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摇摇欲坠”的美元

提振“摇摇欲坠”的美元

钱,并不神秘

第二部分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2022年9月6日

美国联邦政府于1972年拆下了所有幌子,挑明货币不再由美联储储备的黄金或任何实物支持。美元变为了一种法定货币,不与国家威望以外的任何东西挂钩。从那致命的一天起,各种幕后势力便开始为维持美元的价值而绞尽脑汁。

美元的合法性与美国这一国家的合法性与各方面实力息息相关——美国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方面的强国;很可悲,它也是军事强国。上述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但天使之堕落在所难免。

美国如今腐败横生、逐渐没落,其他在二战中遭受重创的国家又以不可阻挡之势日益崛起,因此美国的价值一落千丈,金融势力也开始为使美元保值而不择手段。

有人发起了旨在破坏俄罗斯、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威信的秘密行动。也许华尔街认为此计甚妙,但其结果,是催生出一个赢者通吃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样的手段最终会被用来对付美国人自己,以保证他们在美元崩溃时仍深陷美元经济而无法自拔。

美国已陷入一种恶性文化。财富与实力的衰落意味着创新被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等自负之人所扼杀;他们假扮为窃得之物的发明者,同时还在几家早已瘫痪的机构中接受着供奉。

在美国,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电影与音乐的质量已大不如前。大学也不再追求真理、钻研科学;它们的负责人都与私人股本公司和亿万富翁慈善家们沆瀣一气,利用营销手段而非教育水平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如今利用文化来支撑美元价值这一策略已不再奏效。

还有人将美元的价值与石油的销售挂钩——在我们这个过度工业化的社会,石油是不可或缺之物。

美国用自己的外交、金融和军事力量来确保石油交易只以美元计价,以此来为这一法定货币建构明晰的价值——石油几乎同黄金一样,为美元提供了强力支撑。

然而此种增值手段背后的代价也甚是骇人。

许多国家看到了以本国货币进行石油结算的价值所在,都意欲效仿。美国必须对这些国家予以渗透、破坏、恐吓或者收买,有时还必须发起进攻、煽动颠覆。近几个月以来,这一过程已达到高潮,预示世界大战将是这场美元拯救之役的最终结果。

如诸位所见,为了保证石油美元体系能够正常运转,美国必须控制中东地区,蛮横干预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支撑美元的成本极为高昂,美国已经一点一点地堕落得面目全非。

通过战争争夺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取代保卫和平,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其结果是,军国主义深深扎根于经济,扎根于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之中。合作与和解已经没有容身之地。美元面对的所有威胁都必须予以强力铲除。

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向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各个阶层推广石油的使用以及以消耗石油为主要内容的消费者文化。汽车受到了推崇,城市规划以把汽车变成必需品为宗旨,工业化农场遍洒石油为原料的化肥和杀虫剂。石油公司和汽车制造厂家势焰熏天,因为正是在它们的协助之下,美元的价值得到了支撑,石油也被强推给了普通民众。

提振美元的另一手段,是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在该体系之中,本可由街坊四邻自行产出的东西却要由货轮绕过半个地球、耗费大量燃料之后送到诸位面前,以保证诸位盘中、桌上、乃至身上之物都要经过物流垄断大亨之手,让其有利可图。

这样的全球“自由”贸易破坏了地方经济,使民众对沃尔玛、亚马逊等唯利是图、对地方经济无所助益的跨国企业依赖至深。

在这一封闭的、与“自由”毫无关系的交易系统中,美元处于中心地位。

虽然美元被以美国人的名义推广开来,美国的普通民众却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我们的共和国摇身一变,成为了要求一切商品的买卖都以美元结算的无情帝国。

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其他方面势力的衰退,其恶性军事经济也在支撑美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要是有国家不承认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它们就要面临入侵或者制裁。

军事装备成为了一种“元通货”。许多国家被迫花费数十亿美元,购入物非所值、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毫无用处的军事系统,为提振美元出力。被定义为美国盟友的国家都要以高价购买坦克、无人机和导弹。在此类“商品”中,声名最为狼藉的要数F-35隐形战斗机——每架标价约为8,000万美元,实用功能却寥寥无几。此类设备堪比巨额代币,强迫大量境外资本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转化成为了美元。

五角大楼掌握了来路不明的数万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一大洗钱机构。它从包括超级富豪和毒贩在内的所有人手中收取钱款,又借国防预算和面向世界的武器采购让他们得利。

武力威胁当然会令美元这一法定货币更为坚挺,但其代价却是无尽的战争。

强迫民众承担债务是提振美元的另一妙招。这样他们便会纷纷筹集美元,以清偿自己在求生、在满足企业用人标准的过程中欠下的债。

医疗成本飙升,教育也是如此。我们发现,自己只因出生、上学、治病、入土便欠下了数十万美元——更不用说我们也许还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银行无休无止地利用自己印制的假币参与投机交易,也推高了住房成本。

大通曼哈顿、高盛、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团收买权威人士,让他们在电视节目中,在哈佛大学等高校为社会中的万事万物定价,为解释某种服务为何一定要如此昂贵而煞费苦心。

诸位有多少次听朋友讨论钱的问题,听他们说他们的养老金有多少,房子价值多少,他们为子女的教育付出了多少?钱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话题,而其幕后推手,正是媒体、娱乐系统和教育体系。至于“我怎样才能成为良善之人”“事实怎样”“正义为何物”“宪法有何论述”等问题,早已从社会话语中消失。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均存在关联。该体系从一开始便并不完美,近来更是进一步堕落,沦为了虚幻价值的迪士尼乐园。在这一体系中,人的付出只能根据增长、生产、消费、进出口等一刀切的指标来衡量;所有报纸与杂志,不论其偏向法西斯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将股市、证券市场和其他瞬息万变之物的波动看作人类福祉的决定性因素,各国政府、各个大学以及企业也把经济增长指标奉为圭臬。

在这场可怕的闹剧中,谦逊、敦朴、真诚、纯洁、守礼等人的根本价值充其量不过是有闲阶级在敛得财富之后所培养的兴趣爱好,在更多情况之下,它们都会被视作实现经济增长的阻碍——浪费和纵性才是其推动力。

节俭已成为万恶之首;认为人不必浪费便可过上安闲恬静的健康生活是对野蛮消费主义仪式的亵渎——当初他们捧出它来,就是为了让人们顶礼膜拜。

照顾病中的父母、帮助邻居修理窗户,种植马铃薯,教孩子做光明磊落之人、区分真伪——这些都不利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不利于诸位在社会上立足。

