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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和平修正案议案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此情此景可谓美国历史上极具讽刺性的一幕：此时此刻，美国在战争癫狂症的泥沼中愈陷愈深，我们的政客和政府官员被痴迷于湮灭一切与无休止扩张的恶魔附身，虚假与伪善的触角紧紧缠绕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手脚；此时此刻，让华盛顿不把战争的相关话题挂在嘴边已成为不可能之事，整个美国正在向军事经济转型——一切重要决定都由军事承包商、私有化警察、监狱以及唯利是图的情报机构做出，而在幕后操纵一切的，是军事化私人股本公司。这真是兼具讽刺性与危险性的一幕：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中，偏偏是美国要向日本施压，逼迫其放弃在本国宪法中做出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承诺，进而以次要合作伙伴的身份加入我们，同我们一起大步迈向世界大战与核浩劫，自取灭亡。

我们面对的，是全方面的倒退。美国其实没有任何需要，更没有任何权力迫使日本放弃《和平宪法》、激发东京军事承包商深藏于心的发财欲。我们知道，某些日本人早已心痒难耐，正在寻找理由——他们要备战，要建立军事经济、摧毁日本的公民社会，从而让更多财富与权力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

这样做大错特错！急需一部《和平宪法》的，是美国；现在，马上，刻不容缓。

二战后，我们未能回归和平经济，一种受战争激发、由战争支撑的经济催生出制度与文化之癌。这种癌症已经转移、扩散至整个社会，以至于战争元素随处可见——从孩子们的玩具到退伍军人专用停车位，再到政客们抛给那些盲目服从国家的屠杀者们的溢美之词。

如今，我们需要一种制度、智识与精神上的承诺，创造这样的经济，这样的社会：在和平中诞生，致力于和平，身在其中的公民可以因自己为家庭、四邻、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做出的建设性经济贡献而受到褒奖。

我是毫不刻意地说出这番话来的，是作为一个数十年来一直在思考安全与冲突问题，并撰写相关文章的人说出这番话来的。然而真相必须被公布于世，我们距大清算已经时日无多。

也许有些人可以为沉迷于战争、破坏和无休止扩张的社会辩护，但我与他们背道而行。

战争之源并非几匹害群之马，也不是政治领袖的青涩幼稚。它是要求消费、鼓吹增长的经济体系的产物，因为战争是推动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最强动力——当然，直到一切沦为废墟为止。

战争是一种经济观念的产物。这种观念背离道德与人性，不作长远打算，只关注富豪们几周、几个月以内的回报。这种经济观念毫无慈悲可言，且视地球公民们的长期福祉为草芥。

这种由投机行为推动的赌场式经济导致了全国范围的生产过剩，令我们不得不把所有产品都裹上塑料包装，以保证利润向石油公司流动，同时为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只剩下了制造军用零件的工厂。没错，大多数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工厂已在由各大企业经营的“自由贸易”骗局中被迁至海外。

《日本宪法》

让我们来看一看《日本宪法》第九条。这一条款是于战后留存下来的；成为军事承包商手下奴隶的美国政客和官僚视其为眼中钉，在亚洲备战行动中牟取暴利的幕后银行家们当它是肉中刺。

第九条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和高薪安全顾问的战斗口号。前者渴望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后者则遍布全国，大力推广昂贵却无法起降的战斗机与无甚用处的导弹防御系统，却无视这样的事实：日本的粮食尚不能自给自足，水源正在被工厂与军事基地排放的化学物质渐渐污染，其核电站是坐等敌人攻击的标靶。

《日本宪法》第九条陈述如下：

“日本人民衷心谋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第九条所表达的志向与精神是无价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影响——即使后来它的本意惨遭稀释进而扭曲，最后随着日本的政策转变化作一纸空文：日本先是建立“自卫队”，随后在朝鲜战争期间将本国经济融入美国战时经济，最终陷入“集体安全”的错误观念。所谓的“集体安全”，不过是其为进行侵略性军事扩张与进入国际军火市场而张开的遮羞布。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九条也存在某些问题。

首先，条文暗示，日本应当放弃战争以实现“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这一理想化愿景，却没有像诺姆·乔姆斯基著名的论述所述，在我们面临“霸权与生存”之选的时代把放弃战争作为必选项。

此外，该条没有对为某一实际目标而放弃战争背后的逻辑作具体阐述，只是抽象地提及“正义”理想，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批评者们认为日本宪法过于理想化，甚至侵犯了日本的主权。

在未来关于日本安全政策的讨论中，解释日本对放弃使用战争一事的立场具有怎样的现实性和战略性，以及这一立场如何真真切切地符合日本民众与国际社会的长期利益将至关重要。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是，日本与美国民众要挑战美国安全政策的基本假设，否则该条款便表示出这种意味：日本是在享受《和平宪法》的同时受美国的保护。这样，美国的批评者们会将日本当作“搭便车”的一方，而日本则会抱怨本国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换而言之，美国与日本都要表达出促进和平的承诺。

此外，第九条使用“战争”与“国”二词时，仿佛把它们当作了静止不变、参数明确、不会随时间变化、发展的东西。

战争的本质不会变化，但发动战争的手段与战争主体都在不断演变。没错，如今枪支、坦克和战斗机仍频现战场，但现代战争已拓展至不同领域，可在多个层面上发生，时而有形，时而无形。媒体、娱乐平台与人工智能已被武器化，用于愚化、麻痹民众。实际上，它们的背后并非旨在令生活更为便利的技术，而是某种另类战争。

纳米技术被用来无影无形地摧毁人体机能或者改变环境。新型生物技术武器可以令受害者生病乃至丧失行动能力。电磁辐射、红外辐射以及许多其他新开发出来的、或者潜在的武器也是如此。

信息战同样被用于编造虚假叙事、迷惑民众，实行“分而治之”的战略。

第九条提及的狭义“战争”并未把上述战争纳入其中，尽管它们正在以比传统战争更具破坏性的形式进行。

此外，“国”的概念也已发生巨变，因此需要人们彻底重新定义“战争”一词。今天的战争不只在国与国之间进行，而且会发生在不同的族群、跨国企业以及阶级之间——尤其是阶级斗争更具愈演愈烈之势。当前，在幕后推动全球战争的，是超级富豪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阶级之战——一种超出第九条假设之情况的战争。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边无垠的崭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界只为小人物所设，国家只存在于电视、广播和联合国的活动中，战争背后的反人类决定实际由秘不见人、操纵世界各国政府的金融势力做出，而被推到我们眼前的，不过是一群在私人股本集团为工薪阶层组织的悲剧性搞笑外交秀中丢人现眼的可悲傀儡。

可悲的是，当前关于日本宪法第九条的讨论均围绕着如何删除它或者曲解它而展开，其目的是让日本转型成为可以发动战争、即将拥有世界上第三大军力的国家。

日本的定位是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崩溃、污染、信息战和阶级斗争等真正的安全威胁作为其安全策略的中心，而其他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可几乎无人提及第九条可以怎样使日本成为安全领域的领导者。

《美国安全宪法》

显然，美国需要一部和平宪法，而当前局势如此令人绝望，大家都对此闭口不提。

这里所说的“和平宪法”是指通过一条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九修正案，阐明美国“国家安全”的概念发生了何种彻底转变。

然而，宪法修正案并非魔法，无法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关于这一点，只需看看日常生活中，现行宪法有多么频繁地遭人忽视便可一目了然。

宪法及其修正案可以成为我们的方针与目标，可以指引我们阔步向前，让各位公民以促进和平、确保真正的人类安全为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根本要务，将银行家与超级富豪们为追逐利益而产生的纷争抛诸脑后。

《和平宪法》的先例

关于这一宪法修正案，我们必须承认，早有两个重要的体制先例。

第一个先例是美国和其他十五个国家于1928年8月27日签署的《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这一公约宣告缔约国不得将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呼吁各方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尽管这次旨在建立国际反侵略战争共识的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当前所急需的，关于促进和平、反对战争、以外交手段解决矛盾的先例。

另外一个，是俄亥俄州的丹尼斯·库钦奇于2001年7月11日向众议院提交的“建立和平部”众议院决议。显而易见，其目的是阻遏当时乔治·W.布什政府推动战争的动机。

库钦奇这一通过建立和平部，以原本用于备战的资源来促进国际和平的设想极具重要意义，值得我们在思考和平宪法对美国的具体政策影响时详加考虑。

现在，让我来为这一修正案拟出草案，作为一场严肃的、关于我们最好如何指引我们的国家进行转型的、道德化、科学化讨论的起点。我认为，一则修正案必须简明扼要，不就具体政策或者技术作过多详细的阐述。

《美国宪法》第二十九修正案

美国将把追求和平作为外交与国内政策的首要目标，把建立与维护和平经济模式作为第一要务，在该过程中于十年内将本国核武器削减至零，同时要求其他国家也实现核武器清零。

毫不迟疑地消除贫铀、地雷、集束炸弹、生物与纳米武器、电磁与红外武器等其他危险武器，终止信息战项目。美国将反对一切通过常规、核武或者心理、生物以及纳米技术手段发动战争的意图。

重组美国军队，使其以美国数百年内的长期安全为工作重心，放弃对武器和战争的短期痴迷，致力于防止环境、土地、水和空气遭到污染，阻止富豪权贵扩张权力，保护民众免遭技术的操控，保护信息免遭破坏，保护人类安全免受其他威胁。

美国人将只以透明、负责任的方式，为开展已有明确定义的多国活动被部署至国外，且此类部署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

让我们就应该如何具体充实该修正案，以及如何建立致力于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展开讨论。在债务、消费与压榨的黑马拉着由战争与消费主宰的噩梦逐渐向末日逼近之时，我们要用全新的国家将这一噩梦取而代之。

关于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的正式声明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2024年8月25日

现在，我毕恭毕敬地站在诸位面前。历史上众多前辈也曾如此，他们有的赫赫有名，有的则不为人知。我要同他们一样，在良知，在道义责任感的驱策之下突破自我，迎接阻挡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勇往直前，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为那些因疫苗致残，或者从事琐碎卑微的工作、贫困潦倒却无力发声之人谋求福利。

因此，我在此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以一个对富豪们不亏不欠、从未与主流媒体和投资银行签订任何秘密协议之人的身份。

我将全心全意地投入竞选——为美国人民的利益，为全世界民众的利益。我的宗旨只有一个：鞠躬尽瘁，为人民而非那一个个寡头、一只只寄生虫服务。

我们公民的宪法权利已经被私人金融集团践踏于脚下，被腐败政治的大棒锤击得面目全非。因此而生发的精神坏疽已将全部政府机构感染，进而蚀入我们文明的骨髓。

新一代富豪统治集团设法屠杀了协商民主制度，令各方面的“科学调查”徒有其名。他们自封为我们的主人，整日忙于向对他们俯首帖耳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记者们挥洒金钱。

美国民众们，我们应当光复美国的先进政治传统，充分认识我们宪法的巨大潜力，将托马斯·潘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索杰纳·特鲁斯、苏珊·B·安东尼、尤金·德布斯、亨利·华莱士、约翰·F·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曾经高高举起的自由平等之火传递下去。

我希冀——不，我决意要掀起一场运动，一场揭穿一个个弥天大谎的运动，为正义、为社会透明度而战，不留死角，让长久以来深受压迫的人们得到真正的机会。我们组织的，是一场终将取得胜利的运动，因为我们恪守道德原则，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屑于点头哈腰、收取黑钱。

我们不会接受由投资银行、政治咨询公司与全世界私人情报机构于十一月举行的、哗众取宠的伪选举。

我们要的，是一场公开公正，能让民众获取准确信息的合法大选。

我们说，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论男女。

我说，我们已经忍无可忍！

正如约翰·布朗于1859年所述，我也认为，奴隶制并非某一种制度，而是地主阶级与我们国家公民之间的战争，不论当时还是现在。

我说，一切到此为止！

1943年4月19日到5月16日，华沙犹太区起义的领袖们舍生取义。如今，我效仿他们，宣布即使挺身而出的勇者寥寥无几，我们也要坚决抵制法西斯政府及其灭绝政策，不惜任何代价，不论何时。

大规模封锁、愚蠢的口罩令、社交距离保持令与致命疫苗让我们猝不及防、深受创伤；我们因此而不知所措、麻木温驯。同时，这种创伤又被社交媒体、动作电影、游戏、色情作品与其他旨在愚化我们的刺激措施所强化。这一切自有其目的：保证社会上不会出现任何能够提供思想深刻、意义丰富的内容或者真正反对意见的团体。

在现如今这样的选举之中，我们是否有所选择？摆放在我们脚边的祭品，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2024年8月25日，我们站在这里，面前是在无异于堕落灵魂纵情狂欢的两党代表大会上筑起的、坚实无比的威权高墙。这堵墙告诉我们，告诉各位公民：他们容不得任何异见。

德国正式发出动员令的那天，正是8月25日；此后，1939年，该国入侵波兰，为历史上最为残酷可怕的战争揭开了序幕。而今天，我们在乌克兰，在黎巴嫩，正在目睹这一幕的重演。

这场政治竞选是一场骗局，仅此而已，与新冠疫情和9·11事件一样。此事人人皆知。

卡玛拉·哈里斯被誉为“民主党女王”，而该政党正是由华盛顿、特拉维夫和伦敦的私人情报机构和私募股权公司为娱乐与新闻网络、IT企业、政府承包商寄生虫与一小撮思想激进、异想天开的亿万富豪谋利而操纵管理的犯罪集团。

