 达 到 自 我 理 解(self-understanding) 的过程。孝道是 我们所具有的认同性的核心。我们是 谁，从何而来，去往何处，如果丢掉 孝道这一切将无从回答。我们今天拥 有的文明相当部分曾经流淌在祖先们 的血液里。虽然我们对他们不太了解， 但我们却是祖先们的光荣所创造的产 物。要想复兴孝道的传统，就要擅长 讲故事（storytelling）。父母应该向子 女讲述祖先的故事，让子女明白他们 的思想、情感、长相、体型以及经验，明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这 些是如何与逝去的祖先们联系在一起的。

还需要提及的是，孝道与弗洛伊 德 (Freud) 式的接近法比较类似，但孝 道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心理学理解。通过孝道，可以明白父母在子女生活中 占据极其重要的分量。这并不是通过 抽象的科学分析，而是通过强化父母— 子女关系中积极一面的日常实践而显 示出来的。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的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 一书中讲道，比起西方国家的“将个人的忠诚引导到战斗部队的爱 国主义”，儒教的孝道对于政府的运 营更具可行性。这句话包括了深刻的 意义。孝道提供了将个人与国家连接 起来的统合性哲学的可能性，让中国 得以维持充满人间之爱的国家管理制度。

 

 

 

中央日报

“历届“首尔市长”共有多少名“

2016年 7月 11日

 

 

贝一明

 

前往曾是首尔特别市政府办公楼的首尔图书馆，可以感受到充满德国人气息的禁欲主义。日本殖民时期建成的这座建筑三楼设有一个展示上个世纪首尔市发展历程的小规模展览空间，墙上挂着历届首尔市长的照片和写着他们履历的介绍牌。根据展品介绍的内容，首届首尔市长是1946～1948年在任的 。此前的李范升虽然是第一个韩国人首尔市长，但当时的市政依然沿袭了以往的殖民体系，并未确立现代首尔市行政系统。

对于首尔人来说，提起首尔市长的数量，自然是从光复之后开始数起，而不会把殖民时代的18名首尔市长（京城府尹）计算在内。因为这些人都是奉行殖民压榨政策的日本人。

笔者认为，这样设置市长“万神殿”属于一个重大错误。事实上，第一任“首尔市长”是1395年担任汉城府判尹的成石璘。朝鲜王朝曾有过数百名“首尔市长”。在权限和任期年限上，汉城府判尹自然无法与首尔市长相比较，但他们都曾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拥有60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担任首长，有资格被人们铭记。

那么，这个剥夺了首尔市551年历史的决定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理呢？ 深刻的文化断层割裂了首尔的历史。现代首尔人很难从首尔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可。大部分巴黎人都会记得塞纳河上桥梁的名字，而能够列举出清溪川各座桥梁名字的首尔人却少之又少。以纪念物或风波中幸存建筑等形式存在的历史虽然围绕在我们身边，人们却很少真正关注这些历史痕迹。然而，这些历史可以为我们建设新首尔提供无尽的灵感。

首尔想要成为伦敦、新加坡、伦敦之类的城市，从而营造一种足以激发市民动力并充满灵感的文化。首尔站高价公园项目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体现了首尔想要成为其他城市的深刻执念。首尔市打算建造一个树木繁盛且充满艺术作品的公园。这个计划完全借鉴了曼哈顿的高线公园。此举固然可以得出一个令人有趣的结果，但计划却建立在完全进口的概念之上，而且由荷兰公司MARDV负责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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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今日亚洲

“智能手机发展原动力源于何处”

2016年 7月 25日  

贝一明

 

 

目前智能手机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令人咋舌。智能手机将人与人联系起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智能手机的经济价值，不能仅仅局限于低成本制造高价卖出所产生的利益上。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关注如何让智能手机为实现健康且具有生产性的社会做出贡献。

使用智能手机创造职位

首先，我们应该从智能手机制造方面下手，尽可能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与他人共事的机会。

目前，全世界智能手机的设计从根本上都如出一辙。只能通过中韩日以及其他亚洲地区的艺术家提供灵感，在设计手机的主画面或者图标。我们也许并不在乎，能否用中国或者韩国的传统所代表的汉文化为背景，设计智能手机的整体版面。一定有用户希望以唐朝或者百济王朝为主题来做设计。大家可能都觉得亚洲地区各个国家的手机编排和主设计只有足够欧西方化才会受欢迎，但现今情况却截然相反。

另外，亚洲有数百万年轻人使用智能手机。不过，从现代表情符号和APP的研发方式与这部分人的需求是脱节的。我们应该设立一个开放型的平台，让中国、日本、韩国的高中生直接参与，设计属于自己的图标，再向全世界做推广。针对大学生用户，应该采取开发比现有的Facebook等软件更完美的新型社交网络软件的战略。

就拿具有创新思维的年轻人来说吧。他们利用网络技术制作新的软件、图标和游戏等，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东亚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他们构建了充满活力的网络空间。因此可以看出，未来想象力将成为智能手机发展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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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求真: 哈佛博士论中美未来

贝一明

银河出版社

2016年 6月 13日

 

《跨海求真》作者贝一明教授从中国文化深邃的历史洞见其广阔的未来，他确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必将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代表。本书记录了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的求学经历，他对于教育的思考与担忧，他对于消费主义的批判，他对中国青年的忠告与激励，等等，贝教授不仅考虑问题周全，而且直指问题的本质。他相信中国青年将成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为此他提出了诸多诚恳的建议，可谓用心良苦，读来令人感动。

书中对他的求学经历有很好的叙述，简洁、平实、有趣而且动人，个人独特的感悟随处可见。贝教授对于独立思考、不惧权威、有主见的个人品格的培养，对于文学、艺术、哲学的重视以及它们给予人的基本价值的论述十分精彩。