渐渐地,我们的合作经济沦为了掠夺式经济与寄生经济。

这一过程与令我们心惊胆寒的两大灾难息息相关。

二十年以来,我们历经的两大骗局,一是9·11事件,一是新冠疫情;而他们瞒天过海的唯一方法,便是强迫民众在钱与真相之间作选,让他们无力发声。

真相便是,除了业已破产的金钱观念和贪财之心,亿万富豪们一无所有。

比尔·盖茨大肆收购农田,建筑公司和房地产投机者又在珍贵无比的田地上大兴土木,修建毫无意义的商城、高速公路和摩天大厦——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逞,都是因为他们在美联储的鹰犬为他们印制出了大量伪币。

土地属于我们大家。那群利用新冠武器和有毒加工食品凌虐我们,通过向我们的河湖中倾倒化学品残害我们的寄生虫本不应拥有立足之地。

解决金钱问题的第一步,是将土地归还给人们,让他们能够自己种粮、自行制造家具,摆脱跨国企业的秘密控制。

同样,我们还可自己谱曲、举办音乐会,拿出自己的艺术作品,推出我们自编的戏剧,从而将宣扬放情纵欲、及时行乐的堕落好莱坞文化拒于门外。

为了满足人为创造的消费需求,人必须不计代价地聚敛财富——只要消解这一观念,许多社会弊病便会不治而愈。现在货币监管机构已经转而同本应得到它们保护的民众为敌。

跨国企业和它们的傀儡因夺取了我们的钱财而兴高采烈。它们对我们说教,就垃圾回收与可持续发展大谈特谈,劝我们勒紧腰带,同时却在不遗余力地确保塑料包装与纸包装系统不受任何威胁——它们建立这些系统的初衷,便是在每一个环节从我们手中榨取利润。

现在我们并非宪法中因使用金钱而同彼此建立起契约关系、享有权利的公民。麦迪逊大道上的广告和各家公共关系公司一直在向我们灌输自我崇拜的错误价值观,因此我们早已沦为只会用金钱来衡量价值的消费者。

在俗丽商品的诱惑之下,我们已从具有责任感的共和国公民沦落为被动消费者;引领我们前进的,不是号角之音,而是鼻环。我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不是自己灵魂的主宰,只是待人加工、丢弃的商品,恰如被扔在肮脏猴笼之中的布娃娃,只能听任百无聊赖的猴子摆布。

不!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即将诞生的崭新国家,转向希望。

我们必须踩碎愤怒的葡萄,放出真理之利剑,让真相如闪电般划空而行。

全球主义者孤注一掷之时——安倍遇刺事件

全球主义者孤注一掷之时——安倍遇刺事件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7月8日,日本的古都闷热而潮湿。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政坛人物安倍晋三正在奈良近铁大和西大寺站发表演讲,为当地的自民党候选人拉票。忽然,一声巨响响起,紧接着升起了一股诡异的青烟。

众人的反应简直不可思议。聚集在此处的观众多得反常,却没有任何一人逃开寻找掩体,也无人惊恐地趴倒。

安倍的保镖也举止怪异,在演讲期间站得远远的,面无表情,既没有奋力掩护他,也没有把他拉至安全之地。

片刻之后,安倍毫无生气地瘫倒在地,其标志性的蓝夹克与白衬衫已满是血渍,上面还挂着蓝色徽章——其象征意义是同遭朝鲜绑架的日本人团结一致。他很有可能是当场毙命的。

直到这时,几名保镖才捉住嫌疑人——始终站在安倍背后的山上彻也。他们同山上扭打在一起,举手投足却像是在表演事先编排好的、供电视机前观众观瞻的舞蹈,而非在开展专业的抓捕行动。

没过多久,媒体便公布,山上现年41岁,是前海上自卫队队员,与安倍有个人恩怨。

山上对警方供认不讳,甚至没有在保镖行动时试图逃离现场,始终拿着那把愚蠢的自制枪。

安倍躺在人行道上时,围观者中没有一个人逃跑寻找庇护,甚至无人观望四周、确定子弹从何方位而来。似乎人人都知道枪声不会再度响起,甚是奇怪。

随后,闹剧开场。安倍身边的人没有把他搀进豪车送他离去,只是向路人喊话,问他们之中是否有医生。

媒体立即接受了此次袭击是“枪手单独行动”这一结论,对各种小道消息津津乐道:山上是如何同统一教发生关联的,以及他为何对安倍积怨甚深。统一教会是由川濑佳代(此人自称拥有神赐之力)创立的新兴宗教组织,安倍与其过从甚密,而山上彻也的母亲是教会成员,因信教而倾家荡产。

因为该教会中有由文鲜明牧师所创之统一教的信徒,因此记者迈克尔·佩恩便妄下结论,称导致安倍之死的阴谋由他同统一教之间的协作所催生。

尽管主流媒体采用了这一荒谬说法,但日本警方和安全机构并未对其他解读予以压制。博主北川隆司曾于7月10日发文分析,表示击中安倍的子弹是从其前方,而非背后——山上彻也所处的位置——射出的,而且从射击角度判断,枪手很有可能位于车站广场对面十字路口一侧或两侧的高楼之上。

(图片:北川隆司的博文)

比起媒体毫无根据的推断,北川所作的弹道分析要科学得多。媒体曾称安倍只是身中一枪,但当晚医方便宣布从死者身上取出了两枚子弹。

手持拙劣自制枪支、混在距目标五米多远的人群中却可击中安倍两次的几率可谓低之又低。日本电视名人小园广见本身便是枪支专家,他曾在7月12日的晨间节目《Sukkiri》上表示,在此种条件之下凶手竟然可以得逞,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仔细观看视频便可发现,飞入事发地的子弹是由位于附近大楼顶上的步枪射出的。

此事向世界传达的信息

安倍晋三是日本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当前地缘政治危机导致局势空前动荡,日本政坛人士与官员纷纷投奔于他。如此人物在身边没有安保人员尽责的情况之下遇刺身亡,实在毫无道理可言。

也许电视机前的观众不明就里,但其他日本政客心知肚明。几乎在安倍遇刺的同一时间,鲍里斯·约翰逊便被迫辞职,马克龙也于7月11日忽然面临称其以权谋私、同优步暗中勾结的指控与要求其下台的呼声,而之前的几个月中,几场大规模抗议也未能撼动他的地位。