希望她喜欢戴着那顶塑料王冠的感觉。

民主党的任务是压迫美国人民，在温和面具的伪装下做企业权力铁拳的帮凶，最终为人民运动掘墓。

同样，唐纳德·特朗普被誉为“共和党之王”，而共和党也是充斥着富豪集团爪牙的犯罪团伙，只不过被纳入其中的军事承包商、石油与煤炭集团高层、房地产大亨、大型农业企业高管与对冲基金经理更多。

希望特朗普喜欢他的镀金王冠。

当然，这两位可悲的参选人都在努力将少许真相搅入他们的言辞，使自己的谎言更加顺耳。然而对于无休无止的战争，国家的秘密统治、9·11恐怖事件后国家对公民的监视，我们的本地经济惨遭摧毁，数百万人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展的新冠行动中惨死于致命疫苗，制药企业、摩萨德和军事/情报影子公司在德国、澳大利亚、中国、韩国等国家的行动等问题，他们却避而不谈。

至于量化宽松政策、新冠疫情救济、飙升的国防预算与其他市场刺激骗局催生出的三十万亿美元，与此相关的问题更是连问都不要问。这笔巨款被交给了投资银行，留给民众的，只有被各家报纸视作雷池的可怕通胀。

在遍地谎言之中，与上述二人似乎有所不同的小罗伯特·肯尼迪走到了人们面前。我们想，或许他能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能在众多随波逐流之人冲向崖边时力挽狂澜，指明另一条道路。

很可惜。罗伯特·肯尼迪未能履行承诺。他无法永远说真话，无法成为领袖。他本可以捍卫自己的立场。

十分遗憾，他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就这样，一名起义者沦为了为全球金融集团卖命的骡子。如今他们都在准备进入由富豪集团建起的镜子大厅，在美国分崩离析、被当作废品卖掉时掀起所谓的“令美国再度伟大”运动，欺骗我们。

肯尼迪和特朗普都吻过埃隆·马斯克的戒指，以示忠心，而马斯克是一名会利用AI令我们的大脑退化，进而毁灭人类的超人类主义者，是在新冠行动中起核心作用、实实在在的精神病患者。肯尼迪和特朗普都在接受马斯克的投喂。

该做个了断了！

肯尼迪先生在“河流守护者”环境保护运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更在儿童健康保护组织为抵制致命疫苗而战；我为此而对他怀有敬意。然而，他在大选中全然背弃了自己的初心。

他对以色列表示无条件支持，这同样表明权贵势力掌握了他多少把柄。出于尊重，我不再多说。

康奈尔·韦斯特和吉尔·斯泰因这两位参选人可以把加沙屠杀和跨国企业对政府的控制摆在桌面上谈，却在以色列成为私人股本公司、私人情报机构、全球IT企业的融合中心一事上保持缄默——这几方势力都曾大力推动新冠行动的开展。

我拥护和平，呼吁各国通力合作，以消除人类所面对的真正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崩溃、气候恶化、海洋与河流污染、人类智识因技术滥用而丧失，人类身体因致命疫苗的推广而毁坏，数百万年来我们赖以为生的动植物正在因转基因武器的使用而面临灭绝。

然而今天，我立于此地，握在手中的不是橄榄枝，而是利剑，一把将谎言、套路、幻想与真相、政策和现实劈斩分开的利剑，从而让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共和国摆脱那个充斥着假币、假信息、假药、假食品的影子帝国。

没错，同胞们，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9·11和新冠疫情不过是一场世界大战起“软化作用”的第一步。否认这一事实，便错过了重点，便是误导公众。策划、出资推动新冠行动，推广致命“疫苗”的制药企业、银行、信托基金和富豪的资产将被没收，用以补偿那些遭受苦难的民众。

我们抵制伪竞选，要求进行透明合法的选举。因此一场特殊选举势在必行。我们将在几周之后为美国举行这样一场选举。

此时此刻，参选人尝试为争取选票而从狡猾的富豪手中募资实在恶劣至极——不论是参选人还是正直的公民，都必须把“真实”二字放在首位。

我们要消除他们掀起战争的动机，让他们无法再启动战时经济和战时欺骗统治。他们通过一系列全球性秘密条约、情报分享协议、不负责任的军事演习、将政府命令与控制权外包给甲骨文、亚马逊、脸书、微软、谷歌等跨国IT企业来达成自己的邪恶目的——这些公司都有一只脚踩在以色列，上面都沾满了鲜血。

我们要关闭这些唯利是图的IT金融机构。它们只对那几个百亿富豪家庭忠心耿耿。

我们的前方只有一条路：一场运动，一场席卷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运动，为争取国际主义、抵制全球主义的运动，要求经济、社会与各个机构以民为本，尊重自然，以道德原则为动力，摒弃自恋主义和毒害民众的消费文化。

加入我们吧，就在今天，参加这场全国乃至全球运动——“不惧邪恶”，一场追求真理、行动与廉政的运动。

“不惧邪恶”将寻求科学真理，汇聚推动国家转型所需的精神勇气，超越以大型企业马首是瞻的腐败政党，步步为营，提防落入身份政治、种族意识形态和星巴克式“持左派思想，过右派人生”虚伪信条的隐秘陷阱。

我们不需要，也不渴望企业献金与腐败媒体在电视上的宣传。我们希望勇于承担责任的公民，尤其是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团队，将我们的声音传播给每一个社区，同时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开展这场运动，这场并非仅仅查漏补缺，而要翻天覆地的运动。

请加入我们，帮助我们重新设想我们国家的潜力。我们一往无前，无畏无惧，积极乐观。我们的目标不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而是“让美国伟大起来”。

或者，正如兰斯顿·修斯所说：

“死亡恶徒令这里遍体鳞伤、满目疮痍，

奸淫、贪腐、偷窃与谎言遍地。

我们，人民，要从中解救矿山、工厂与河流，

解救我们的土地。

解救山峦，解救平原——

解救这伟大的绿色国家之所覆及。

令美国再度成为她自己。”

我或许能够当选为总统，或许会在赤贫里终此一生——我无愧于此。又或许，我会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监狱、精神病院。某天或许会有人在某条河上发现我的浮尸。我落何遭遇，对于诸位来讲完全无关大局。

我要向你们承诺的是，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杰夫·贝佐斯、温莎家族、沙特家族、沃尔顿家族、科赫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以及其他植根于华盛顿、柏林、东京、莫斯科、伦敦和北京的技术暴君和生物法西斯主义者都将覆灭。

他们将会受到惩处，他们真正的罪行将为世人所共知。

我们不在意他们手下有多少政客、他们自称拥有几十亿的资产、以及他们豢养了多少名人与“权威人士”做宠物。

我们必须同和平的昔日之敌——商业与金融垄断、投机买卖、肆无忌惮的银行业、阶级对立、地方主义和战争投机行为抗争到底。

他们将美国政府视为自己私有物品的附属物。现在我们已然知晓，由勾结在一起的财团组织的政府与暴徒团伙建立的政府一样危险。在历史上，上述势力从未像今天一样，为击垮某位参选人而如此地团结一致。他们恨我，无一例外——而我对他们的仇恨扫榻相迎。

生物/纳米/信息技术轴心计划是否在对全人类发动全面战争，同时劝告众人：“关注加沙吧”？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旨在终结加沙屠杀的激烈战斗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令人热血沸腾。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UCLA等高校与学院的学生不顾学校管理层禁令，发起了抗议活动，对巴勒斯坦人表示支持。绿党候选人吉尔·斯泰因在一场抗议中被捕，非主流媒体告诉我们，反战运动正如野火一般迅速蔓延。近日国际法院又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以回应南非提出的种族灭绝指控。现在民主党面对着“拒绝拜登”的哗变，即将被迫重新考虑是否继续支持以色列袭击加沙，乃至接受“停火”。

人们情不自禁地兴高采烈起来：20世纪60年代越战时期的反战浪潮似乎再度高涨。他们甚至哼起了克罗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的那首老歌《俄亥俄州的四位逝者》。

然而，此情此景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头。针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刚刚发布，该总理便收到邀请，将于7月向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讲，很可能要对伊朗宣战。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其他主流媒体的微观报道助长了人们的反战情绪。它们详细地描述了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行径：摧毁一个个家庭，袭击一座座医院和市场，在边境口岸实施一场场暴行。

然而我们也应该记住，上述媒体同时对伊拉克无数人民遭受的屠戮只字不提——这些惨剧大多连一张记录照片都没有留下。它们浮于表面；即使美军在几场相关对外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少得离谱，它们也不发出任何质疑，同时对美军竟然没有被俘人员一事视而不见。抗议者从上述报纸与大多数非主流媒体引用的资料也从未提及美国在海地，在整个南美，在非洲发动的残酷特种作战，更不用说美国人在监狱中的可怕遭遇——他们被恶狗撕咬，遭受殴打、折磨、毒害与谋杀；与巴勒斯坦人如今身受的一切相比，其残酷程度不相上下。甚至大多数反战媒体都完全无视以色列军方，以及艾尔比特系统与迈高安全系统等情报承包商在这一场场恐怖秀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反对加沙大屠杀的学生们的叙事涉及到以色列士兵对巴勒斯坦人的残酷虐待，还指出前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满是种族主义与种族隔离思想。从狭义上讲，这一说法或许是正确的，但因其而生的讨论却将任何有关于国际阶级冲突（财富的极端集中如何使超级富豪们得以为用于向劳动人民施虐的实验提供资助——利用隔离墙逐渐分化巴勒斯坦、利用军队控制一切基础设施均属于此类实验）、资本（以色列已成为与谷歌、甲骨文和苹果等IT巨头联合的新一代私人股本集团的交换中心；这些企业正在使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将世界上的一切掌握于手中）与技术（通过卫星机器人和无人机实现的监视、社会控制、虚假信息宣传、追踪与情报融合技术是如何在以色列开发并被用于对付我们所有人的——巴勒斯坦人仅仅是我们之中的一部分）控制排除在外。

大家越是仔细观察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行动，越是会清晰地察觉他们并不是在为以色列民众采取某种策略或者政策。全世界包括美国因此而引发的、针对以色列的愤怒会将以色列民众推入险境，且严重压缩了他们选择的余地。其实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在竭力培养自己同反犹集团的关系。

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库尔特·图切勒与党卫军安全部门犹太人事务室的利波奥德·冯·米尔登斯坦的密切交往告诉我们，在犹太复国主义政治中，反犹主义对经商谋利大有助益。

对加沙的侵袭缓慢开展；尽管以色列游说者、情报人员和投资银行家对美国企业媒体大力钳制，但相关新闻还是在全世界散播开来。实际上，权贵集团希望美国人知晓以色列士兵有多么野蛮。我们不得不得出这一结论：当局有意让加沙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正如J.P摩根所说：“政治上的一切都有两个理由：一个好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这一现实却被种族灭绝问题的批评者们漠然置之。

抗议者与“实话实说之人”的三大禁忌

学生和积极参与这场反种族灭绝运动、对加沙屠杀加以报道的“独立”记者们满怀善意，因此被涂上了历史怀旧的荧光——所谓的“另类”候选人吉尔·斯泰因和康奈尔·维斯特也有此待遇（罗伯特·肯尼迪的大半身都已浸入加沙的血池）。

媒体向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这场运动与当时的反越战抗议行动类似。但如此类比难以摆脱故意误导之嫌。我们面对的，是集权主义统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20世纪30年代在法西斯主义推动下而诞生的悲剧即将重演。20世纪60、70年代，有反帝国主义运动在反越战浪潮中露头，但其局限性较大；现在与当时相比，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或许当权者是刻意而为之，混淆古今。

抗议者们发起的讨论中，令当前的加沙屠杀成为可能的三大事件不见踪影。尽管现实令人焦心，但加沙危机的真正源头没有得到解决意味着活动人士们无法理解以色列的制度性腐败是如何导致该国被彻底卷入一场全球性反人类战争的——这场战争由超级富豪指挥，没有国界或者族群上的限制。仅仅关注巴勒斯坦的种族仇恨问题无异于避重就轻。

首先，在关于以色列情报部门（以及美国、英国和沙特的情报机构）在实施与掩盖9·11事件的核心作用一事上，校园中只有沉默。9·11事件是一场大规模伪旗行动，其目的是将美国拖入难以计数的对外战争，在华盛顿建立秘密统治体系。这一体系如今仍然存在，且令美国政府高度支持以色列军队的屠杀暴行。

正是这一事件促使华盛顿与特拉维夫敷衍塞责的情报派系勾结在一起，导致了可怕后果；在这些派系的推动下，全球集权主义甚嚣尘上。倘若抗议者们对美国历史上的这一中心事件只字不提，那么他们或许并不像自称的那样勇敢无畏、开诚布公。

被抗议者们视为禁忌的另一话题，是全球制药与IT企业在新冠行动的策划与执行中的作用。与它们沆瀣一气的，是摩萨德、美国情报界、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署、私人股本集团、投资银行，以及它们在澳大利亚、德国、中国和韩国的秘密合作伙伴。以色列的企业和政府部门在促成相关合同、推动某些国家同辉瑞等公司签署秘密合约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令新冠恐怖统治成为现实。

没错。摩萨德和以色列国防军实施的最为危险、令数以百万计民众丧生、令数以千万计人民由疫苗致残的行动，抗议者们甚至提都没有提。《纽约时报》报道的配图中，哈佛大学的某些抗议者甚至带着新冠时期随处可见的口罩在怀德纳图书馆前摆姿势照相。