贝教授认为：“成功的教育并非源于天赋或者标新立异的学习方法，而是来自于创造良好的环境，培养动机、不断刺激一个人的内部成长并激发他的学习欲望，最终达到带有策略地学习的目的。”

他认为教育的最佳方式是能够让一个人自发对自我要求更高。他说：“学生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师，教自己应该如何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被动学习是很糟糕的，而我通过自己的方法便得以避免被动学习。”

贝一明教授现任韩国庆熙大学国际学院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主讲国际关系文化论课程，致力于研究东亚文化和历史的关系。一般来说西方学者擅长逻辑与理性，擅长于欧几里得似的写作方式：从基本原理或基本观点出发演绎出整个高楼大厦。贝一明教授的写作更接近于论语那样直接适用于真实的民众生活的方式，仿佛坐而论道，闪烁着将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的智慧与良知，通俗易懂，同时又有论道的高度与深度，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诗性的灵感与气质，字字句句对普通民众、对人类的未来有着深沉的关切。

以下是贝一明教授《跨海求真》中少量摘录，足以让读者感受到他的真挚以及思想的力量：

我们的时间不够多了，我们需要就人类现状尽快构思出一种新的文明，而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就是打开这个新文明的钥匙。

我们的大脑会混淆“重要”和“真实”这两个概念，将他们颠倒。很多情况下，由于这种原因，我们所认知的都是主观的作用，而非客观事实。

亚洲不再代表一种在集体主义影响下大量移民到美国寻求成功的文化。美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亚洲文化中缺乏创新或独创性。对我来说，我从克里斯汀身上看到了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亚洲形象。

真正的解决方案来自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若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让孩子们有能力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去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图景、另一种可能性。

教育孩子的根本目标是怎样看待世界，怎样去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怎样提出更好的方法，而不仅是掌握片面的知识。

我认为真正有才能的人不是那些看书最多的人，也不是那些解数学题最快的人。真正优秀的人是对事物和历史发展有深刻见解的人。

中国梦可以成为一种全新的精神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中国悠久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传统上，建立在邻里互相关爱和睦相处的人文传统上，建立在以诚信道德为本的经商理念上，建立在保护环境避免浪费的自然观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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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评

豆瓣读书

 

 

中央日报

“韩国书店中贫瘠的中文原著书籍展区”

2016年 6月 30日

贝一明

 

 

上周笔者去了首尔光化门的一家大型书店，想看一下书店有多少政治、经济领域的中文原著。今年5月16日中国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日之后，中国从各个角度围绕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展开了一场激烈讨论。在以网络为基础的讨论之外，笔者需要查看一些更加具体的单行本文献。

该大型书店最近对外国书籍展厅进行了重新翻修。笔者在几个月前听说店里新设了中文原著展区，这是一个好消息。事实上，可以读懂中文书籍的韩国人不在少数，不少韩国人都对现代中国抱有很大兴趣，而且生活在首尔的中国人数量也在日益增多，除中国游客之外，交换学生和长期居留的中国人也为数不少。

但笔者在书店看到的情况却令人感到无语至极，简直是笔者见过最差的图书展区。书店的中文书展区隐藏在日文书展区的一个角落里，也没有任何写有“中文书展区”的标志，如果不向店员询问，根本就找不到中文书展区在哪里。

摆放中文书的书架板也只有区区七个，而且其中两个书架上都摆着中文学习辅导书。

其余五个书架上摆的也只是村上春树、JK罗琳等著名作家作品的中文译著、奥巴马总统的传记和中文版圣经等等，还有一些无名作家的入门书、实用书等等。

书架上没有一本中文小说，也没有任何近些年出版的关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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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父：路易斯.罗夫 Louis Rouff

 

这张照片里我的外祖父路易斯.罗夫正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这是1956年时，六个月大的我和父母一起拜访外祖父母时照的。我那个时候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甚至都不知道抱着我的这个陌生人是谁。当时我的外祖父身体也并不是很好，正在和失智症做斗争，这使得他也并不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不久就逝世了。直到我三十多岁成为教授时，我才开始想着要是能早前与他多说说话，更深入得了解他所做过的事情就好了。

我的母亲告诉我，虽然外祖父没有我那么高，但是我们长相却十分相似，而且性格也是。但是外祖父话并不多，可能是受到早前年代封闭而且正式的欧洲社会氛围的影响，家庭成员间的谈话是非常有限的。

路易斯.罗夫是个很有创造力的人，并且是一位政府官员。他对当代政治和政策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非常热爱文化。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尽管在他并没有在他的人生路里利用他的艺术才能。他对世界各个国家的幽默描述而在我们家族中人人皆知。他很爱和朋友以及家人开玩笑，但是他工作时很严肃，要是有机会的话他还会跳上一支滑稽的俄罗斯舞。

作为年轻人，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学生并且一直希望能获得更高的学位。他曾经有机会作为一个天主教会士继续学习，加入他们的系统并且到国外深造。但这意味着他无法组建自己的家庭，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卢森堡的学校接受有限的教育。

他的父亲在学校附近买了一片地，并且建了一个房子。建这个房子的花费巨大，因为我的曾祖父希望这个房子的一切都是最好，最高档的。我记得当时我的家人打算卖掉这房子时，我见过这个房子。有人给了我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而这只是这个房产的收集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路易斯和他的家人在这房子里生活了十年，他也尝试帮助家人偿还债务。最后他选择在政府税收部门找了一份稳定并且前途明朗的工作。一直到三十岁，他才遇到我的外祖母，并结为伉俪。

他亲生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动荡，温和党派相继在法国和德国倒台，一个国家由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党派掌权，另一个国家法西斯政权上台。卢森堡正处在德法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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