安倍染血的白衬衣已经说明一切:全盘接受全球主义体系、推行“新冠统治”并不足以保证个人安全,G7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可幸免。

无形之癌正在侵蚀全世界各国的体制,而目前为止安倍是其最具权势的受害者。这种制度之疾将国家政府的决策权移交给了私有超级计算机银行网络,私募股权集团,特拉维夫、伦敦和莱斯顿的受雇情报公司,以及由世界经济论坛、北约、世界银行和其他大型组织机构雇佣的战略智库。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过是为把全部信息输入和输出的控制权以提高效率之名从中央政府转移至脸书、亚马逊、甲骨文、谷歌、思爱普等公司的借口。正如美国知本家J.P.摩根所说:“凡事都有两个理由,一个好听,一个真实。”

在安倍遇刺一事上,这群技术大亨及其东家已经孤注一掷,向世人宣布,哪怕一国的权威人士,如若其胆敢违命,也会惨遭厄运,而真正的幕后主使根本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日本的问题所在

日本是唯一一个被视作先进到足以加入“西方世界”、成为“尊贵的”G7集团成员、有资格同顶级情报分享组织“五眼联盟”合作或者有潜力加入其中的亚洲国家。然而,对于全球金融家和美国权贵阶层就全新世界秩序提出的期望和要求,日本却始终视而不见。

尽管在亚洲一直饱受华盛顿诟病的国家是韩国,美国也一直称其作为盟友远不如日本称职,然而事实是,忙于接管五角大楼和全球经济的超级富豪们早已开始质疑日本是否可靠。

世界银行、高盛集团以及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全球主义框架为“发达国家”的高智慧人才提供了一条轨道。

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挪威和意大利的精英都要掌握流利的英语,在华盛顿、伦敦、日内瓦的智库或大学耗度时日,满足于某家银行、政府机构或研究机构找到一份薪资不菲的安全闲职,且把《经济学人》杂志上刊登的常识、专业金融观点和各种论述奉为福音。

然而,尽管日本有自己先进的银行系统,尽管该国掌握了高端技术、已经成为德国在机床开发方面的唯一对手,尽管其教育系统健全完善、可培养出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它并未为这一“发达”国家造就甘愿遵循上述模式的人才。

大多数日本精英都不选择出国深造,而日本知识界人士本就博学广识,不必对从海外学术界或新闻媒体引入的信息依赖至深。

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人只用日语撰写高深的期刊论文,只引用日本专家的论述作为参考。实际上,在植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等领域,日本世界级的论文都是以全日文书写的。

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内经济体系也严密发达,不会被跨国企业轻易渗透——后者也曾施展手腕,但未能得逞。

十年以来,大规模的财富集中已经让超级富豪们得以建立无形的全球治理秘密网络,其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青年领袖计划与施瓦茨曼学者计划。有相关背景的政坛新星渗透各国政府、各个产业与各间国家研究机构,以保证全球主义者的安排得以顺利实施。

这种奸巧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然而在日本,会说英语的,还有在哈佛求学的群体,并非社会迅速发展的必需之人。

日本的民主与经济独立性可谓根深蒂固,令推行“新冠统治”的超级富豪们心生防备。

尽管安倍政府以及后来的岸田政府听从了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接种疫苗与保持社会距离方面的指示,但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生活的干涉要少得多,在强迫组织机构接种疫苗一事上也不甚成功。

比起其他的“发达国家”来,日本仍然十分克制,没有利用二维码来大规模阻止未接种新冠疫苗者获得社会服务。

此外,日本政府拒绝听命全面推广数字化,令跨国技术巨头们无法像掌控其他地方一样控制日本。由于日本迟迟未能实现深度数字化,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特邀日本数字厅长官牧岛花莲前往,令其于7月13日解释日本为何如此拖拉。日本数字厅也是在2021年9月迫于全球金融势力的压力建立起来的。

日本人逐渐发现,他们抵制数字化进程、反对将政府及高校职能全面外包给跨国技术巨头、阻挡信息资源私有化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在日本,遵循手写记录等传统、使用日语的机构仍在运营;日本人仍在读书,且不像韩国与中国民众那样,对人工智能推崇备至。

日本的抗拒可追溯至1867年的明治维新。日本开始着手将来自西方的可用观念翻译成日语,将其同日本的旧有理念相结合,以此来建构复合式本土话语,重整政府体系。如今,明治维新时期建立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其所采用的治理模式以日本与中国古时的前现代思想为基础,且对19世纪的普鲁士和英格兰有所借鉴。

此举却催生出了一种封建式的治理方法:大臣们监管官员的封地,官员则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财产与内部命令链。

安倍的问题所在

安倍晋三是这个时代最为精干老练的政坛人士之一。他从不顽固抵抗,愿意向美国和国际机构妥协,但同时也极为谨慎,避免让日本沦为全球主义者支配的对象。

安倍心怀梦想,希望让日本恢复帝国辉煌,想象自己是明治天皇转世。

安倍同约翰逊和马克龙截然不同:他无意于在电视上频频亮相,始终致力于掌控日本国内真正的决策过程。

有些人不遗余力地为安倍歌功颂德,其实无此必要。他也是腐败势力中的一员,也曾推动危险的政府私有化进程,挖空教育系统、支持中产阶级的资产向富豪阶层大规模转移。

他利用极右翼论坛“日本会议”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美化日本帝国曾经犯下的严重罪行,甚是令人不安。安倍对所有军费开支都予以坚定支持——尽管此举极不明智,而且愿意一掷千金,对美国亦步亦趋。

作为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与前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的儿子,安倍晋三自幼年起便有了精明政治家的风范。他能够极富创造性地利用各种政治工具来推行自己的计划,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号召企业和全世界的政府领导人——这一点,其他亚洲的政坛人物中无人能及。

我曾与安倍会面两次;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如今仍然清晰无比。他或许在宣扬愤世嫉俗的政治观点,人却显得纯粹简单——用日语说,便是“素直”,这样的形象颇具吸引力。他通过言行举止表示自己兼容并蓄、思想开明,令拥趸对其忠心耿耿,也凭此压倒了许多对其政策不满之人。