最后，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真实性质上，抗议者们的沉默简直震耳欲聋。这一令人悲哀的事实表明，抗议者们不过是在鹦鹉学舌，重述当局对这一重要事件的宣传话语。

抗议者们接受了这个站不住脚的观点：问题在于以色列对哈马斯10月7日大屠杀反应过度。然而铁证如山，证实整场袭击不过是由以色列情报派系与其在军事、工业和公民社会的同伙精心绘制出的一面伪旗——没错，甚至哈马斯的某些部门也参与其中，欲盖弥彰，为加沙行动提供充分理由。

此外，针对以色列民众的伪旗袭击有意以草率霸道的方式进行，其目的是通过逼迫民众接受他们明知虚假的观点来永久腐蚀政治话语。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于6月表示已同哈马斯进行何和谈，阐明进一步冲突的责任落在“他们”身上。然而这场以哈马斯傀儡政权为对象的和平谈判有名无实，只是推开了通往“爱丽丝梦游仙境”式后真相外交的大门。如果追求和平的人们必须接受幕后人士编造的、关于人质交换的虚幻故事才能参与任何政治辩论，那么同“哈马斯”进行讨论的全部目的就是令一切相关话语降格、沦为垃圾。

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残忍杀戮并不仅仅是奉行种族主义的士兵执行暴戾将军命令的后果，更是以色列政府对私人股本企业言听计从的自然结果。这些企业控制了以色列、美国、英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政府，意欲摧毁公民社会，逼迫民众接受一种别样的残酷政治生态——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开始。简单地将当前危机归咎于以色列的种族观念，便造就了一个智识困局；他们的目的是将心怀善意却懦弱胆怯的人关进贴满镜子的大厅，让各种政治活动陷入瘫痪乃至半途而废。

对加沙的短视关注不正是相当于地缘政治上的“把你的手抽出我的口袋”吗？一撮私人股本势力抓准时机，一面通过IT巨头承担政府的全部常规职能，从而夺取对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控制权，一面设法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准备再次掀起国际安全危机，让自己届时可以全身而退——难道不是这样？

以色列是超级富豪的得力助手。它时时刻刻甘愿扮演“坏警察”这一角色、献上乐意为任何人做脏活的私人情报公司与雇佣兵团。以色列也是一份大奖，因为它此刻成为了负面头条新闻的主角，将公众的目光从更大的恶行吸引到了它的身上。没错，以色列在宣传方面的作用之一，便是令犯下累累罪行、为所欲为的美国军队在相比之下显得没那么差劲。

知识分子的背叛

大家或许以为严峻危机当前，美国的知识分子会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将他们的罪恶公之于众。然而你们错了。

几乎所有以“反建制”和“反战”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人，都已经同恶魔签订了秘密契约。

他们将加沙危机轻描淡写，仅仅强调以色列这一民族国家对巴勒斯坦人有多么多么地不讲公道。

而幕后主使真正的意图却被这群功成名就的学者掩盖起来。

对方的真正意图，即将经济秘密军事化，把法院在受控条件下逐渐撤除，毁灭货币，通过跨国企业接管农业和水源，实现对分配环节和物流的武装垄断，通过国家安全局的保密指令秘密控制医院和高校，同时为全面掌控社会经济与政治活动做好其他准备。

这正是康奈尔·维斯特和克里斯·赫奇斯避而不谈的东西。

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将军、斯科特·里德等博学多识的公共知识分子展开了一种以加沙为中心的叙事。就其本身而言，他们的言论并没有出错。对于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他们给出的原因以及对该事件地缘政治影响的分析正确无误却并不完整，令人遗憾。在甲骨文、谷歌、亚马逊和微软意欲接管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而以色列为虎作伥、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雷池前，这些专家集体缄默。此外，关于以色列的私人情报机构如何与上述企业合作，以征服一个个国家，让皈依者得以通过几家不为人知的信托公司控制食品、药物、教育、新闻、水源和能源这一问题，专家们更是只字不提。这是一项全球性工程，而以色列起到了攻城锤的作用。

常春藤大学校园的辩论中，从未有人以杰夫·哈尔珀的深刻分析为基础展开论述，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杰夫·哈尔珀是一位经常在以色列和美国开展活动的学者，在“我们都在被巴勒斯坦化”一文中论证了以色列怎样充当了新型武器与社会控制系统的交易中心。这些武器和控制系统被出售给全世界任何愿意出资的政府与企业。

学生抗议者们也没有援引安东尼·洛温斯坦在《巴勒斯坦实验室：以色列是如何向全世界出口占领技术的》一书中的论述。本书描述了以色列维稳技术的商业化——从监视到法律手段，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企业和国家都曾购买、使用此类技术。这也是“接管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归根结底，巴勒斯坦人民基本与此战略毫无关联。

那些与巴勒斯坦民众同仇敌忾的人对萨义德·赛迪基的书《墙的世界：隔离屏障的结构、作用和有效性》同样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本书剖析了基于在被占领土上开发出的技术，利用墙、生物识别身份证和监视系统于各个社区建立战略性隔离是如何产生暴利的，以及相关企业是如何在竞标活动中夺得美墨边境隔离墙的建设合同，以及用于诸位当地的超市和发电厂的安保和监视技术合同的。

加沙四周的墙

由以色列的企业筑成的美墨边境墙

以色列的军事情报综合体已经完善了美国在越南的“火鸟计划”中开发的、用于严酷社会控制的技术，其基础源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正在加沙进行技术完善，但9·11事件与新冠疫情也对该项目有重要作用——将后两者排除在等式之外，无异于描绘单一维度的以色列，毫无意义。

请记住，本月月初，世卫组织会议为臭名昭著的大流行病条约通过了一则修正案，可恰恰就在几天之前，人们还在为战胜了全球主义者而欣喜若狂。当时，非主流媒体上这样的报道铺天盖地：在抗议者的努力之下，世卫组织控制全人类身体的计划受挫。6月3日，彼得·柯尼格在《全球研究》上发文宣称：“世卫组织的大流行病条约已死——至少目前如此”。然而这一切都是一场大骗局：就在那个时候，斯洛伐克总统罗伯特·菲科遇刺，险些身亡；各国领导人都被这一事件和其他公众人物受到的幕后威胁吓得三缄其口，默不做声。

现在，还是那几家非主流媒体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处境岌岌可危，反全球主义者在欧洲捷报频传。然而所谓的“保守派”新任领袖并未承诺针对跨国企业的恐怖统治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他们只是含糊其辞地发表了反疫苗声明，日后却将加倍增强保密力度，给予政府非同一般的战争权力，将政府职能私有化，为世界大战做好准备。

巨大的生物纳米信息技术战车正在冲向全人类，而以色列是它的引擎；生物监视技术与融入了先进纳米技术的新一代疫苗的相关产业欣欣向荣，而它们存在的目的，便是消灭所有地球公民。

上述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集火于内塔尼亚胡和拜登，但这群人从不承认这两位可悲的老人不过是大佬计划中的替罪羊。他们有意让两名早已度过壮年的老人留居高位，让他俩在政坛上丑态百出，被自己国家的民众憎恨，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赶下台。

内塔尼亚胡政府和拜登政府之所以如此不堪，是为了让实际操纵这场傀儡秀的咨询公司免于承担一切责任。

我们必须面对这一残酷的真相：部分说真话的人，还有塔克·卡森、斯科特·里特和拉力·约翰逊等言行受限、哗众取宠、自吹自擂之人慷慨陈词的内容不过是虚假叙事——由反建制言论稍加粉饰的那种。他们有意掩盖了最为严峻的威胁：超级富豪与全人类之间不可收拾的阶级之战。

“人性化”最终解决方案？

超级富豪们使出全身解数，动用了他们所有的傀儡，不论其持何种政治观点、肤色如何、信奉哪一宗教。我们要准备接受这一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由银行家们在欧洲和美国培养出来的法西斯政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民族国家、种族群体之间的争斗确实存在，加沙大屠杀也绝非做秀。此外，对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的镇压是对正当活动的攻击，是对全体公民的公然恐吓。同时，这些事件不过是一场大规模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斗争被有意强调，其背后是更为危险的转变。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两种战争。就进行方式而言，它们与20世纪40年代爆发的那两种一般无二。

今天，关于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的罪行的叙事无休无止地向我们灌输，让我们没有余地去深入思考以色列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该国是如何在IT企业、私人情报公司和雇佣兵集团策划、执行从上海到伊斯坦布尔，从伦敦到墨尔本，从首尔到芝加哥的大封锁行动时起到关键辅助作用的。

与此相似的是，二战时期，各家报纸的头条也在嚷嚷德国军队从东线入侵苏联，从南线与西线向英国与美国发起进攻，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然而就在那时，德国特工在中欧与东欧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发动了无声战争，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却对这套“人类终极解决方案”只字不提。

当时，尽管民众在国内进行了公开示威游行，难民向英国与美国政府提交的详细记录材料也能切实证明那场灾难确有发生，但罗斯福和丘吉尔仍然对德军的计划保持缄默。这一计划的内容是：在东欧和中欧杀害数千亿人——从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开始，紧接着便会轮到苏联战俘。更可怕的是，这场杀戮只是规模更为浩大的人口消灭行动的起点；一旦苏联被征服，该行动便会立即启动。

如今，亚马逊和谷歌通过使用疫苗、纳米武器和互联网开展反人类最终方案，从而为富豪们赚取了难以计数的财富——尤其是互联网，不仅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迷惑了人们的心智，还降低了其使用者的智力水平，起到了维稳的作用。历史上，IBM和福特汽车公司也深度参与了纳粹无形的反人类战争。倘若德国战胜，那么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变现的数千亿美元中，便会有一部分流入这两家公司。

如果说谷歌得到了国土安全局为强制推行新冠疫苗而提出的接触者追踪合同，那么IBM便是同党卫军签订了合约，让后者得以使用其穿孔卡计算机来追寻穿梭于欧洲各国首都和死亡集中营之间的德国秘密运牛车。就像苹果公司利用新冠生物医学统治催生出的廉价奴隶劳动力在泰国组装苹果手表一样，福特汽车也把死亡集中营中的奴隶赶上了组装线。

从1939年特别行动队指挥系统的建立，到1942年将已有的“多余人口”屠杀计划系统化的万湖会议，发生在欧洲的隐形战争虽然密不示人，却确有其事。现在，此时此刻，由摩萨德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某些派系及其在IT和制药产业的盟友协调稳妥的全球性种族毁灭系统正在一堵堵隐秘之墙后构筑。

20世纪40年代因道德和意识形态崩塌而大肆蔓延的茫然恐怖被奥斯维辛集中营入口处的标语彰显得淋漓尽致：“Arbeit macht frei”（工作让你自由）——被这条标语迎接的是，是下了火车、想要打工谋生却走入屠宰场的人们。

在当前的反人类战争中，被降智电子游戏、色情物品、Instagram的行为矫正项目和新一代疫苗带向屠宰场的年轻人看到的，是苹果公司不那么恐怖的广告语：“非同凡想”（Think different）。

乔治·奥威尔曾写道：“历史止步于1936年。”他的意思是，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述，在欧洲，“政治超越真理”，取得了彻底的、灾难性的胜利。奥威尔目睹了植根于现实的新闻业与知识分子话语的土崩瓦解。而如今，新冠政权打造出一张谎言之网，将知识分子如苍蝇一般困于其中，这一切与当时的情况并无两样。

奥威尔认为，是历史和真相之死令法西斯势力得以在1937年4月26日袭击格尔尼卡，令普通民众觉得可以接受，至少可以忍受俄罗斯遭受入侵、残酷的人类解决方案得以施行。是深刻的心理创伤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同样，加沙遭遇的种族灭绝行动不仅是信奉种族主义的非理性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发起的情感攻击，而且是其对道德准则与国际法的蔑视的战略宣示。1937年的格尔尼卡惨剧正在重演。德军可以在格尔尼卡使用日后即将用于侵袭波兰、对莫斯科发动作战的新型燃烧弹和俯冲式轰炸机，而加沙之战也具有相似的目的。

尽管我们觉得为了获利而消灭整个族群这一观念太过离谱，但这种“商业模式”其实并不新鲜。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种模式被用于南北美的土著身上，实施手段包括使用生物武器和旨在迷惑、分化抵抗力量的信息战。这一模式被比利时的金融利益集团应用于刚果、土耳其和东欧，在其他地方也被拿去试用。

“大以色列”计划不仅仅是将对特拉维夫的政治与领土控制拓展到耶路撒冷，到整个巴勒斯坦，再到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实际上，大以色列要扩张到这一区域之外，其目标包括由刁滑奸诈、时不时改换伪装的以色列IT公司控制上海和新奥尔良的电网，管理整个中东地区的发电厂安全系统、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安保软件（乃至发射密码）以及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数据库。

加沙大清洗或许残酷无比，但它并没有情感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它的背后仅仅是掠夺性金融技术体系的冰冷计算——以色列政府已经被该体系完全控制。这一体系对面向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捐款项目有所染指，同时正在参与设计该国各地的医疗中心、特许学校、基于AI的安全协议、新型监狱和矫正措施、军事基地和移民拘留设施，预备迎接不可示人、即将到来、此刻仍然藏在机密指令和保密协议后做最终准备的东西。

