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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革命传统

反超级富豪行动的必要环节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最近一位全心致力于阻止美国暴政之癌扩散的挚友问我：

“我们为争取自由和正义而发起的斗争什么时候才能上新闻？”

我犹豫了——她已经付出了卓绝的努力、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因此我不想打击她的热情。

然而最后我将不得不将真相讲给她听，因为要建立一个健康向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人们进行经年累月、残酷至极的斗争，而在这件事上自欺欺人，将会让我们自己陷入无比危险的境地。我们绝不能因为财阀们日复一日地在前方布下障碍而灰心气馁，也不应该为一点点小成就、为国王们在享用我们的血汗钱之时扔出的一根骨头而心满意足，就此止步。

过了一会，我回答她：

“等我们创办了自己的报社和电视台，让它们能真实地反映美国的现状、击破跨国企业想让我们看到的假象；等我们根据宪法建立了自己的政府，让它对人民负责、透明公开；等我们开设了自己的学校，让它们向孩子们传授基本的道德观念，培养他们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感，训练他们独立思考、运用科学方法探索世界的能力；等我们建立起自己的货币系统，让它以实际资产而非银行家们吹起的泡沫为根基；等我们创建起民用、民享、民治的经济体系——等到那时，只有那时，我们的行动才会被媒体报道，获得应有的关注。”

美国的政体从不完美，但它曾以向善为目标。如今政府不过是一只毛茸茸的手套；藏在其中的，是各个跨国企业冷冰冰的铁拳。

在此紧要关头，我们需要通过言语、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际行动来申明：我们是独立公民，正在为推倒华盛顿已朽为粪土的大厦、令尊重宪法的共和政体取而代之铺设基石。现在，我们曾经伟大辉煌的首都遍地都是金钱贩子，他们宛若秃鹫一样纷纷涌入那里，只为捡食残肉碎骨、满足贪欲。

我们对他们的计划心知肚明——尽管许多美国人仍旧难以看清这场骗局的全貌，无法识别这场阴谋背后的罪恶，不明白他们打算接管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从DNA、食物、肉体到思想乃至梦境。

但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发现潜伏在伪非政府组织背后的亿万富豪、已被收买的政府机构、跨国企业和银行所造成的危害。金钱贩子们因此而快马加鞭、变本加厉，以掌管我们的世界。

恰在此时，他们正在谋划发起世界大战，将战争的引线布置在乌克兰，台湾，或者其他地方。

至于这场战争是会夺取数百万人的生命乃至令人类绝迹，还是会仅仅成为进一步推动财富转移、极权统治在全球蔓延、全新世界秩序成型的幌子，我们仍不知晓。但我们的确清楚，乌克兰已经沦为疫苗护照、跟踪手段和社会控制术的试验场。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将战争用作政治游戏工具，一不小心便会导致事态失控，战争之犬一旦破笼而出，便不再听从主人的喝令。

发起世界大战的意图，以及将政府私有化、全面控制经济体系和公民社交系统的阴谋紧密关联。如果让他们得逞，人们所有的交流便只能通过互联网、或者在无人AI平台的规管之下进行。届时人们会失去辨明何人做出何种决策的机会，也没有办法追究作恶者的责任，只能放任他们在国内外散布政企融合之癌。

届时我们会变成囚犯，而监管我们的，是本应服务于我们的各种系统。噩梦正如夜幕一般渐渐降临。

计算机银行正在于暗处以秘密、数字化的方式制定各项决策，而控制这些银行的，是布莱克、先锋领航等跨国金融组织或者亚马逊、脸书等跨国企业。他们将作出的决定灌输给我们，命令我们遵守他们在黑暗中制定的规则。未来，我们连同人类讲话、通过第三方确认决策制定流程的机会都不会有。战争正是实现这场大重启的绝佳方式。

如果国家治理的全部程序都被外包给营利性企业，那么作出事关我们生死存亡的决定的，不论其为何人何物，都绝不可能是宪法意义上，或者伦理意义乃至任何意义上的政府。

他们希望诸位被电视洗脑，将他们当作政府权威。总之，原有政府的废墟内，早已充斥着被他们安排下的一个个木偶，而提线则掌握在跨国企业手中。

与此同时，他们还重金收买自称为保守派、自由派或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局外人和在野人士，告诉诸位问题出在政府身上，却从不道明政府被何人所控制、被何人所有，如何才能让一切回归正常。