总之,安倍这一能力非凡的政治人物足可在自民党内乃至国际集团中挑起纷争的同时保持自己体贴仁慈的领袖形象。

正因如此,反对安倍族裔民族主义的日本人仍然愿意支持他——在他们心中,安倍是唯一有能力让日本重返全球政治领导地位的政治家。

日本的外交官与军官正为本国缺乏远见而烦恼不已。他们认为,尽管日本拥有成为大国的一切资质,但管理它的却是一群庸碌无为的东京大学毕业生;这群人知道怎样考出高分,却没有冒险的胆量。

日本培养出的领袖,与普京和习近平迥然不同,甚至与马克龙与约翰逊有千差万别。

安倍想要成为领袖,也拥有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这一角色所需的关系网、才能和冷酷心肠。他已经成为日本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在遇刺之前还在计划第三次出山。

毋庸置疑,哪怕安倍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能够服从“大局安排”,世界经济论坛的幕后势力也不希望他们执掌权力,因为他们完全有组织国民发起反抗的能力。

差池何在

安倍能够利用传统的治国之道来化解日本十年来所面临的万难困境:日本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而同时其与美国、以色列和北约集团的政治与安全一体化也进展迅速。

对于日本而言,跟美国交好的同时又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友善关系是不可能之事,但安倍差一点就成功了。

安倍仍然心无旁骛、宠辱不惊。他尽己所能,动用了全部关系网,着手为日本开辟其专属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安倍采纳了自己外交政策局长、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巧妙的外交策略,以保证日本能够在世界上占得一席之地。

安倍和谷内为拉拢东西方各国而采取的各种地缘政治策略,虽然有的彼此矛盾,但收效甚佳。他们充分利用秘密外交来敲定长期协议,让日本重返至大国游戏之中。

另一方面,安倍在奥巴马和特朗普面前展示的,是一个比韩国、澳大利亚乃至印度更愿意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甘愿为迎合美国对东亚的布局推动再军事化而遭受国内的猛烈抨击。

与此同时,他广发亲美言论,大肆购买武器系统,令华盛顿的政客们十分满意,又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保持着联系,还在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开展计划周密的游说。这一切绝非易事。

在对俄关系方面,安倍于2019年同俄罗斯达成了一项内容甚广的和平条约;日俄关系本可就此走向正常化,两国事关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争端也可得到解决。他还得以为日本的企业争取能源合同、在俄罗斯寻找投资机会,尽管华盛顿为制裁俄罗斯而对日本频频施压。

记者田中宇称,俄罗斯宣布禁止日本政府代表入境之后,安倍仍可进入俄罗斯。

安倍也在认真地与中国交涉,以巩固两国相关机构之间的长期联系,推进在第十五轮协商(2019年4月9日到12日)中取得突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安倍可以随时接触到中国的上层政治人物,后者也认为他可靠可信,尽管其言论颇具反华色彩。

引发一系列过程、最终导致安倍遇刺的关键事件,似乎是举行于6月28日到30日的马德里北约峰会。

峰会召开之际,正是各位幕后玩家为全新世界秩序立下规矩之时。北约正在迅速地脱胎换骨,想要摆脱保卫欧洲的国家联盟这一身份,化身为不负责任的,与全球经济论坛、超级富豪与全世界银行家同流合污的军事集团与“世界军团”,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另一时代所扮演的角色。

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领导人参会,便是北约实现上述转型的主要环节之一。

北约邀请上述四国加入前所未有的安全一体化联盟,合作内容包括情报分享(将相关信息资源外包给跨国技术巨头),使用先进武器系统(同时必须接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跨国企业人员的监督管理),联合军演(开创了强迫决策之先例),以及其他会破坏一国国内指挥链的“协作”事项。

岸田于7月1日返回东京之后,首先要面见之人无疑包括安倍。他告诉安倍,拜登政府对日本提出的条件简直苛刻至极。

顺便说一下,如今白宫已经完全被维多利亚·纽兰(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之流,以及经过布什家族调教的其他人等所占据,他们都是全球主义者的走狗。

就其本质而言,北约对日本的要求注定会让其陷入自毁境地。日本要加大对俄经济制裁的力度,要做好同俄罗斯开战的准备,还要预备与中国交火。日本政府的军事、情报与外交职能即将面目全非,被围在北约身边等待大快朵颐的私人承包商所瓜分。

我们并不知道安倍在身亡之前的一个星期之内做了些什么。他很可能动用了自己在华盛顿、北京、莫斯科乃至耶路撒冷、柏林和伦敦的全部人脉,展开了一场纷繁复杂的政治游戏,以巧妙地做出回应,让全世界认为日本对拜登忠心不二,同时日本却得以与中国和俄罗斯暗通款曲。

这一策略的问题在于,其他国家都已封闭,而日本却可借此成为唯一一个行政部门尚且可以发挥部分职能的主要国家。

安倍遇刺近乎发生在前首尔市长朴元淳失踪(2020年7月9日)的两年之后。当天朴元淳曾经步入首尔市政大厅,对中央政府为抗击新冠疫情而提出的保持社交距离政策大加抨击。次日,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而其死因很快被定为自杀,动机是因面临同僚发起性骚扰指控而压力过大。

应对之策

当前事态极为严峻,我们绝不可小觑。倘若田中宇一语成谶,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美国毁掉了日本登上世界领袖宝座的美梦,而全球主义者又希望担任日本首相的,永远是软弱无能、对华盛顿和吸血阶级的其他幕后势力俯首帖耳之人,那么日本可能会与美国分道扬镳,让两国陷入政治甚至军事冲突。

据报道,发表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页上的、首篇对安倍的颂词并非由来自该中心的华盛顿首席日本政策负责人迈克尔·格林所撰写。

格林是布什国家安全委员会元老兼CSIS亚洲项目亨利·A.基辛格席位代表,也是《优势战线:安倍晋三时代的日本大战略》(Line of Advantage: Japan’s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Abe Shinzo)一书的作者。格林与安倍过从甚密,或许是同后者关系最为亲密的美国人。

上述致辞由CSIS日本席位代表与前CIA官员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Christopher Johnstone)起草。此事甚为反常,说明安倍遇刺事件太过敏感,以至于格林本能地选择不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而是让专业特工代劳。

对于负责的知识界人士与华盛顿、东京和其他地方的民众而言,面对这次诡谲的暗杀事件,可行的应对之策只有一条:要求有关方面针对此事开展国际性的科学调查。

调查过程或许会让人心痛不已,但也能逼迫我们面对现实,认识到我们的政府是如何被隐形势力占领的。

否则,我们要是无法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便可能会被迫陷入一场纷争,届时各国首脑将饱受抨击,各国之间争斗不断,而这一切的目的是掩盖全球金融势力的罪恶。