跟影子摔跤

Emanuel 贝一明

贝一明

第三次鸦片战争

疫情侵袭之本质

Emanuel Pastreich

贝一明

2022年 12月 23日

 如果有人难以理解新冠疫情的侵袭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的未来会有何种影响，那么他最好回顾一下历史：那个时候，西方列强，尤其是伦敦的金融势力也曾意欲接管中国的政治系统、控制中国经济，通过宣扬更为“优越”、“先进”的西方文化来贬低中国文化、削弱中国文化的权威性。

当时与现在一样，西方列强与中国统治阶级中的堕落、腐败分子沆瀣一气、蛇鼠一窝——后者认为，只要听从大英帝国的吩咐，四处散布虚言妄语、助其推行阴谋，自己便有利可图。

英国于1840年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目的是在东亚地区建立绝对统治地位、通过政治与文化侵略来剥夺中国的自主权；他们不仅要让中国人民一贫如洗，还要令中国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英国人使用了他们在印度施行过的策略：同地方贵族建立腐败关系，架空中央政府，从而借该国对大英帝国贸易系统的依赖破坏其经济自主性。

当时，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国家，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始终注重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与可持续的长期发展，这便意味着该国并不会轻易令英国得逞，被拖入由其控制的、错综复杂的、被其用于诱捕、摧毁其他国家的贸易与金融蛛网。中国不从英国进口商品，同时不通过英国的物流系统便可开展对外贸易，令英国的统治阶级忍无可忍。

英国人与中国腐败的地方士绅相勾结，将全然不同的铁路交通、邮政服务、金融银行、医药卫生等方面的理念灌输进去，同时暗示中国民众，中国要实现“进步”，就必然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给出的建议，有些是肺腑之言，有些则完全是为了替帝国主义文过饰非。

没错，1840年，英国的确在机械工程、武器研发、蒸汽动力应用等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虽说在1790年情况并非如此。英国进步迅速，并非由于英国人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在18、19世纪发动了多次战争，推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

英国人与其他殖民势力带入中国的技术大多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无关；其背后的野心，是令中国在技术、金融等领域对英国（以及法国和德国）日益依赖——这正是帝国主义的核心战略。

与此同时，“英国”一词也极具误导性。中国人倾向于把世界看作一个个国家、把中、美、俄的冲突等同于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这正是中国的媒体与大部分教育系统被全球企业精英操控所导致的。富豪们为了阻止民众了解是谁在主宰这个世界，已然斥资数十亿美元。

五十年以来，企业势力不择手段，将马克思主义分析尽悉剔除出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教材、媒体内容与政治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万能灵药，但它准确地将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确认为首要的政治经济问题，且针对阶级、资本、意识形态和技术的交集关系做出了确凿无误的论述。如今人们之所以对眼前的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对全球金融势力已向中国宣战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正是由于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缺失。

我们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科学地了解历史，便可摆脱“爱国主义”这一出自银行家之手的桎梏与肤浅理念。1840年，在林则徐等改革家为保护中国的政治主权和文化独立作出努力之后，入侵中国的，并非“英国”这个国家，而是英国的银行家。是伦敦的银行家们制定、实施了这一计划，将中国四分五裂，使其从最为强盛的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这一切早已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上演——它们也曾是繁荣昌盛之地。

有一个组织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英国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利用政府权威替银行谋取利益，只对最为富有的英国公民负责。东印度公司开发出一套完备的分析系统，用之以评估获得金融利益的几率、利用其它国家的弱点予以剥削。该公司的团队时刻待命，准备为银行谋求利益采取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同时还游说英国政客与其他权威人士对东印度公司可从中获益的军事行动表示赞成。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军情六处的前身。这一情报机构于1909年成立，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诞生于1947年）等所有打着政府的幌子为私人利益服务之组织的始祖。

1840年，中国不仅没有类似的组织，而且没有从内部渗透、毁灭其他国家的观念；因为中国从不是帝国主义游戏的参与者。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英国人为接管中国而制定的政策中，医药是一大重点。英国人将“先进的”西药带给中国，称自己发明的神奇药物几乎万能。他们引进的药物，有些的确十分珍贵，但大部分不过是极易让人成瘾的鸦片。他们施行这一策略，旨在令中国人难以摆脱鸦片，从而实现自己对中国的政治掌控。

这些“药物”带来的利润十分丰厚。鸦片消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破坏了他们的传统观念，让中国民众沦为了被动的消费者；同时如英国人所愿，冷漠无情、自恋自傲、只知享乐的统治阶级也随之而产生。

鸦片与西方消费文化对中国的侵蚀长达几十年之久。中国的经济独立性被逐渐削弱，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也被英方代理人（英国收买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渗透。中国人被书籍、杂志洗脑，都认为英国是更为先进、文明的国家。直到今天，中国民众的意识形态依然在遭受扭曲。

曾在伦敦留学的中国人告诉同胞，英国富庶强大，是因为其人民品德高尚、教育发达、科技进步。他们还说中国文化落后腐朽——即使在184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其实高于欧洲。

事实是，英国借以发展的财富并非由“更为聪明、勤奋”的英国人创造，而是来自于残酷的奴隶贸易和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当时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惨遭贩卖，供伦敦的银行家敛财；同时，英国还接管了印度、阿拉伯等国家，从而得以攫取它们的财产。然而，那些所谓的“教育者”却对真相避而不言。

“新冠行动”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新冠行动”——一场于2019年12月针对中国发起且延续至今、以“疫情”为伪装的全球性政变。我们要从方法、目的两个方面来考虑这场侵袭同鸦片战争有何异同。

与鸦片战争相比，新冠疫情的幕后玩家不同，当前中、英、美三国的政治格局与意识形态立场也有所差异。

然而，我们倘若仔细考察，便会发现鸦片战争与“新冠侵袭”惊人地相似。这些相似之处说明同样的地缘政治游戏正在上演——尽管此次冲突的危害性远远超过1840年的那一次，且全球都无法幸免。

我没有内部消息，无从得知201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且据我猜测，根本无人知晓这次“行动”有多少人参与其中。然而，我知道9.11等其他类似事件的诸多细节，因此我自认为可以就此次“疫情”解释一二。

2019年，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此为新冠之战的起点。美国通过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兰德公司等机构的机密研究就如何利用生物科技、纳米技术以及网络战在21世纪早期发动战争制定出了相关战略。

在这场网络战中，被入侵的不是电脑，而是民众的思想。由此一来，他们便无法独立思考，在心理与意识形态上对以自恋为中心的消费文化依赖至深。允许子女用智能手机观看卡通片的中国父母正在参与一场旨在令中国人降智、毁灭中国的巨大阴谋——他们的孩子会变得消极颓废、心神恍惚、冒失冲动。

这种形式的战争原本由美国策划，如今战火却已在贝莱德集团等跨国投资公司的命令之下蔓延至世界各地——贝莱德集团如今可直接操控诸多私人情报机构。此种作战方法用21世纪初最初流行于情报界的话来形容最为贴切：“用于静战的无声武器”（Silent weapons for quiet wars）。

一旦民众思维降级、对消费文化和人为制造的直接刺激上瘾，那些幕后势力便可通过二维码轻易实现地理围栏技术，从而阻断民众之间的互动，最终把民众困于家中，使之无法组织在一起、理解复杂的社会事件与意识形态理念，迷失在朦朦胧胧的恐惧与私欲之中。于是他们发起革命也就成为了不可能之事。

我们应当把新冠疫情视为一项行动的核心环节。这一行动由美中两国极为腐败的情报部门开展，而这些部门紧密合作，推行各种计划，其目的是创造一个人人都对亿万富豪（这样的富豪主要居住于美国，但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并非没有）唯命是从的奴隶社会。

对上述部门发号施令的，有私人情报公司，有世界经济论坛，有世界卫生组织等政府间机构（世卫组织便受控于盖茨基金会），有其他归冷血富豪所有的基金会，还有贝莱德集团等国际金融情报公司。

然而，灌输给级别较低的政府官员以及媒体和学术圈中的权威人士的，却是这样的观念：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新冷战一触即发。一方面，美国的反华宣传甚嚣尘上，另一方面，各种新冠防控措施限制了中美民众互动——他们双管齐下，只为破坏民众之间的积极对话。

事实是，美国和中国超级富豪中的一小撮关键人物正在这场新冠之战中为实现他们共同的邪恶目的同流合污。他们大肆炒作中美“新冷战”是为了混淆视听、确保无人知晓他们意欲何为。

参与武汉“新冠行动”的幕后势力对政府中的异己发起了猛烈冲击（也许有许多人因此而遭到暗杀或者降职），在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起自己的影子政府。这样的影子政府——影子帝国——完全服务于超级富豪的利益，以摧毁人们的生活为己任。他们为此专门精心制定了一套过程；他们以为只要按此流程行事，便无人察觉，因为这是一套潜移默化的过程，因为民众的智识早已被劣质教育和愚蠢的娱乐内容大幅削弱。

也许他们是通过私人情报公司和跨国投资银行的战略团队来开展行动的。随后，他们又通过负责在美国实施政策的私人承包商推行政策。这样一来，大家便会以为那些残酷的命令来自无情专横的政府，而了解幕后真相之人寥寥无几。

当然，他们在中国与美国所实施的策略有所不同，因为美国政府已被彻底私有化，而中国政府仍保留了政府的本质。尽管如此，其实如今中国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政府职能也已被跨国企业所接管。

“接管中国”这一战略的关键一环，是让私人公司来运营二维码、用于跟踪与控制民众的在线程序和地理围栏程序。如果有人问是谁制定了这些政策，是谁在管理这些数据，是谁在控制这些系统，答案必定只有一个：中国政府。中国百姓认为自己所遭遇的一切自有其合理性；而外国人则肆意抨击独裁政府、迁怒于共产主义，有些富裕的中国人甚至考虑移民。

但事实是，制定、实施这些政策的并非中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中某些已经被IT企业接管的部门。这些公司只对亿万富豪负责，完全不受中国政府规章制度的约束。

超级计算机的使用

跨国银行以及超级富豪的战略团队已经装设军用超级计算机，以制定计划接管中国，令其沦为由技术操控的奴隶国家，让极少数人能够使用AI、机器人和无人机肆意压迫乃至彻底清除所有民众。可悲的是，能够了解这一事实的中国人寥寥无几。

这些超级计算机遵循极为复杂的算法，能够按照精心预设的速度推动社会巨变；这一速度，快到足以令先知先觉者都猝不及防、无法对抗其他政策，又慢到让绝大多数民众都无知无觉，遑论组织起来抵制危险势头。

超级计算机使用的算法决定了哪些媒体源在何时捧出全新的新闻、戏剧以及商业广告，以改造中国不同群体（包括学术界人士、工人、商人以及小私营业主）的行为与思维模式。

讲求理性、参与性与科学的社会正在经年累月地被极权主义以及以冲动和放纵为特征的自恋文化所占据。他们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宛若秘鲁纳斯卡沙漠中的鸟形图案一般，只有从空中俯瞰才能掌握其全貌，地面上的人却对其一无所知。即使最为睿智的头脑也无法感知超级计算机是如何输出操纵模式，宣布新冠疫情爆发，采取封锁策略，限制人们的出行和经济活动，时而又放松相关政策的。政府并未参与这一过程。

几个月以来，人们在街道上设置了重重路障——据说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这些路障起初很低，但后来逐渐加高，把大街小巷、人行道以及建筑的入口逐一分隔拦挡。再后来，暂时性的隔断措施变成了永久性的政策；进出某地扫二维码的暂时性要求也渐渐被民众默许，即使此举并无科学依据。

大多数人都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些根本性的社会转变，因为他们受到了公共广播和广告的持续影响；而这些内容都已经过精心设计，其目的便是令民众消极被动、整日沉浸在不明所以的恐惧之中、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

这一战略实行之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并无先例，我们要在美国探根寻缘：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展的机密研究表明，个体及群体时而经历强烈的精神伤害，时而相对放松，其感知便会发生永久性的改变。

于是武汉、上海便遭遇了严厉封锁（即“强烈的精神伤害”），随后的政策稍微宽松下来，人们便有了喘息之机，但不等大家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下一次打击便轰然降临。

在个人与群体眼中，“正常”的定义也发生了改变，因为即使在可以喘息的时间里，人们依然在遭受创伤的困扰，因此，即使微不足道的政策改进也会让他们心存感激；他们已经无法想象三年前的社会是何模样。

中国民众在核酸检测点被人当作牲口对待。黑暗势力正在利用二维码和核酸检测来削弱中国公民的地位，令社会逐渐沦为监狱。目睹这一切，我们不禁会想起当年以色列在其所占领的巴基斯坦领土上采用的政策和措施。

以色列开发出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系统，用之以追查巴基斯坦人的行踪，同时还针对所有民众使用了地理围栏，不论其是何国籍。如今以色列正在将上述技术通过“黑立方”、NSO集团等顶级情报承包商出口海外。上述集团或许已与日本的IT分包商相勾结，在殖民中国政府、将中国社会转化为监狱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色列已通过秘密方式参与到诸多旨在掌握美国政策制定过程控制权的阴谋之中，其情报分包商已经完全掌控了俄克拉荷马、路易斯安纳等州以及其他国家。

人们出行受限、日常所需的网络服务无故中断、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系统中其他莫名其妙的故障并非偶然之事，而是众多超级计算机计算出来的结果。那些幕后势力就是要以此来慢慢驯化民众，让他们陷入恐惧和被动，滋生出消极、无助的情绪。