“控制”是政治游戏的关键，向来如此。而这场巨变旨在将人类驱逐出美国的政府和企业，在本质上更为险恶。

等到政府职能已完全被AI服务通过互联网而替代，等到政府、公司中再也找不到诸位可以与之讲理申诉的人类，这场接管便大功告成。

人类被电脑 无人机和机器人所取代——诸位本来不应该注意到这一过程。他们为这场转变打出的大旗是“便捷”和“现代”，即使滥用科技会导致无法避免的后果。

请记住我的话。他们就像虐待狂一样，通过花言巧语、巧技妙招来哄受害者戴上手铐。一旦自己的系统上线，他们便会毫不留情地将诸位锁起，不留任何余地。在这样的新世界中，实现残酷的效率是重中之重，碍事的人将无处可寻。

媒体突然就警察暴力问题大谈特谈，目的是让诸位相信用机器人和无人机替代人类警察会更加安全——以美墨边境为起点，这一过程正在推进之中。机器人和无人机可直接由超级富豪来控制，而操纵者能够要么隐身于地堡，要么借助于人造卫星。呼吁申诉将成为不可能之事。

此种为奴役我们而滥用技术的恶行，我们必须予以抵制。我们必须挨家挨户地教育民众，告诉他们上述行为会催生出怎样的危险和罪恶。

政府遭到破坏的同时，货币体系也未能幸免，正在被可由阴暗势力随时操纵、删除的虚拟信用系统所取代。

货币和金融是完美专政体制不可缺少的环节。一小撮富翁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印钞，从而令诸位钱包中的纸币不断贬值。随着无现金社会的实现与数字货币（此物正在酝酿当中）和信用卡的强制推广，政府和各大企业即将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冻结或者夺取诸位的钱财。

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我们完全有机会力挽狂澜，遏阻在国内外汹涌蔓延的暴政狂潮，让事态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然而胜利的果实还远未掌握于我们手中。此时此地，每一条街道、每一间办公室、每一个教室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己所能，同企业法西斯势力相抗争。正如拉比·希列所述：“我不担当，要待何人？此刻不搏，更待何时？”

我们必须建立教育、货币、食物以及物资分配等系统，并且使其彻底独立于目前用于让美国乃至世界民众沦为奴隶的罪恶网络。

正如俗语所说：

“不必愤怒，团结起来！”

不要浪费时间去发起抗议，表达对乔·拜登等百无一用的废物政客的不满。民主党和共和党无异于一群小丑和一具具行尸走肉，被人推到台前，供诸位发泄怒火，分散诸位的注意力，以掩盖幕后的黑手，让金融家们得以偷偷摸摸地转移我们的财富。

所有公民都需要彻彻底底地懂得超级富豪是如何利用它们的超级计算机、数字货币银行来控制我们的社会、操纵我们的经济系统，用哗众取宠、娱乐至上的社交网络给大众洗脑、让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的。

一旦民众开始明白事情的真相以及补救的步骤，我们便可以采取行动了。

我们绝不应当对由超级富豪们豢养捧红的名人唯命是从。这群人都包括谁？哈，总地来说，所有可以在主流媒体上亮相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已被收买。

我们绝不可以落入圈套，敌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它们，当然也包括美国，都已陷入可怕的境地。我们面前是一场跨国阶级斗争，而主流媒体却谎话连篇，将其捏造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超级富豪们还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和拥趸误导民众，对所谓的“左翼人士”大批特批。比如，由企业资助的战争狂民主党便被“保守”媒体斥为“左翼党派”。本人怀疑对“左翼”一词的滥用实为一场旨在迷惑大众的阴谋，目的是让大家认为左翼思想、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政策，还有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才是大肆扩展的企业法西斯主义的根源。

毫无疑问，这一策略的主旨，是阻止我们借用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来思考，应对富豪们对经济系统的侵蚀恶行。在他们看来，诸位绝不应该了解计划经济、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或许可以解决当前的危机。不，诸位只能对着腐败诡诈的政客大发雷霆，但绝不可以琢磨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