日本政府上一次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部分原因在于两位前首相犬养毅与齐藤实分别在1932年5月15日与1936年2月26日遇刺。

然而就国际层面而言,同目前状况更具相关性的例子是罗斯柴尔德、华宝以及其他银行利益集团将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玩弄于股掌之间,营造出一种凶险的环境,令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奥匈帝国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引发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https://vimeo.com/729553917

(英語の原文)

When the Globalists Crossed the Rubicon: The Assassination of Shinzo Abe

同上海和平壤人民站在一起

同上海和平壤人民站在一起

——对抗全球主义入侵的前线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美国总统候选人

亚洲研究所 理事长

2022 5 31

全球主义分子们已然对地球公民发动新一轮侵袭,旨在以最为阴险的方式利用文化、种族和习惯上的差异离间我们,让我们自相残杀,从而阻止我们结成联盟、联邦乃至社区组织,令我们无法打击、瓦解世界经济论坛等已经掌握全球治理权的组织,且正在悍然将各国、各个政府纳入其控制范围的犯罪集团。

私募股权公司的影子雇佣兵已经通过贿赂、勾结我们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得手。这些人目达耳通、才能卓绝,明晓事理,却如为了三十舍客勒银子卖主的犹大一般,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对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视而不见。

有人正在设法制造一场“虚假的”世界大战;参与其中的,一边是概念中的“西方世界”,另一方则是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操纵、支配上述国家乃至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项阴谋隐秘而又巧妙,其规模简直史无前例。

但在人类历史上,此类为夺取绝对主导权而策划出的阴谋绝非新鲜事物,只是当时的幕后黑手并未使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监控摄像头、5G技术、低轨卫星、无人机和不知国界为何物的武器化媒体娱乐复合体。

倘若诸位认为没有人会邪恶或者自信到就某事物开展如此之大的试验,那么我要讲述的一切,恐怕会让你们震惊、失望。

制造“虚假”世界大战的第一步,便是采取秘而不宣的行动,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场行动耗时漫长、环节复杂,涉及其中的,包括美国、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和其他国家,俄罗斯自身的某些派系也很有可能牵涉在内。

俄罗斯并未站在世界经济论坛及其幕后支持者的对立面,没有抵制其恶行。普京总统也是这些国际机构的会员之一。然而基辅局势已定,如今俄罗斯转而谋划瓦解整个全球治理系统,予以应对,退出世卫组织便是其一系列举措的起点。

各方并未留下对话空间。欧洲各国与亚洲,从德国和日本开始,都在大幅提升军事预算、大力加强国内监控。未来十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很可能会翻一番,全世界的核武器总量也会随之翻倍。简而言之,尽管刁滑狡诈的政客们并不想让事态太过离谱,却有一场真真切切的世界大战摆在我们眼前。

乌克兰遭受入侵之后,上海封城随即而至——其背后无疑是被亿万富豪们收买的无形力量。

上海化为监狱,幕后势力的“突击队”用并不存在的新冠疫情作为幌子,将人们囚禁在家中,以断粮威胁。

全世界都已得到明示。

当然,几十年以来,上海一直是私募股权公司与跨国企业的囊中之物。这一次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超级富豪以外的其他人都被封锁家内,无一例外。

主流媒体将在上海发生的一切极度扭曲,称导致今日惨状的并非寄生虫一般的富豪阶层,而是“左派思想”和“社会主义”——总之,双手沾满鲜血的,是“中国共产党”。

在“西方”主流媒体天花乱坠的描述中,李克强总理在尽力支持当地政府抵制封锁措施,而被打上“共产主义分子”这一醒目标签的习近平主席则固执己见,坚持推行清零政策。

习很有可能是受国内外全球主义者的唆使采取了封锁措施,如今又被迫为其后果负责;李则被塑造成了英雄人物,根据各方报道,西方似乎可以与之合作——同时他也能够在全球主义者们纷纷掩盖自己罪证时受其摆布。

全球金融势力在上海打造了这场噩梦,而后又将其归咎于社会主义;他们的目的是让美国、英国、日本等被他们完全占领的国家的人民相信自己仍是自由之身,而中国正在遭受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蹂躏。

一切国家,只要全球金融势力在该国受到了政府的控制,只要该国政府在财富再次分配中起主导作用、保护劳动人民,它们便都会受到冷嘲热讽,被扣上“独裁”的帽子。

右翼博主们已经贴出报告和图表,推测亚洲人为减少世界人口炮制出了极为危险的计谋,而他们的目标是欧洲发达高加索国家、澳大利亚以及美国。

这场战争以高加索人种为打击目标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完全有可能的是,用于支持他们观点的统计数据得到了广泛传播——不论它们是真相的反映还是凭空捏造的产物,使得人们将这场阶级斗争当作了人种之战。毕竟二战便是如此。实际上,将阶级斗争隐藏于种族战争的幌子之后是美国可追溯至19世纪50年代的旧有传统。

他们在伊朗——另一个被“西方”官方定义为敌手的国家——也在采取相似的策略。在抵抗全球主义分子入侵这一方面,伊朗的表现比大多数国家出色,然而如今在各方的宣传之中,该国却是首个公民在购买食物时需要出示生物识别身份证(即数字护照)的国家。

全球主义特工们正在通过向穷苦民众推行相关政策来达到裹挟伊朗的目的。遭受全球主义反扑的反全球主义右翼分子也得到机会,用别样的种族主义方式抨击全球主义,以伊朗为敌,称该国同基督教教义背道而驰,蹂躏人民,其野蛮程度绝无仅有。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该国在这场新冠骗局中坚持得最久;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它既未宣布有国民感染这种虚构出来的疾病,也没有倡导人们注射疫苗、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进行抗疫。

然而,2022年5月1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忽然宣布该国出现新冠病例,而且患者感染的还是荒唐至极的奥密克戎毒株。他表示将对平壤采取封锁措施。

于是主流报纸便如发情的鬣狗一般围绕着这场捏造出来的危机上蹿下跳。

不待我们反应过来,朝鲜人便戴上了愚蠢的口罩,把无甚作用而且危害健康的消毒剂喷洒得到处都是。

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朝鲜奋力抗疫的同时,韩国却放松了口罩令,同时不再对餐厅和商店做疫苗方面的强行规定。这绝非巧合。