AI和超级计算机追踪、控制与引导世界全体民众的能力始终是媒体避而不言的话题。此外，位于美国国家安全局、亚马逊及谷歌在世界各地所设立之基地内的超级计算机，以及日本富岳超级计算机网络的用途也一直是不可提及的禁忌。简而言之，它们并非被用于推算新冠的治疗方式、破解宇宙之谜、开发全新产品——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这些超级计算机整合了世界所有人口的全部信息，只不过看似与全球主义战略无关的那几十亿人没有被它们纳入计算范畴。

全球500,000,000名可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知识话语和技术施加影响的上层人物的一切基本都已被对方掌握。

它们还把会对政治、舆论产生影响的，来自电子邮件、社会媒体、购物过程、人际互动以及社交、智力倾向和财务状况分析的全部信息积累起来，用之以进行预测分析，从而压制、操纵个体。

民众要接受信息的轰炸。各种看似被随即灌输给他们的信息，其实是由超级计算机以改变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为目的刻意分配出去的。在某些情况下，重大事故和灾难——包括但不限于暗杀（包括慢性毒害与其他事件）——也遭其利用。

这一不断校准的过程让民众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国家政治始终处于稳定状态，危机与进步交替并存。然而，事实是，社会正在迅速专制化，政府变成了服务于跨国企业利益的工具。

处于这场棋局一边的，是一小撮超级富豪。他们在民众面前不堪一击，但可以利用自己对意识形态、生产资料、物资分配和大众通信的控制权摧毁民众的反抗能力。

棋局另一边是全世界富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努力唤醒迷失在令人麻木的消费文化之中、昏昏欲睡的大众，努力将其他知识分子从自欺欺人和自恋的病态心理中挽救出来。

这场信息战依照以下主要指令而开展：以平和、谨慎的方式进行，这样便可让大众被封锁在家中之前，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无知无觉。机器人被慢慢地引入了人们的生活，它们面带微笑，说话柔声细气，这样民众便会接受它们，把它们视为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很少有人想到，这些机器人已事先被超级富豪植入程序，待超级计算机计算出的时机到来之时杀害数以十万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新冠之战与鸦片战争的相似之处

“新冠行动”是一场服务于超级富豪的利益、旨在摧毁中国民众思想和生活的全球性运动，而开展这一行动的，很可能是美国、以色列、英国的私人情报公司——如今这些公司还在中国开辟了战场。它们效力于富豪却伪装成政府部门，都是推动鸦片战争的幕后黑手——东印度公司的直系后裔。

1840年，东印度公司需要毁灭中国，因为后者拒绝融入其由帝国主义者控制的全球贸易系统，是唯一一个拥有可与西方传统相抗衡的发达文明的大国。

今天的“新冠行动”与昔日的鸦片战争在三个方面惊人地相似。

首先，幕后势力都通过诱使民众对某物上瘾来摧毁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他们利用烟瘾来磨灭中国人的心智；而在当时，鸦片只能从英国进口。

当时，英国人在中国民众中大肆吹嘘鸦片是可治百病的灵药，进行推销，从而让部分中国人染上了烟瘾。

如今，西方制药公司（还有效仿它们的中国企业）也在向中国推销可疑的“抗疫”药物，动用巨额预算将此类产品包装为“先进”西药，大做广告。这些药品中，许多都含有鸦片制品或人工鸦片制剂，这些物质与在鸦片战争中被用于腐蚀中国人的东西极为相似。此类西药具有成瘾性的不在少数，有的会影响情绪，还有的兼具上述两种副作用。

近来许多中国人闷闷不乐，因为他们已经暴露于颓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之下，但医生告诉他们，问题住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应当服用含有鸦片的药物来治病。

另一种与鸦片极为相似的事物是疫苗。现在，民众对新冠疫苗的依赖是强制性的——他们要过正常的生活，就必须接种疫苗。全球资本和超级富豪推出的强制疫苗令已得到世卫组织的背书与宣传，而该组织不过是比尔·盖茨和其他富豪的玩物。他们正在利用伪科学来侵害中国民众的健康、人为地强迫中国民众对疫苗成瘾。

西方跨国企业对成瘾物的炒作并不局限于药物。推广智能手机、电视、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令中国民众沉迷其中，也是他们预定战略的关键环节。他们一旦成功，跨国企业便可进一步对中国公民进行剥削。视频游戏、社交媒体、色情作品以及其他网络内容专为逐渐改造大脑功能，从而导致其对短时刺激（多巴胺释放）产生依赖、大脑注意力受到抑制而设计。由此而生的瘾头会使人的复杂三维思考能力和长期规划能力受到不良影响。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一连几个月都定时查阅微信和头条，便会渐渐地无法独立思考。从这一角度而言，社交媒体与鸦片简直一般无二。

他们的第二条战略，是通过宣扬虚假的西方文化来破坏中国文化的权威性与合理性。在某些人的口中，西方文化绝对更具魅力、更为权威，更广为接受，而中国文化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等帝国主义列强针对中国开展的文化战之所以取得成功，这一战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人称中国文明在本质上便腐朽落后。英国学者和传教士认为中国的文字——汉字、中国的家庭习俗、地方传统以及中国的哲学均属应被摒弃之物。

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满眼都是星巴克、阿迪达斯、香奈儿和路易威登的广告。这些广告中的模特有西方人（美国人）的样貌；他们挥金如土，住别墅，开豪车，冷酷无情，高高在上，吃法餐，喝意大利咖啡，被包装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与中国年轻人的榜样。这种破坏性广告的诞生之初衷并非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而是结构性地破坏中国文化的权威性，让更为低级、颓废的西方消费者文化得以在中国大行其道。

哪怕在1840年，中华文明也丝毫不逊于英法文明。即使在乾隆晚期、清朝走向没落的时代，中国文化也极具复杂性与可持续性；在治国理念的完备性方面，中国文化之优越更是西方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实际上，英国19世纪70年代的公务员制度正是仿照中国的同类制度而设立的。

中国所缺少的，是关于如何毁坏他国文明、接管其生产资料与意识形态结构的知识。英、法等国家已在非洲、南北美、印度、孟加拉国、中东和中亚将相关过程掌握得炉火纯青。

直到今天，它们依然在使用这种破坏文化的能力，依然在利用“现代化”神话来诱骗目标国的统治阶级。

回望当时，火车、电话、邮政系统和电灯的普及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的自治能力。忽然，外国专家或者接受过外国专家训导的中国人接管了政府决策过程的大部分环节。就这样，中国失去了对自己文化、教育系统和政府的控制权。

今天，与之相似的一幕正在上演：在线购物、地理围栏、二维码应用、5G通信等技术已在中国以“现代化”之名得到了普遍应用，但这些技术都处于幕后企业势力的掌控之下。这一过程令中国沦为了隐形技术帝国的殖民地。

19世纪40、50年代，伦敦的银行和东印度公司也发起过类似的侵袭。它们煽动中国民众质疑政府，称英国人更为进步、理性；它们还有意在中国寻衅滋事，却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当时的体制。

那个时候，东印度公司指责清政府在暗中对其实施打击，如今跨国企业又将自己营造出的极权主义噩梦推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都在等待迁居国外，因为他们认为当前压抑的环境之根源在中国内部。

然而，尽管有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腐败分子参与了这一罪恶的接管过程，但中国政府绝非罪恶势力本身。

媒体在全球金融势力的控制之下针对该问题给出的答案是：技术可以使人更加自由，而在中国民众眼中，西方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对方的目标十分明确：引诱、误导中国民众接受影子帝国主义势力的统治，即跨国企业的技术独裁统治。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侵蚀中国的第三步，是令中国彻底融入由英国人控制、且为伦敦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全球贸易、金融系统中去。明、清两朝，中国出于粮食安全、经济独立与保护地方经济方面的考虑，一直在战略性地避免大规模对外贸易。

英国人不仅同其他殖民势力一样，逼迫中国签订贸易协议，而且还在上海等城市培养了一批全新的中国知识分子，让这群人秉持这样的主张：参与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是让中国变得更为发达的唯一途径。

现在的情况与当时如出一辙——尽管在幕后操纵一切的，是全球投资银行、亿万富豪，现在又加上了中国的超级富翁。中国主要城市中的大批富人认为成为全球主义者的同盟便可分得一杯羹——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观念大错而特错。沃伦·巴菲特等吸血鬼一样的人物被中国媒体奉为了成功人士，中国的大学也不再引导学生就阶级斗争和全球金融经济进行切实分析，助长了绥靖性、误导性全球主义思潮的蔓延。

“东升西降”

此次对华侵袭的另一主要环节，是由吉姆·罗杰斯、约翰·桑顿等亿万富豪的代表和哈佛、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对中国极尽溢美之词。他们告诉中国人，中国在技术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将很快超越西方，华为、小米是最好的产品，中国是未来的希望。

尽管这些奉承话掺杂着一些事实，但其背后的用意可谓阴险。听闻此言的中国人认为，网络与智能手机是不可或缺之物，建设智能城市是必需之举；而实际上，此类创造会令民众更为消极颓废、沉溺于享乐，同时推高能源消耗——这一切离不开全球主义者主导的进口物流系统。

很多这样的技术非但无法让生活更为轻松，反而会束缚我们。促进经济无限增长是人们的理想目标——这一观点毫无科学依据，却被哈佛大学、世界银行的教授大肆宣扬。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因此而飙升，因生产过剩而导致的浪费问题也日益严重。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土地与海洋被人们抛弃的塑料所污染，是并非必需之物的汽车与飞机大量下线。

权威人士告诉中国人，中国需要全面实现自动化，要用机器人代替工人，要普及可破坏人类自主性的AI系统和令持续监控成为可能的人脸识别程序。他们告诉中国人，中国强大无比。然而真相是，这是一场与全人类为敌的技术之战，而中国人之所以被选中，成为了他们的早期目标，是因为中国在技术方面存在短板。

中国的全球主义者意图何在？

有些人认为，最终实施“新冠行动”的，是中国的亿万富豪，因为注射给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新冠疫苗比给中国人的更为致命，而且中国军队中有许多人并未注射疫苗。

并非没有此种可能；在目睹如此之多的美国富豪做出蠢行之后，我们更应全面考虑。然而伫立在我们面前的，更可能是一个复杂、多层级的复杂权力结构，而贝莱德、先锋等处于其顶层的全球投资企业是西方技术和资本的合流之处。

在中国的全球主义者心中，“成功”一词的定义十分狭隘：超级富豪统治了世界、主宰了全球的生产资料，便是成功的表现。他们想要最终控制宝贵的农田和美国的其他资源，认为自己比西方全球主义策略游戏中的西方玩家更为睿智。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其实与西方全球主义者同床异梦。双方都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愚化民众，培养民众的奴性，宣扬消费文化和自恋主义、以阻止人们开展严肃讨论，强制人们使用用于实现对生产资料、分配方式、交通、通信和意识形态全面监控的技术，等等。

然而，现在便断定中国全球主义者的最终目标——由少数中国北京的亿万富豪、而非华盛顿的富翁来控制世界——终将实现，未免为时过早。当前，意识形态系统中的冲突剧烈至极，因此中国必将出现有组织的抵抗。而中国1949年的革命传统尽管可能会被中国的全球主义者拿来做文章，但更可能轻易地逃出他们的掌控。

中国的亿万富豪已经准备好为实现自己的目标牺牲大多数中国民众，正在推行极端化的地理围栏、二维码追踪措施以及其他侮辱人格的政策。他们打算用机器人和无人机来替代中国人民，想要通过牺牲中国劳动阶层来建立自己的帝国，创造奴隶社会。

他们认为，世界经济论坛的自杀性指令在美国引发了经济与系统性崩溃，而一旦美国因此而一蹶不振，身在中国的他们便迎来了机会。

他们跟二战中的美国一样，也采取了“坐收渔翁之利”这一策略。当时，美国放任德国和苏联互相撕咬，而自己在战后获得了终极优势。

然而，技术的指数级进步会令此类战争把每一个人都拖入危机。一旦美俄之间的核战争应令打响，就无人能够保证超级富豪们依然能够掌控全局。

对于今时今日的中国百姓而言，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四十年以来，他们无法接触到任何关于阶级斗争和经济矛盾的分析思想，能够想到中国与美国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倘若狼狈为奸、共同实施阴谋，那么两国冲突加剧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的人，就算有，也寥寥无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苏联陷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毁灭性战争；与此同时，伦敦、柏林和巴黎的全球金融利益集团却串通一气，大发军火财。现在这一幕正在重新上演。

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却对现实视而不见的中国年轻人要么沉醉于“中国已无比强盛”这一神话，要么深信自己正在忍受中国政府的压迫，认为并非人人都必须戴口罩的美国才是政治自由的天堂。

寻找切实的解决之道

这场第三次鸦片战争的背后隐藏着超级富豪的终极计划：以中国为起点，逐渐让全世界的民众在金钱上依赖于全球银行，在食物与就业上依赖于各家跨国企业，无法轻易离开家门，任凭自动化技术把自己变为可有可无之物，最终被机器人和无人机清除干净。

面对这场以人类为敌的战争，我们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彻底放弃二战后新帝国主义者所提倡的、危险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打造以智慧、道德和可持续性作为言行之衡量标准、与金钱无关的文化。

我们倘若建立起一个把儒家、道家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的社会，届时便会找到答案。我正在迫切地等待中国针对当前的经济与思想形态矛盾做出解答。

然而超级富豪和他们在媒体中的鹰犬绝不会允许我们就此展开讨论。

我们听到的，只是中国在经济增长与技术发展方面比西方更为成功；无人考虑一味地推动经济、研发技术是否真正符合人类的长期利益。

这场危机唯一的解决之道（而非暂缓之法），是唤回中国传统中真正的可持续性文明，让全人类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也能共享福祉，阻止奴隶社会通过生物法西斯主义、技术独裁或种族灭绝而诞生。