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毛泽东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领袖们的过失都已存案，他们犯下的错误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同时，他们也在各自的著作中针对利益驱动型经济和资本主导的权力关系等深层结构问题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见解。他们都提出了旨在发起根本性改变、有别于肤浅改革的解决方案。与“增量式”、“渐进式”改革相比，此种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彻底转变，恰恰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我们可以，也必须思索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左翼传统究竟为何物，必须深入揣摩以往革命留下的经验教训，辨明何者有效，何者无效。请记住，在苏联诸多实验性做法的启发之下，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采取了经济管制措施。

在过去的两年中，数万亿美元被超级富豪窃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由跨国企业行为催生的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所导致的财产流失更是难以估量。他们的盗窃行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社会的结构。

要让社会健康如初，我们除了在超级富豪和普通民众之间进行彻底的财富再分配，别无他法。

我们要是安于现状，那么便只能迎接奴隶社会的降临。

我们不能盲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同时也不能固步自封、受人蒙蔽，对宝贵传统中的精辟观点视而不见。面对危机，我们要脚踏实地，绝不可畏首畏尾，惧于去未曾料想之地发掘解决之道。

我们终将需要占领超级富豪们的大本营，关闭他们的金融网络，没收他们的超级计算机，摧毁他们藏于深山之中、本来打算让其不见天日的武器仓库。任何观点，任何政策，任何战略，只要能帮助我们应对面前的残酷战争，我们都不应该弃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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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民主的潜力

2021年 12月 11日 

今日中国

儒家思想与民主的潜力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亚洲研究所 The Asia Institute

所长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我们必须对“民主”一词重新进行根本性的定义，因为我们试图确定如何以民主和参与的方式统治一个一体化的地球，同时，我们可以扩展“民主”一词，以便它涵盖人类文明的多种起源，而不仅仅是基于希腊和罗马先例的欧洲传统。

随着东亚经济和文化力量增强，儒家、道家和佛教以及其他传统的深度在全球文化和政治话语中更加突出，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并进入加速阶段。学者们也开始认识到西方启蒙学者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并在该传统下目睹了儒家传统在天主教会之外伦理治理的潜力。

当我们考虑地球的民主未来时，通过应用儒家概念，更深入地思考其中儒家的起源和“民主”概念中的新潜力至关重要。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可以对儒家遗产提出不同解释，并帮助我们梳理出这一传统的全部潜力。

部分问题将涉及改变中国人对本国文化的看法，其中西方形象和标准成为主导，致使中国传统显得次要并且古怪。这种状态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文化潜力，因为它让大量文化传统贴上了“无关紧要”的标签，从而20世纪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似乎都被误导了。你可以在高中教科书中找到这个论点，甚至在写给外国人的中国文化的英文介绍中也能找到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关系到知识分子传统和新儒家传统在中国的重要性。新儒学是南宋(1127–1279)学者朱熹(1130-1200)编纂的哲学体系的总称，构成了中国后来朝代许多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新儒学是认识论的综合方法，将早期儒家教义与佛教中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术语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包含自然世界、治理和伦理的总体世界观。

新儒家将世界视为一个道德整体，其中学者通过接触儒家经典而享有最优越的地位，这一观点成为前现代中国几乎所有正规教育的基础，随着中国在20世纪努力实现现代化，一个关于新儒学的神话生根发芽，直到今天依旧力量无穷。

神话是这样的：

在清代（1644-1911），学者们迷失在从新儒家传统的模糊思维中得出的关于自我和社会的抽象理论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中。他们在新儒家关于“德”和“孝”的抽象话语中迷失自我，对治国的方法和改善民生的技术等实际研究失去了兴趣。这些学者整天读书，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由于他们的失败，中国在现代化方面远远落后，只有在20世纪引入西方科学时才通过部分可悲的殖民化取得一定进展。

人们认为，正因为儒家思想，中国未能发展制造、电力、铁路和其他现代生产和运输系统。

虽然19世纪一小群颓废自利的学者确实以新儒学为意识形态来证实他们的统治并拒绝西学，但整个故事却是一个具有误导性和破坏性的神话。

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榨取和消费、自负和剥削的文化相比，强调农业、可持续性、社会和谐和尊重家庭关系的传统中国社会更加有利于人类福祉的长期发展。

或许神话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它与现代化神话相结合，即中国必须抛弃过去才能走向现代，成为先进国家。这个神话对一些中国人来说仍然力量非凡。