不出预料,主流媒体告诉我们,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异国正在利用极端的抗疫措施压迫人民,同理性、民主的“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们打算把“极权主义国家”这一形象投射在中国、朝鲜、伊朗等国的身上;与此同时,亿万富豪们正在“西方”国家为技术暴政奠定基石;后者已尽悉被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国家的私人技术企业通过监控摄像头、地理围栏、5G技术以及借助电视、网络、学校和科研机构而进行的持续定点洗脑宣传所掌控。

也就是说,被描述为极权主义源头的,都是那些拒绝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进行此种宣传简直是大师们的天才之举。

迷雾随即涌起,让他们得以逼迫我们使用数字货币,而数字货币系统随时都可以被企业式国家、智慧城市甚至智能汽车关闭——让这些东西问世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所有人沦为闭门不出的囚徒,只能永远处在监视之下。

正如辛迪·奈尔斯(Cindy Niles)所说:“通往地狱的道路上铺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世界经济论坛等全球主义机构一直对超级富豪们俯首帖耳,而负责它们运营的幕后势力始终在对朝鲜大加抨击。朝鲜并不是乌托邦,但也曾尽力抵制他们的占领行动,如今已经力不从心。平壤的决策者们很有可能受到了威胁,又或许已被收买。同样的事情早已在其他各国发生。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同平壤和上海人民站在一起,抵抗全球主义分子的入侵。我们决不能被亿万富豪所蛊惑、自以为是,与本应与之同病相怜的受害者们为敌。

要打败全球主义分子,我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创办起全新的临时性政府,同时建立有别于“全球主义”组织的, 以为人民为重的“国际主义”联盟,全力抵御企业法西斯主义。

超级富豪们明白,我们若能集结起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们,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他们便会迎来末日。他们会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迷惑我们、离间我们,竭力威胁、贿赂大批公众人物,以实现世界的彻底重建。

心怀叵测的全球主义分子刻意将某些国家打上了“敌人”的标签,而同这些国家的民众携起手来、群策群力是我们反败为胜的关键所在。

中国在这场以新冠骗局为代表、可能会使大多数人沦为奴隶乃至落入更悲惨境地的新形式全球阶级之战中拥有特殊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法律和基本原则仍然把结束阶级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国策。现在中国是唯一一个保留了以平等和民主为本的革命原则,并且通过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革命性治理予以贯彻、将其作为政府目标的大国。

当然,我们都被暴富的想法,被自恋和自满的思潮所诱惑。我们在各个大学中设立商业学院,告诉人们把变得富有作为人生目标无可厚非。

然而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今日的俄罗斯不同。中国拥有潜力,能够令阻止财富向亿万富翁手中聚集这一事业成为整个国家、政府、乃至军队的目标——我们能够在政府文件中找到相关表述,只需要行动起来,让它们成为现实。

不论中国的革命传统在星巴克咖啡杯和阿迪达斯T恤中埋得有多深,它始终等待着人们去挖掘、赋予其新的活力。

如今正是中国发挥世界领袖真正作用的时刻。它要做的,并非通过模仿美国、推广危险的消费和军事化文化来予以超越,而是实现改变,让人们有真正的全新选择。

毛泽东等许多伟人都在自己的专著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此时此刻,他们论述中的瑕疵已无关紧要,而其革命性潜力却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举足轻重。

陷入封锁的上海——中国的乌克兰?

陷入封锁的上海

中国的乌克兰?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2022年 4月 15日

上个星期各家主流报纸和社会媒体已经被上海封城的恐怖场景所淹没: 上海市已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囚禁在家中长达几周;在极其严苛的限制措施之下,他们甚至难以得到最基本的生活物资。

照片中,市民们有的在自己的公寓中无奈地嘶吼,有的歇斯底里地发表着无人听闻的抗议,让人潸然泪下;视频中,无人机和机器人在上海空荡荡的街道上巡逻。这一切都将极权主义统治所造成的惨状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场面早已在众多预言中出现。

各个媒体的言外之意,是中国自己恰为这场噩梦的源头。

上海市的官方阐述并未被中国共产党否认,且因为显得过于极端而招致讥讽。

3月28日,上海开始采取“清零”政策,令所有上海市民深受其苦。该政策以黄浦江东岸为起点,自4月1日起覆盖全城,以阻止一种并不存在的疾病蔓延。按照规定,全体市民都要接受核酸检测。根据媒体报道,在某一时段的全部受检测者中,只有26,087例新增阳性患者,其中仅仅914名病例出现了症状。

也就是说,封城的理由荒诞至极,让整场抗疫行动成为了一出闹剧。也许这场行动的主旨便是告诉市民应该乖乖听话,不论其缘由多么荒谬不经。

对于此情此景,西方主流媒体自有一套早已准备好的说辞:中国共产党奉行反对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在践踏公民的基本人权,同我们西方人背道而驰。

杰克·波索比亚克(Jack Posobiec),一位自称为“资深海军情报官员”的美国人,就上海封城一事在推特上发布了多篇博文,对共产主义大加谴责,做出了许多诸如“中国共产党竟然如此对待上海两千六百万名市民”的评论。

西方的《人权观察》反应迅速,立即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了上海市民的人权,并于4月6日表示,“中国政府在应对突发的新冠疫情时应当尊重人们的健康权和其他基本权利”,却对其他各国所采取的相似乃至更为残忍的措施未置一词。

问题在于,尽管这次大封锁被归咎于共产主义观念,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历史中,并没有大城市被封闭管理的先例。技术法西斯主义入侵的任何一个原因都无法追溯至毛泽东与周恩来为反抗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而发起的斗争。

事实证明,上海的封锁与2013年4月15日马拉松爆炸案发生之后的波士顿封城大同小异——恰恰在九年之前。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FBI,对恐怖袭击(在这件事上依然疑云密布)发起了含糊其辞的指控,并用其作为封锁波士顿大部分地区,将民众囚禁在家,让武警巡逻街道的借口。

波士顿封城

我们不禁要问:策划上海封城的,同封锁波士顿乃至全球的,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导致上海今日之遭遇的,会不会并非中国共产党,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并非这一切的主谋?