现在中国尚未针对当前的危机做出反应。中国的制度对战争的依赖性较低，也不像西方制度那样嚣张、邪恶，但中国人也在奉行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对于在中国现代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某些谬见和矛盾，我们必须予以正视。

对于“新兴技术一定有利于人类”这一观念，中国人必须效仿他们身在19世纪、面对新技术提出合理质问的祖辈，予以质疑——当时的中国人担心西方技术会带来负面影响，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并非杞人忧天。

我们必须要求有关方面就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展开科学评估。

我们必须反思，从长远目光看来，经济增长和电子设备、汽车和混凝土摩天大楼随处可见的“现代生活”是否真的对中国有利。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正在为西方文明的糟粕大开方便之门。

将儒家与道家思想引入经济政治体系、致力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完全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们在其中既可以拥有先进的科学理念，又能享受卓越的医疗服务；公民居住在有机可持续低能耗乡村社区内，坚守着儒家、道家传统精华，勤奋务农，与自然和谐共生。

世界银行和谷歌绝不会向中国展现此类愿景。

最后，我们必须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某些内在局限性的同时避免将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具有积极意义的备选方案。

这样的严重错误，中国人在比对衡量之时一犯再犯。的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完全依赖于技术与金钱是人类的理想选择。这种愚蠢的观念在全球主义者的资助之下传播开来，引发了影响深远的误解。

我们需要以社会主义理念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它要能解决阶级问题，推翻全球金融势力的主导地位，终止富豪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对这一方案的实现过程至关重要——缺少了这一工具，如今的危机根本无法可解。

马克思主义可以做出的另一贡献是让人们秉持科学原则与科学、严谨的分析方法，着眼于现代科学，同时借鉴康德和黑格尔的认识论。“新冠行动”对人类构成了严峻威胁：医院和医学专家被阶级敌人收买、胁迫，为疫情，为伪科学和反科学政策背书；坚持科学方法反而等同于犯罪。抗疫理念绝非科学，更像是一种科学主义邪教教义，一种把统治阶级权威伪装成“科学”、阻止民众通过独立行动确认科学真相的错误观念。马克思主义为面对上述致命威胁的我们指明了一条坦途。

超级富豪们被中国在二十大上表现出来的潜力吓得魂飞魄散。尽管他们借之以控制中国人的全球化政策和技术拜物主义没有改变，但长期支持全球主义的李克强被剔除出了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位得到了肯定，这些都对全球主义者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虽说中国共产党存在不同层面上的腐败现象，但它仍保留了些许意识形态方面的抵抗力——这一优点是其他国家的政党所没有的。

中国与欧洲、日本和美国不同。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不会因为秘密暗杀和贿赂轻易消亡。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强势替代摧毁了人类文明的消费者文化和基于自恋主义的技术拜物主义。倘若中国在就当前经济和意识形态矛盾做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领导全球发起马克思主义运动，各个国家都会有大批民众予以响应。

美国的私人情报机构大肆宣扬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虚假分歧——前者支持民族多元化、包容文化差异，由谷歌、苹果等企业在背后支持；后者以特朗普和普京为代表（普京一心想要实现俄罗斯的新帝国主义愿景，十分排斥俄罗斯的革命传统）。

然而依我个人之浅见，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虽然自有其问题，但同时又是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而且它未经科学分析便接受了“增长”和“现代化”这两个极富资本主义色彩的概念，且把它们定为了社会目标。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物质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任务，其重要性要高于个体、家庭与群体的精神与道德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乃至对文明发展的千年规划。

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均主张上述观点，因此跨国企业才有了可乘之机，得以渗透、接管中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的合作社与其他社会主义机构。

可悲的是，即使在中国，经济正在渐渐被富豪所控制，各种运动受地理围栏所限，工人的权利不断受到侵蚀，但许多中国人仍因有同胞被送入太空、政府大举铺设桥梁与公路而满心自豪。他们丧失了革命性思考能力，无法思索是谁控制了生产资料以及为何如此、当前制度在接下来的五百年中是否能够存续、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道德、精神上的意义。

中国的解决之道，最终也是世界的解决之道。它应当把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传统定义的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精髓以及强调文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德治先例相结合。

倘若上述思想能够融合为强大的全新国际主义理念，倘若这一理念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观念中有问题的部分，革命性地调整毛泽东思想、使之能够应对现在的生态危机，那么中国必将如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我认为，这一适用于地方与全球范围的新冠危机解决之道，用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提法来概括最为贴切。

抗击全球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结束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观可在我们休养生息之时赋予地球诸多机会。如果地方组织有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可得到充分发展，最终定将取代千疮百孔的联合国。遗憾的是，联合国系统以民族国家的外交活动为基础，不解决阶级冲突，不代表世界人民，由全球金融势力主导。尽管有人曾提议建立建议一个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联合国，但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均拥护存在重大缺陷的现行系统，将上述建议拒于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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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背叛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2022.10.10

英语原文

https://vimeo.com/759427328

我曾有幸在耶鲁大学读本科，于哈佛大学攻读学士学位，也曾漫步于诸多哥特式建筑之间，踌躇满怀、立下壮志，更曾拜于出类拔萃的学者门下，学习哲思之道与万物之理——我在自己的教授生涯起步时，曾为这一切自豪不已。然而，如今那段过往已然沦为一场噩梦，一出闹剧。

我审视着学友与自己担任教授时的同僚，看这群才华横溢、富有洞见的男男女女在面对二十年来美国经历的可怕制度性衰落时作何反应。很不幸，尽管我对那段美好时光中他们深刻的见解与我们之间的亲切交流仍依依不舍，但同时又发现，身为知识分子、律师、医生、工程师、高管、教授和政府官员的他们竟然背弃了自己的同胞，将自己在知识殿堂中汲取的智慧埋葬在了虚伪与欺诈沤成的粪土之中。

诸位已经看到，他们已然将自己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之宗旨抛在了脑后。教育，既非人自吹自擂的资本，也非像游艇 赛马一样的玩物，更不是如某俱乐部秘钥一般的、跻身于某一阶层的敲门砖。不是！那些错误的想法完全是道德深度堕落结出的恶果。

能够接受教育的确是一种特权，但享有此特权的人，理应担负起绝对义务，服务于社会，为国家利益勇敢地挺身而出——最重要的是——替没有机会学习国家制度如何运作、掌握科技知识、了解外国的现状和古事。

毋庸置疑，你们得到了大多数人无法接触到的财富。你们得天独厚，可以利用这笔财富，利用它来造福于社会——尤其在危急关头，在危机爆发之时。

没错，危机时刻已经以无可阻挡之势降临。2000年大选之后，整个联邦政府便落入了各大跨国企业与少数富豪之手。我环顾四周，只见同僚与朋友都在若无其事地庸碌度日。他们将《纽约时报》上的虚言妄语当作信条，也把自己的特权抓得更紧。

随后，双子塔崩塌，“高塔”这一塔罗牌所描述的场景变为了现实，堪为脱胎于《启示录》的现代奇迹。换而言之，一场只要上过一学期物理课的高中生便可看穿的骗局，竟然瞒过了世人的眼睛。

这一次，我那些毕业于耶鲁和哈佛的同僚再次对真相避而不谈。他们频频在智库研讨会和电视上亮相，大肆散播相关的谎言，为无休无止的对外战争与财富流向富豪这一现象正名。

可悲，这不过是知识群体的背叛而已。

我知道，各位操纵爪牙的亿万富豪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然而，倘若知识分子，倘若拥有专业知识与精湛写作能力、对可行技能应用胸有成竹的栋梁之才没有站在建制派的一边，倘若他们大声问出了最为基本的问题——美国为何对阿富汗、伊朗、叙利亚等国家大举入侵，将手伸到了俄罗斯与中国的门口，那么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恶性循环就根本不会启动。

2020年1月，我再次于华府诧异万分地目睹了完全由人为捏造、无凭无由的新冠疫情将大众席卷其中。我知道，我的同僚都聪颖睿智，足以从一开始便看穿这场闹剧，而他们却兴致盎然、得意洋洋、眉飞色舞地参与其中，几乎无一例外。

具有医学背景的某几位甚至还为虎作伥。

我学识浅薄、能力有限，没有什么傲人的成就。然而我可以说，我当时便看出2000年大选、9·11袭击以及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之缘由均属伪造，且公开道明了其背后的罪恶。

我感觉这是美国受教育阶层应当担负的义务，从某种意义而言，也是我所接受的教育之宗旨所在。

那群同僚至今仍对我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我被解职、逐出美国等事绝口不提。即使在风气最好的圈子中，我，以及其他因为抵制新冠骗局而和我一样遭受不公之人的遭遇，也是绝对的禁忌话题。

要我说，亲爱的同僚们，我也有错。我做的还不够，尤其是没有团结起劳动人民，自以为是，误以为能够以一己之力促成变革。我因自己出身于常春藤盟校而自命不凡，深受其累，花费了二十年才得以重塑观念。

我在此向诸位坦白心迹、道歉悔过，同时立下誓愿，痛改前非。

现在，亲爱的同僚们，轮到你们了。请向自己，向周围的人认错，承认自己辜负了国家和身边未曾受过优质教育之人对你们的信任，不该在2000年大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与新冠疫情发生之时装傻充愣。

我们可以原谅你们犯下的错，但首先你们要摆正态度，以求得原谅。

我们正在等，等待你们的回答，等待你们的承诺，等待你们的行动。我们希望，在国家危亡之际，你们终将把学识用于正途。

民有、民享、民治的革命性美元

钱，并不神秘

第四部分

要阻止他们通过货币的秘密贬值、利用已经沦为富豪代理人的美联储和财政部来暗中接管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我们必须树立信心、鼓起勇气、提出对策，同时宣布基于超级富豪“公私合作关系”的货币政策不仅非法，而且邪恶至极。

富豪阶层会使用各种伎俩来愚弄我们，诱使我们接受他们精心打造的虚假偶像，哄骗我们为特洛伊木马一般的数字货币大开方便之门——正如我们曾经收迫接受新冠支付系统，从而不得不对违宪政府，对属于跨国私人股本公司的美国，对只为少数人受益而奉行机密宪法的美国依赖至深。

制造伪币、却将其称之为我们的货币，此举无异于制假——即使行此勾当的，是由西装革履的绅士开办、在华尔街设有豪华办公室的一家家公司。

哪怕有政府机构的轻薄幌子做遮掩，这一行为本身也足以构成逮捕涉事银行之股东（不仅是它们的CEO）、没收其资产的理由。

然而我们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抛开幻想，认清美国的现状。

在鼓足勇气、付诸行动之后，我们便会得出一个可悲的结论：美国的行政及立法部门已被彻底接管，通过游说和抗议来表达我们对银行金钱统治的不满并不足以引领我们走向解放。

不会。首先，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令其成为生产型（而非投机型）道义（而非剥削性）经济系统的基石。该经济系统要遵循宪法和自然法则，不受恶毒的美联储制约，为我们铺设一条远离前方奴隶制的全新道路。

我们必须发起革命性的货币变革。渐进式改良已不再可行。然而这场变革必须要以唤起民众的良知为原则，万万不可招引整日在我们门口狂吠的战祸之犬。

可实现美元革命性变革的五个简单步骤

1)

面向民众开展金钱教育

经济学是伪科学中最为腐败、因受刻意塑造而变得最为语焉不详的学科。一群“权威人士”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把亿万富豪对我们经济的有意破坏归结为科学。他们称恶性通胀与生产过剩再正常不过，无异于雨雪；他们表示提高、降低利率，送钱给跨国企业是普通民众疾苦的纾解之道。

我们的孩子从上小学时起便被可怕的谎言蒙蔽。学校告诉他们，未来的毁灭完全由不可抗力所导致，是暂时挫折的副产品；而实际上，撕毁他们的梦想恰恰是权贵阶层的明确目标。

我们抵抗行动的第一步，是教育民众，让他们知道经济的真正本质和运行原理。

我们必须走上大街，挨家挨户地以富有逻辑性、科学性的方式为他们耐心解释耸人听闻的报纸头条背后有何玄机。

无需超级富豪们提供给哈佛商学院和《经济学人》杂志的丰厚馈赠，行人们便可了解经济系统如何运作、金钱怎样为富豪而生，以及他们是如何为奴役我们而逼迫我们身陷债务的。

我们必须将数字货币、股市、金融衍生产品和其他骗局背后的真相告诉他们，让他们清楚这些人为炮制出的“增长指标”其实与我们的经济毫无关联。

我们必须让民众了解银行是怎样凭空印钱的，告知他们数字货币和加密货币不过是旨在引诱他们向无情人工智能交出自己最后几缕所有权的陷阱。

民众必须明白，数字货币根本不是钱，而是不负责任的势力为他们打的白条，对方可以随时因“行为不当”等理由或者无缘无故地将其作废。

他们必须懂得，数字货币的价值完全由归跨国企业所有的计算机银行决定。换而言之，这种“货币”无异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打击受跨国银行所控的法定货币，推出革命性美元

美元系统一旦崩溃，我们——蓝领、白领，男人、女人。黑人、白人，有可能也会受到拖累，然而主流媒体还在煽动种族和身份冲突，妄图挑拨离间、让我们自相残杀。

正如其他国家必须摆脱由美元主导的经济系统一样，美国的民众也要宣布抛弃这条由银行家驾驶的泰坦尼克巨轮。

我们要以《独立宣言》和宪法为剑，为盾，勇敢地坚持立场，维护公民与联邦政府的真正关系，主张只有我们，只有人民才有权通过国会——在言行上对我们负责的国会——发行货币。

我们要主张美元的价值必须以符合宪法、透明负责的方式决定。

倘若我们的钱与上述条件不符——事实业已如此，那么它便绝非货币，不过是印刷精美的纸片。

我们要坚持这一观点：新兴数字货币以及由美联储发行、受跨国银行控制的法定货币——美元在本质上便是违宪、非法的，是组成犯罪之物，这一点不言自明。

我们要拒绝使用它们进行经济交易，准许民众将所谓的“法定货币”大规模兑换成我们的革命性美元，届时这一政策将基于我们国家劳动人民的切实需要、而非货币贩子和投机者的贪欲而推行。

“革命性美元”将为负责透明的货币体系提供支持，而这一体系的基石并非强迫性债务、武力威胁和网络空间中虚无缥缈的数字，而是真正的价值。

诸位没有听错。革命性美元将会成为一种民主货币，根据宪法直接面向民众发行。

这一全新的民主货币在本质上是地方性的，但其所涵盖的国内与国际交易体系是透明的、经得起检验的，完全独立于那群赌徒和骗子所开设赌场。

上述独立经济体系将以各位民众具体的贡献为基础，彻底取代腐朽的、旨在将我们拖入奴隶制泥潭的全球主义经济体制。

3)

为革命性美元建立价值

革命性美元将立足于地方民众之间的信用协议；涉及到具体商品和服务时，其价值也由此类协议决定。革命性美元将通过透明、负责任、民主的银行体系流通；银行则首先由地方社区的成员以合作社形式经营。

然而，比建立自由、民主的美元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帮助民众降低其对金钱的依赖，鼓励民众在社区内自给自足，开展物物交换与合作。

陌生人成为四邻之后，诸位便会发现，许多经济需求都有了神奇的解决之法。这是因为诸位现在对街坊邻居一无所知，对街上擦肩而过的路人并不信任，跟自己的子女也日渐疏远，因此不论做什么都离不开钱。这绝非偶然，本来就是他们的阴谋。

革命性美元将使真正的市场经济拥有立足之地。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货币通过参与性讨论与某种实物及服务的定价挂钩——可能是诸位菜园中长出的三千克番茄，可能是两个小时的育儿服务，可能是修理水槽，也可能是每日一次、持续一个月的遛狗。

换而言之，此种货币将实现金钱原始功能的回归：分享型社会借之以推行透明物物交换系统的标志物；在这一系统中，我们不必求助于跨国企业或银行便可满足大部分需求。

我们可以以邻里和家人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管理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允许我们根据地方经济体中的民众需求来决定货币价值的有机系统。

钱将与商品、服务、物品以及其他有形、无形的实际事物通过参与式过程挂钩；定价在民众的讨论之中完成，各类市场依据民间的真实需求建立。

这一通过民众公开讨论来确定物品和服务之价值的过程将令“政治”一词回归其本来的意义，届时它将与现在日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拉斯维加斯低俗脱衣秀毫无关联。

在革命性的美元体系之内，食物、工具、住房、交通、能源等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与服务，以及严谨科学、道德教育、深度智力参与等人类文明的基础元素，还有哲学、美学、灵修等人性的构造活动，都会被人们赋予价值。

在这样的民主经济之中，革命性美元与富豪们非法获得的数字财富、以及他们及其走狗通过贩毒积累的钱财、乃至如今破产的法定货币所标定的金额毫无关联。超级富豪们不论为他们在亚马逊或者谷歌超级计算机中的数字加上多少个“零”、给自己的身价添多少个亿，都无济于事。

革命性美元还将克服通货膨胀这一难题。此外，届时没有任何个人、家族或特权阶级可以游离于基本社会正义之外，垄断货币、商品或其他资产。

同样，民众现有的法定美元债务也不会转化为革命性美元。不论从何种意义来讲，革命性美元都是造福之物。

4)

建立民享地方银行

法定美元堪比得到联邦政府权威支持的伪币，已经沦为富豪们借之以从普通民众手中收购资产的工具。他们的阴谋之所以得逞，是因为商业媒体为这种“钱”赋予了名不副实的合法性，因为这样的美元不再由贵金属支撑，因为不再有地方银行可以根据地方民众的实际存款额发放具有实际意义的贷款、与国际银行分庭抗礼。

我们必须建立遵守章程、以合作社方式运营的银行。我们的银行要致力于针对地方社区开展大力投资，同时根据其所拥有的存款来发放贷款；而到那时，我们的货币已与实物、切实劳动与真正的实体机构挂钩。

银行贷给普通民众的，是真正的钱，必须用于开展生产性、助人性活动。

银行必须关注地方，必须关注社区福祉，关注环境和国家的未来。

长期（30年期）低息贷款和小额贷款将使民众得以购买当地人手工制造的、30年不坏的高质量鞋子，或者可使用100年的桌子；让大家在这些物品上的支出比劣质进口鞋和沃尔玛等罪恶经销商出售的纤维板桌子的要价还低。

5)

建立民享全球货币体系

最后，我们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全新的国际性——而非全球性——金融与贸易体系，让民众能够开展建设性的健康经济互动。此类活动以地方社区为起点，而后将扩展至全国，最终涵盖其他国家的民众（而非企业）。

该金融与货币体系的任一环节都不会被跨国物流与航运公司、大型商超和零售公司所控。华尔街，黑石、先锋领航等金融垄断集团，以及沙特和温莎、沃尔顿、罗斯柴尔德、科赫、玛氏等隐身其后的家族都会被挡在门外。

覆盖全球的、以民为本的健康金融与贸易体系，需要透明可靠、全球主义者无法触及的货币作为支撑。

我们将彻底规避全球主义者的毒恶经济体系。

我们可悲的经济状况

银行家及其身在财政部的伙伴正在夜以继日地为推迟经济泡沫破裂的时间而忙碌。那一刻终将到来，而他们将会不择手段，哪怕毁掉我们的国家也在所不惜。美国恰如马科斯兄弟的电影《向西行！》中的列车，车厢都被劈碎，给机车发动机提供燃料，留下一地残骸。

目前让美国这艘船勉强浮起的，只有毫无价值的货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创造没有价值的货币已成为一种文明的恐怖自戕仪式。

他们必须利用人们对战争、对疫情的恐惧来转移大众的注意力，让其对经济、文化遭受了怎样的巨大破坏毫不知情。

荣·保罗等真正的保守人士对这一罪行的抨击已经被唐纳德·特朗普等由银行捧出的冒牌保守派之虚言所代替。

早些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针对市场与全球金融界提出的尖锐批评也已被所谓“左派”就性别与种族问题发表的长篇大论所取代。

够了！五十年以来，联邦债务已增加75倍，从4,000亿美元飙升至30万亿美元，让诸位手中的钱变得几乎一文不值。精英阶层愈发富有，民众却陷入了贫困。

没错。这一勾当肮脏不堪、邪恶无比，毒害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这个国家如今只剩下一具尸体，起码需要一场体面的葬礼。

肯定实体经济，打击虚假经济

个人道德、地方社区的需求、透明度与问责制、地方银行与地方财政——如今这些概念已经与徒有其名的媒体大肆宣扬的金钱观念格格不入。

我们无法用由私人跨国银行印制、规管、控制的美元来付费解决这一问题。

请记住，某种货币的衰落同个人道德的堕落以及地方、国家层面上公民意识之凋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完全可以拥有健康的食品、饮用水、优质工具与家具、宜居住房、良好的教育，以及深刻的智力、文化和精神体验，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以货币为媒介的等价交换来实现这一愿景，但金钱本身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古人说“钱乃万恶之源”自有其道理。

民众之间的信任恰如骨架，革命性美元犹如肌肉一般，附着于其上。而革命性美元又将成为独立、道义经济体系基础。

我们的民众不能再为抚养子女而被迫潜入不道德的吸血经济体系中赚脏钱。这样的矛盾，这样的可憎之事，必须予以摒除。

请记住，与我们相对抗的，是技术法西斯全球体系；他们正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法定货币和数字货币来创造虚假价值，妄图借此来战胜我们、压垮我们。

这一全球体系使用超级计算机推算出来的算法，同时对诸多权威人士大行贿赂，让其哄骗我们相信他们的行为完全合法。

然而我们终将胜利。因为我们货币的价值，我们的革命性美元，将植根于人们的互动，植根于实际价值之中。

革命性美元有宪法做支撑，有民众之间的具体经济交易做支持，可以让我们理直气壮地说，虽然比尔·盖茨等亿万富豪用美联储按其需求印出的钞票在蒙大拿或者明尼苏达大肆收购农田，但从各种意义来讲，他们并不对那里的土地拥有所有权，而且他们的法定货币与数字货币根本没有价值。

此外，请注意！推广有毒疫苗属于金融犯罪，根据这一罪名而没收相关罪犯的所有资产完全合理合法。

换而言之，我们的革命性美元将成为刺穿僵尸经济心脏的木桩，成为斩落吸血鬼市场之头颅的利剑，成为摧毁华尔街钱贩子所建立之腐朽赌场的银槌。

待他们走到穷途末路，他们的钱无异于废纸，他们的资产急速蒸发——等到了那一天，他们该何去何从？这并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属于它的公民。我们的河流与土地、山峦与海洋绝不可成为某人的专属之物。它们永远是我们所珍惜的共同遗产；即使在寄生虫一般的富豪们安睡在豪华坟墓中的多年以后，它们也应不损分毫。

（“钱，并不神秘”这一标题借鉴自查尔斯·E.考夫林于1934年12月30日所发表的同名著名演讲）

数字货币：引领我们沿着享乐之路走向奴隶制之手

钱，并不神秘

第三部分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在美国，价值观、工艺、艺术、文学——最重要的是，知识探索精神方面的堕落——导致我们面前只剩下了一片废土。在这里，只有金钱才是有知有觉的野兽，喝令所有人对其顶礼膜拜的野兽。

与这种可怕的变化相伴而行的，是经济的空心化。我们的经济重心已从农业转移至制造业。这样的变革发生之前，劳动力、产品、道德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相当明确；而如今，生产活动已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隔绝，且被全球资本垄断。取代农业经济之地位的，还有由计算机从中协调的消费经济和服务经济，各种在线平台应运而生，而躲在幕后对其加以控制的，是不负责任的跨国技术垄断巨头。

现在，在天使陨落的最后阶段，他们极力怂恿我们为人力被机器人、无人机和AI系统替代而欢呼雀跃、将此视为社会进步的象征。其实在这样的另类经济中，民众并无立足之地；为了养家糊口，我们只能在远离家庭和四邻的地方庸庸碌碌，用赚得的血汗钱购买由跨国企业零售的商品。

家庭农场被工厂化农场所取代，地方制造业被以中国、泰国为源头的进口所替代，地方企业被由私募股权公司所资助的庞大网点、以“效率”“自由贸易”为名义无情地消灭，一家家银行以胜利之姿挺立在美国残留的废墟之上——这一切发生之刻，就是他们再度推行奴隶制、粉碎我们残存的自我之时。只不过，他们还会为新生奴隶制穿上“时尚”“安全”“身份意识”等华丽的外衣。法西斯主义将通过Iphone下载、脸书帖文等形式降临美国。

各家主流媒体不厌其烦地反复宣讲连篇谎话：技术进步带来的，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从上小学时起，倒霉的学生们便被学校灌输这样的观念：金钱至上，占有新技术和竞争力是拥有光明未来的必要前提。

人类体验的各方各面都已被外包给亚马逊、沃尔玛、谷歌、微软、脸书、迪士尼等跨国企业。它们这些组织像政府一样大权在握，却不必遵守宪法；它们将资产置于海外，而我们却失去了辨识真相的能力。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视而不见、麻木不仁。

私人银行在克林顿、布什、特朗普和拜登几位总统的掩护之下操纵着局势。它们带给我们的，的确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经济是否稳健由股市走向来决定，而股市泡沫正在因利用量化宽松举措产出之伪币而实现的股票回购而日益堆高。

出于养老方面的考虑，民众不得不将自己的钱投入这场庞氏骗局。主流媒体诱骗大家相信美联储印出的冒牌货币堪比真金白银，农田、自然资产、高校、研究机构，乃至疾控中心等政府机构真的归国民所有——而实际上，它们都已被超级富豪用出自美联储的伪币买下。

在他们强推给工薪阶层的一应邪恶之物中，以期货、期权、掉期交易等金融衍生品最让人不齿。这些衍生品构成了一个特殊体系，令跨国投资银行可以利用由IT专家炮制出的“米老鼠游戏”享有其不曾拥有之商品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来自衍生品的、数以万亿计的利润同现实世界毫无关联，完全是由亿万富豪阶层通过掌握信息凭空创造的。

另一只怪兽是加密电子货币。其他形式的数字货币也在腐臭不堪的贪婪和欺诈之海的底部爬行，寻找着不谙世道之人和十足的傻瓜。上述代币遵循的是现代经济学鼻祖P.T.巴纳姆的基本思想：“每天都有笨蛋降生。”

他们称加密电子货币比行将就木的美元更加稳定，将其推广开来。然而决定比特币和以太坊价值的指标都操纵在对小人亦步亦趋的银行家手中。除非各股幕后势力在9·11金融灾难中飞灰湮灭，否则现状永远不会改变。