几部中国人跳楼自杀的恐怖视频也被广为传播。视频内容也许是真实的,但传播的广度与真实度之间并不能划等号。

还有一条点击量很大的视频:一台酷似波士顿机械狗的犬型机器人在街道上巡逻,还通过背上的扩音器告诫上海市民不要外出。

任何具有批判眼光的人看到它,都会不禁心生质疑——扩音喇叭只是用隔离带随随便便地捆在了机器狗上,让整个画面显得像是一场漫不经心的摆拍,而且明显缺乏严肃性,无法代表政府的政策。

然而,各个媒体就动物在上海受虐一事颠来倒去地大谈特谈,这倒是表明此次封锁行动有幕后势力的参与,而且这股势力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体制无关。互联网上,活猫被围捕、装入袋子中等待处理的图片铺天盖地;另有一部广受关注的视频:一名残忍的中国人套住一只痛苦万分的狗,将它丢进了一个装满伤狗的集装箱。尽管该视频确实会引起不适,但我猜那些反映美国大型屠宰场内部情况的视频恐怕更让惊恐万状的美国人无法直视。

活猫被围捕

专注地谴责残害动物行为是乌克兰妖魔化俄罗斯的标准化做法。比如,在Twitter得到了广泛传播 “Soi Dog组织联合创始人约翰·达利”为拯救乌克兰境内的猫狗而发起了求援。

还有大量迹象表明,上海封城与乌克兰遭受俄罗斯入侵一样,正在被用来针对西方受众大做文章。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中国共产党集权政府正在残酷压迫可怜的、呐喊着想要摆脱荒谬的“清零政策”的上海市民,然而并未表示这些防疫措施本身即不合理。

MSN是这样报道的:“多部视频中,被封在家中的居民反反复复地呼喊着:‘我们要吃的’、‘我们要自由’;还有一部,可以看到里面的市民站在阳台上,为缺少物资而抗议。”

上海封城——另类的战争

美国特工(也许还包括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同全球金融圈有所联系的各方)是如何与中国的腐败官员相勾结、策划并实施上海封锁行动的,其详情我无从知晓。然而,既然这些日子里,仅以猜测为依据、漏洞百出的小道消息大行其道,我也想根据自己掌握的、可供佐证的中英文资料来推断幕后的一切,希望读者切勿见怪。

我们要从正确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待上海封城一事。过去的两个月里,中国面临着来自华盛顿方面的巨大压力——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之后,美国一直在设法打消中国同俄罗斯联邦开展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来整理一下导致上海封城的关键事件。

318,美国总统乔·拜登同习近平主席对话,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倘若对俄罗斯提供任何经济或者——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援助,中国便要承担严重后果。白宫新闻秘书简·普萨基(Jen Psakiex)作了以下说明:“他阐明了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城市和市民发动残忍侵袭时,中国要是向其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其影响和后果将会如何。”

我们并不知道拜登是怎样说的,然而321——仅仅三天之后,本应在广州国际机场顺利着陆的中国东方航空MU5735客机忽然莫名其妙地一头栽向地面。三个星期之后,事故原因仍旧没有公布。

许多中国人相信,坠机事件发生后不久出现在微博(还有其他网站)上的视频中的争吵是远程劫持所致(与911事件相似),而其幕后黑手很可能是美国。这一说法已经“美国情报调查”State of the Nation 官博证实。此外,美国还派出七人小组参与此次中国国内坠机事件的调查,这一出人意料的决定实在非同寻常、令人浮想联翩。

随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而非正在放松防疫政策的中央政府——于3月28日忽然开始推行严厉的阳性病例“清零”政策。

如果美国的情报特工正在寻求让中国拥有自己的“乌克兰”,为他们之前在香港策划并出资支持的一切寻找新的舞台,上海便是理想的选择。

上海是全球金融利益集团汇集之地——中国所有的跨国投资银行以及跨国企业的总部(或者主要分支机构)都设立在这里。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依然举足轻重。

上海作为全球资本中心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同中国的其他省市之间存在着寄生关系。毕竟直到20世纪40年代,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公民还能在这里享受治外法权。

上海如今仍然抱守着上述传统,拥有中国最为极端的经济特区政策。根据这些政策,外资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之下从事各种活动。

作为满足跨国企业需求的手段之一,上海政府已经将其服务职能私有化,并且已把技术手段推广至方方面面。这座城市一直在热烈追捧智能电网、5G技术、线上治理和自动化,今年在朱尼普研究公司全球智慧城市榜上名列前茅。

上海已经为全球金融势力铺就红毯,正在向精英机构投资者们赠予特权。它敞开了大门,迎接一切来自海外的投资活动,同时还在拓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允许投资银行在这里建立它们自己的“财富管理合资企业”。

那么在上海封城事件背后,中国可能有哪些势力参与其中?

上海有许多同国际金融集团过从甚密的亿万富豪,他们或许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扮演了伊戈尔·科洛姆斯基的角色。科洛姆斯基是乌克兰的金融寡头,在美国的怂恿之下扶持了乌克兰现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中国富豪马云(Jack Ma)在创办可与亚马逊匹敌的全球营销、分销集团阿里巴巴时,接受了高盛投资公司和其他美国投资银行的巨额资助,同时对中国政策颇有微词。马云大受全球主义者的欢迎,如今仍是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董事。

尽管相关详情尚不明朗,但两年之前。马云在中国推动全球主义议程这一举动的确引起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央政策制定者的抵触。马云创办的蚂蚁集团是一个旨在通过建立不受规管的银行体系来开展金融改革的金融机构。2020年10月24日,他发表了一篇演讲,呼吁实现银行系统的重大变革。其结果是中央政府对其进行了严厉打击,从此之后他几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阿里巴巴的总部位于离上海不远的杭州,在上海的势力最大。

某些美国富豪也有利用上海强行闯入中国、令其面向外资打开大门的兴趣。比如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的CEO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又名苏世民)便已经斥资收买中国共产党党员中的大批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动用了一千多亿美元在清华大学设立了极负盛名的“苏世民学者项目”,同时也开展了其他活动。

另一位在中国投以巨资的美国富豪是约翰·L·桑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桑顿是中投公司(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国际咨询委员会会员,一直在致力于扩大外国势力对中国金融政策的影响力。

上海封城与全球经济混乱

主流媒体已经将全球经济混乱归咎于上海的封锁,称其原因为在上海制造、通过上海运输,或者某些零件要在上海制作的电子产品、汽车和其他家庭用品的生产和交付遭遇推迟。尽管经济混乱困局的确存在,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问题会被人利用夸大,以掩饰超级富豪为进一步破坏全球经济、剥削地球公民所实施的恶行。