最终审判之日并不遥远。我们已有数万亿美元的钱款在质化宽松政策下流入超级富豪的腰包，被他们投入被人操纵的股市与债券市场。当然，2020年新冠危机爆发时政府的荒唐支出也有几万亿美元之多。

至于这笔钱的最终归宿，我们不得而知。

原因何在？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情报组织（如今已与营利企业相类似）的职能已经大为拓展。它们渐渐与国际投资银行和私募股权公司融为一体，宛若一只紧紧抓住地球、被贪婪和欺诈浸染得墨黑的章鱼。这些组织以前听从高盛集团的指挥，现在唯黑石及其盟友的马首是瞻。这些财团唤作何名无关紧要，总之我们可以确定，这只章鱼的触手已经勒住了各地地方经济的脖子。

而最粗的那根缠住了国会大厦，缠住了美国国会。

有何后果？财政与货币政策被列为机密，向公众披露全球资本的罪恶成为了犯罪之举。国会通过了所谓的“秘密法”，该法案具有联邦法规的效力，却不能向民众公开。

我十分乐意通过具体的事例向诸位解释这一过程，阐述黑石集团、沙特与温莎家族、私募股权公司与超级富豪藏身其后的实体企业是如何利用“保密”和“绝密”机制来隐瞒自己的盗窃之举的——他们偷走的，正是诸位的钱。然而，我要是这样做，便会身陷囹圄，这篇演讲也会戛然而止。

僵尸变成了吸血鬼

数字货币以我们为猎物，从墓中伸出了湿冷的手

现在他们已经成功地用幼稚的娱乐信息和以自恋冲动为驱动力的文化将我们洗脑降智，让我们始终漫无目的、心不在焉、愚昧无知。他们推出货币终极化身的时刻已经到来，吸血鬼终将吸干我们的价值，让我们在身心两方面都一贫如洗。

我所指的，是CBDC（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我们绝不能坐视美国的工薪阶层被钉死在“1”与“0”的十字架上。

因为——CBDC显然是在美元衰落的最后阶段问世的。

拜登总统发布了一项名为《确保负责任地发展数字资产》的行政命令——不是法律。这项名不副实的命令将相关资产移交到了银行家的手中。

众所皆知，哪怕在腐败的国会中，旨在创造数字货币的法律也不可能获得通过。只有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拜登才可一试，为此夺权之举披上合法的外衣。

这种数字货币会把诸位的存款从银行转移至美联储，交给房利美、房地美等怪兽挥霍，令其最终与我们所知之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脱钩。

亿万富豪们必须趁有组织的抵抗无法形成之时迅速推行数字货币；至于他们阵营之外的民众，他们必须剥夺其对自己财产、劳动力、思维乃至身体的所有权，必须终止其在出行、交流方面的权利，这样富豪们便可以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数字货币还将与碳信用体系挂钩。如此一来，世界经济论坛，而非富有道德、科学信誉的组织，便可伸出无形之手，决定诸位可以购买何物。

如今的美联储不过是一所附属机构，而控制它的，是业已包围地球的金融势力。数字货币得到推广之后，它便可以使诸位来不及找律师、提出上诉就无钱可花、冻结诸位名下的钱财，而为虎作伥的，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跨国IT情报公司。

届时诸位连就自己的钱款或所有物惨遭没收一事提出异议的权利都没有。并不会有人性化的宪法体制保证诸位的诉求被转至法官之手——到那个时候，一切都会交给态度亲切却冰冷无情的AI系统来处理。

化作富豪手中玩物的联合王国可能会以“保障可持续发展”之名义做出规定，诸位——而非诸位超级富豪——可以购买糖果棒，但绝不可采购钉子与木材，可以订阅网飞愚蠢的电影，却绝不可买下禁书。诸位可以在沃尔玛采买来自墨西哥的进口食品，却绝对不可以把钱花在邻居种出的生菜和黄瓜上。

到那时，法规会禁止诸位出国旅游，但那些拥有私人飞机之人，那些参与高级别公司合作伙伴关系之人，仍然能够我行我素。

上述数字货币将由美联储控制，由政府雇佣的企业追踪其去向，受联邦调查局、特勤局以及其他现在便享受跨国企业永久贷款的联邦机构保护。

毋庸讳言，此举当然违反了美国宪法——宪法只赋予了国会贷款、“铸造货币以及调节其价值”的权力（第1条，第8款）。然而，倘若无人坚持立场，宪法也会被他们用来洗地。

我们愈发地难以用现金来完成日常交易。英国、芬兰、荷兰、挪威、瑞典和中国都已开始大力发展无现金经济。他们说这样会使人们的生活更为便利、现代、安全。然而事实上，他们正在打开地狱之门，铺设通往暴政的大道。

让我们接受全新的数字货币，只需要一场危机。他们已经开始利用铝热剂一般的恶性通货膨胀来破坏美元摇摇欲塌的支柱。正如我所言，他们正在策划灾难；以保证数字货币这一冒牌救世主在危机过后现身时，我们都会跪倒在地。

货币危机之根源

钱，并不神秘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第一部分

诸位钱包中印刷精美、被称作“钱”的纸张究竟从何而来？钱为何会拥有价值，我们为何可以用钱来购买商品？这些问题非但并不无聊、不含厌世意味，而且相当实际。然而那些就经济现象和原理大谈特谈的权威人士，还有那群稳坐在豪华办公室中向我们灌输所谓“宝贵观念”的政客们却对它们避而不谈。

也就是说，尽管媒体给我们洗脑、迫使我们相信钱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东西，但金钱本身却永远不会成为供人讨论的议题。

与钱有关的问题由来已久。当前的货币问题实质上是价值危机。在这场危机之中，我们的钱被一名唤作“通胀”的隐身屠夫当着我们的面屠戮宰杀；与此同时，美联储又通过秘密仪式、利用黑魔法将纸钞印出、免费分发给富豪和银行。

在这场恐怖闹剧的最后一幕，我们将被迫转而使用数字货币。控制此类货币的，是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诸多势力——他们最后将会把我们钱包中的钱变为废纸、冻结我们的账户，或者以收税、罚款的名义随心所欲地没收我们的钱财。

银行印钱购买股票、偿付富豪的债务时，我们口袋、存款账户里的钱便会相应贬值。简而言之，富豪们正在暗中通过稀释货币价值窃取诸位的钱财。他们将这一窃术称为“通货膨胀”，暗示我们钱是在某些自然规律的作用之下变得更不值钱了。按照他们的说法，通胀与地震、台风、洪水和干旱一样，属于自然灾害，

这套关于货币和价值的谎言有权威理论做支持，而炮制此类理论的，却是拿钱办事的所谓“专家”。其实这群专家知道，我们银行里的钱并不会因为上帝的举动而贬值。只有在银行为购买毫无价值的股票和毫无用处的武器、大肆收购农田而印出总面额达数万亿美元的纸钞时，钱的价值才会一落千丈，而诸位还会因此为食物和住所多掏腰包——房租也会飙升。

要了解当前的金钱危机，我们必须回顾百年以来所发生之事件，反思我们为何会沦落至此。

具体说来，这条下坡路以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的成立为起点。当时人们需要对国会、对人民负责的国家银行，银行中的钱也要依据宪法由政府以透明的方式印制管理，然而如今的体系，却令财政政策完全被私人银行所把控。

可悲的是，现在的货币监管体系是由是J.P.摩根等狡猾阴险的银行家，而非美国开国元勋一类具有远见卓识之人所建立，而这一体系恰恰是国家经济的核心所在。

尽管该体系曾经起到过一些作用，但在接下来的世纪中，流毒还是慢慢地蔓延开来，侵染了全国：私人银行利用自己对金钱的控制权来贿赂（也就是所谓的“游说”）国会议员、校长、教授、记者和其他权威人士，让他们为这一体系背书，从而使人们沦为了待宰之物。

归根结底，主导美国财政政策，以及货币之印制、分发和定价的，是私人银行家，或者被银行豢养、忠于银行而非人民的财政部官员。

曾有那么一段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联储处于较为严格的监管之下。政府官员十分清楚不受管束的全球金融势力危险至极，因此竭力通过基准体系来控制欧洲资本乃至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但是美联储这一冒牌国家银行的腐败违宪本质始终未变；它一直在试图挣脱新政时期缚于其身的细脆锁链，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昂起了丑陋的头颅。

银行发现自己的鸠占鹊巢之举在颓废消极的社会中几乎不会受到阻碍时，便于2020年决定，不仅要夺取对经济的控制权，而且还要把政治，把教育，把医疗事业和文化都玩弄于股掌之间。

良知尚存的男男女女都如逃离沉船的老鼠一般弃联邦政府而去。

不过说到这里，我们还是先回到“钱的价值”这个问题上来。1879年，货币以黄金作为支撑。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当时人们可以将自己的钞票兑换成黄金，而且也确实有人偶尔行之。但在大萧条之中，在政府和经济的大厦全然倾塌之际，时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于1933年6月5日取消了金本位制，以联邦政府的权威性制定取而代之。

此举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的确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当时所有的黄金都掌握在富豪手中，但是它最终导致了美元不再同“政府拥有权威”这一印象以外的任何事物挂钩。换而言之，金钱的本质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

没错，美联储储备了大量黄金之后，的确又在美元和黄金之间建立起暂时的关联，但这种关系基本上无足轻重。公民仍然无法任意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而且就连这一联系也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彻底切断。

上述与黄金、与一切曾赋予诸位钱包中纸片以价值的实物脱钩之举措创造了所谓的“法定货币”，而这种不受约束的货币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尽管相关变化发生得十分缓慢，让人们无法察觉。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联邦政府曾经大量印制货币，发钱给因投机经济崩溃而一贫如洗之人。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经济的确有所复苏，但程度有限。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联邦政府的全新角色，以及电气化和道路铺设项目利弊兼备。

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轻松方便，某些人的生活方式还健康了许多。自那时起，穷苦之人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公民待遇：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庇护之下，他们终于不再受自古以来始终困扰劳动人民的贫困之摧残。

这种解决经济和货币问题的方法深受苏联于20世纪20年代所开展的社会实验之影响，颇具实效。

然而采取这一解决方案是要付出代价的。

由此而生的新政算是一种折中之法，在实现变革的同时也要求民众放弃经济、组织与智识上的独立。从那时起，我们的民众便开始仰仗联邦政府等大型组织，后来又对行使政府基本职能的跨国企业依赖至深。

20世纪30年代，小农场主基本上可以独立地获取金钱、能源、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不必与银行、政府互动便可满足自己需求之人不在少数。建立这个国家的一应元勋本就认为保护自给自足的独立农民是民主长存的关键所在——这一理念，我们本应秉持。

当时，民众以自种的蔬菜和自养的家畜为食，且可自行为过冬储备物资。他们以风车、水轮机、马匹和历史悠久的人力为能量之源，对公用事业公司和跨国石油企业全无依赖。意欲令美国人无法割舍石油的“标准石油公司”等企业完全是他们唾弃的对象。

人们知道如何采集草药、在医院之外治疗伤病。他们自制家具，从身为铁匠的邻居那里购买铁器，或者在有需要时彼此借物。在这样的经济系统中，钱与消费并不重要。他们做的椅子可以用上一百年，他们织的衣物可以穿上四十年。在那个时候，节俭还是一种美德。

新政对深受银行之害的群体有所帮助，但同时又要求人们融入由政府、尤其由美联储主导的货币体系，而控制相关部门的，恰恰是急欲夺权的私人银行。

二战之后，国家经济有所好转，但美国人也在20世纪70年代不得不依靠于政府和各大企业。于是私人银行再度开始制定货币规则、收买所谓的“监管机构”。

政客永远不会建议我们成立合作社、创建我们自己的地方货币系统、开创将跨国企业和工厂化农场排除在外的地方经济体系，让我们摆脱对垄断式物流和分销系统的依赖，将各种营销和销售噱头，以及旨在令各大企业借之以吸干我们血液的一应工具拒于门外。

而如今，几乎所有的交易都要在被美联储控制的货币系统中完成；或者说，控制这一系统的，根本就是跨国企业和银行及其背后的超级富豪。

此外，或许众所周知，美元是全球货币。全世界的全球银行和狡黠的亿万富豪都因此而对美元兴趣至深，但这并非因为他们关心美国人，而是由于他们想要从美元中榨取更多利润。

诸位也许可以投票给某位政客，诸位的选票也许会被计入统计。然而，从货币价值及其确定过程等角度来讲，美国是独裁国家。财政局、美联储和监督货币政策的国会委员会都在跨国私人银行的严密掌控之下。没有被他们收买、豢养之人，绝无可能获准了解、参与印钞、货币定价等过程。

还有经济学这门伪科学——该学科的声誉比占星和放血术低得多。是它告诉我们，导致通胀的，不是跨国银行的大规模盗窃，而是利率；是它告诉我们，要有稳健的经济，我们就必须大肆消费、浪费；是它向我们表明，能够通过由银行控制的寄生物流和分销系统从海外进口食物与其他必需品说明经济有所增长，而且参与这一骗局比我们自种粮食、维持地方经济更富现代性和效率。

这简直是瞒天大谎。倘若诸位能够在自己的社区之内生产大多数必需品，能够彼此买卖、以物易物，倘若诸位可以经营合作社式的地方银行，那么货币及其价值便可留在诸位的社区中，不会像被吸血鬼吸血一样，流失至纽约、新加坡、伦敦或者日内瓦的私人股本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