一方面,乌克兰危机成为了全球农产品、原材料、天然气和制成品突然短缺的理由;另一方面,他们又称全球贸易因为上海危机而受到重挫。二者结合起来足以解释任何一个领域乱象的根源。

中国另一个主要的制造业和金融中心广州也已经准备实施“清零”政策。届时经济放缓、供应链中断、通胀加剧、物资短缺等问题将一一出现,他们也会心愿得遂。

意料之中的是,根据中国国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说法,上海封城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已被当成了提高中国疫苗接种率、推动首款国产mRNA新冠疫苗广泛使用的理由。

俄罗斯与中国的不同之处

就本质而言,通过乌克兰打击俄国,以及通过上海来打击中国,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尽管十年以来,中美交战已经成为各方面挂在嘴边的话题,但两国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经济联系,甚至还在政治舞台上开展深度合作。此外,对于刺激它针对台湾、香港和南中国海采取军事行动的做法,中国已经表示拒绝予以回应。因此对中国的打击一定要以隐晦的方式来进行,要让人们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在摧残上海人民。此时此刻,在公众的视野中,美国势力的黑手根本无处可寻。

遥想1972年,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同毛泽东主席会面之后,中美关系便开始破冰。与之相比,俄罗斯从未经历过类似的阶段,美俄之间的经济融合度也并不是很高。虽说也曾有俄罗斯人在美国求学,但赴美留学对俄罗斯人的吸引力似乎不像对中国人那么大,

因此尽管美国对俄罗斯既进行了经济投资,又开展了政治干预,但俄罗斯并未深度融入美国的物流与供应链;在俄罗斯境内,美国投资银行的关系方要少得多,其所获得的利益也少得多。

应做之事

中国人民已经被卷入了大重启计划,成为了实验的小白鼠,一方面要接受AI社会信用系统的持续监测与评估,另一方面还要按照要求使用数字支付系统。早在拓展其活动范围之前,全球主义者本来就最有可能把中国当作上述实验的目标,因为中国一直都十分重视技术发展,且并不深知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于是中国人民成为了牺牲品。

这些技术法西斯主义政策的确经过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之手推行,却并非起源于中国。它们不过是某种全球策略的一部分;该策略的最终目标是让金融精英和哄骗中国人民相信抗疫措施切实有效、自己能够借AI之力成为创新领袖的奸人得以控制世界经济,

为了应对全球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消除国家之间与各国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不必要冲突,中国、俄罗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公民急需携起手来,建立起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主义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盟,对抗跨国投资银行和企业的掠夺。

上海封城背后的原因,是他们想要人们在技术监狱中进一步彼此隔绝,拉大美国民众(乃至西方民众)同中国人民之间的距离——而他们本该同舟共济,为抗击技术法西斯主义而通力合作。现在正是我们联合起来、予以应对的时候。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继续奋斗的美籍汉语言文学博士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继续奋斗

一位美籍汉语言文学博士的宣言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2022年 4月 5日

最近听到上海封城,而人民不能出门,不能做任何活动。

所有的自由,所有的人权,所有的生活基础都无处可寻。我真的担心中国的人民,特别是上海的人民。

对我来说,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是中国的伟大文化、古老的文明给了我极大的灵感,让我深受感动。进入大学之后,我开始学习中文,开始读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典籍,从而发现,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可以给我们更好的选择。我们不需要固守以消费和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它只会令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我们能够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我也读过关于孙文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获益良多。他们的思想给了我新的想法。起初,我本来想用东方的文化来改革美国,治疗美国严重的文化疾病。

而现在,中国人正陷在危险的困境之中。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第一,我们需要追求真实。不可以为了一时的方便而掩耳盗铃。

有些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摧残中国人民,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大错特错。这群人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应该道出真相:中国人民的敌人并不是共产党。虽然有一些危险的人物混入了中国共产党,歪曲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本来的主旨是为人民做贡献、反对阶级社会和帝国主义。这种思想并无错误,完全正确。我们应该不忘初心。而且这种思想,这种方向就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社会主义也有各种政策、各种解释,但是一般来说,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

那么为什么上海的人民,中国的人民,因为一个假的疫情而受到这样没有道理的折磨和剝削?

因为两个基本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哪一位政治家、因为哪一条政策出了岔子,也不是因为哪一个国家从中作祟。

那么这两个问题是什么?

答案就在毛泽东主席给我,给我们的教诲之中。毛主席常常强调,我们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阶级与帝国主义——当然二者有密切的关联。

阶级问题的本质,是极端的财产集中催生出享有特权的阶级。这个阶级,所谓财阀,认为人民就是可以利用,剝削的对象。这一阶级毫无责任感。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我们应该打倒这些人。

在中国,在美国,以及全球的特权阶级的想法和行动如出一辙。他们策划这场疫情骗局来摧残中国人民,折磨全地球的人民。

帝国主义的外延,是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军事技术与新型的经济战略来压迫周边国家的人民。帝国主义包括经济手段,文化活动,军事战略,且涉及到教育和媒体。

但是同以往相比,今天的帝国主义有所不同。当然,某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依然在奉行新帝国主义、欺压外国人民,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特权阶级还在跟国外帝国主义分子手牵手,一起让中国人民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新帝国主义的主体是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和国际投资银行。美国、中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些企业并不是以服务人民为己任的组织,而是吸血的国际集团。

最近这些企业已经权势熏天。它们开始操縱联合国跟其他国际机构,乃至各个国家的政府。

他们豢养着一群貌似可信之人做国际机构的领袖,导致国际关系变为了财阀导演的闹剧。

这些人绝对不代表我们。他们背叛我们。他们可能是美国人,也可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都来自特权阶级。他们都属于背叛中国人民的阶级,他们就是人民的敌人。

他们安排的疫情骗局不过是阶级战争的序幕。他们准备了各种计划,以利用它们来随时向我们,向人民发起进攻。

我是美国人。我曾在哈佛大学攻读汉语言博士专业。

希望存有良知的美国人、中国人,乃至其他国家的人民能够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反抗这些危险的帝国主义和特权阶级势力。

我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继续奋斗

抱歉,我的中文表现力很差。但是这一次需要我自己撰写这种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所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谢谢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亚洲研究所 The Asia Institute

所长 Director

国际革命党的党员

2022年 4月 5日

在大韩民国丽水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