但快速现代化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将面临新的全球性挑战，其中中国的传统观念而非现代化的实践至关重要。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财富集中、平等或道德标准，相比在增长和消费方面作为经济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儒家思想提供了更好的答案。

许多中国人认为新儒学反对科学和技术，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朱熹认为中国和韩国科学话语的基础，亚洲的“格物”以及直到17世纪的科学体系在许多领域都比西方的竞争对手更为先进。

十九世纪，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以忠于儒学的封闭自守为借口，将新儒家传统视为落后，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明清两代关于自我与社会的许多著作都与当代挑战直接相关。

儒家思想被误解为尊老、真诚、服从命令的一套简单化的规则。这种通俗的解释与明清思想家提出的复杂论点相去甚远。这些学者在儒家传统中发现了政府内部权力平衡的基础以及教育、道德、环境和治理之间确保某种形式的民主进程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关系。

恢复新儒家传统的第一步可能是什么？或许中国人可以采取的一个步骤是让这一传统更多地成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只能从尊重老师和长者的角度来想象新儒学，因此迄今为止，对这一传统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并没有那么成功。

但是如果把王阳明的教导用一种与日常生活和年轻人面临的问题相关的方式来呈现呢？如果以普通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可以理解的方式传播基本真理，而不是要求儒家学说的专业知识，那会怎么样？

这就是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等书中将禅宗从日本引入西方的方法。这部19世纪70年代的畅销小说生动地讲述了禅宗的教义，并没有参考原著经典。

王阳明关于个人责任和制度责任的论点，不是博物馆里的陈词滥调，而是适用于当下的问题。例如，制作一部广受欢迎的电视剧，讲述年轻人的疏远、竞争、自杀和痴迷于表面的危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这可能是个好主意。这部广受欢迎的戏剧可以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王阳明关于人类经验和道德的思想。观看戏剧或电视节目的年轻人会以全新的方式看待新儒家传统。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新儒学的强大知识传统赋予知识分子对发展和政府进行战略思考的能力，中国就不可能在20世纪实现卓越的现代化。引领中国奇迹的政府官员和公司总裁们从不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和勤奋的职业道德而大获成功。这是在中国经常听到的一种唯我论的观点。

相反，正是新儒家传统的极大丰富性及其对抽象原则与具体实际行动相结合的强调，使中国既能设立看似不可能的崇高目标，又能顽强地投身为市场和技术的日常奋斗，而不会忽视最终目标。

但是，在面临新挑战的今天，新儒家传统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解释。例如，新儒家形而上学传统认为，人类经验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眼看不见的方面。整个传统突出了我们的宇宙和人类经验的无形的形而上学基础，并引导读者质疑日常生活的表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时代，在这个时代，电视或互联网上再现的视觉和图像愈发比任何基本原则或形而上学更权威、更重要。我们陷入了对世界最肤浅的理解，我们的世界正被数字革命夷为平地。我们缺乏的是对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背后潜在的形而上学的感觉。

我们现代经验中被削弱的那部分正是新儒家传统中有效解决的问题。关注基本原则和世界运作的规则，而不是事物的外表，这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在事物的外表已经成为一切的时刻，这种洞察力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我们听过一个关于儒家学者的故事，他们非常落后，无法应对现代性，但也许他们对这个时代的世界有所了解，或许是在我们达到现代化范式极限的那一刻？

让我们记住这个儒家学者的生活方式。他通过读书、写信、写散文、背诵经典，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细微差别。他利用极少资源，并以极其谦虚的方式行事。无需去任何地方，无需做任何事情，就能在他的生命中找到无限的深度和意义。他关心的是基本原则，而不是表象，因此他可以在阅读一系列核心文本中找到真理和满足感。

也许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减少生活在富裕国家的特权人士对自然资源的难以置信的浪费。我们必须超越拥有汽车、住大房子、吃过多食物的强迫性需求。我们陷入了过度消费的悲惨循环，以此来证明幸福。这种消费正在对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并威胁着人类的未来。

在我们面临消费文化危机和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化时，那种在一些书籍和论文中找到无限深度的儒家学者的模式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今天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来自于那些消耗过多资源的先进富裕国家。除非我们认真专注于减少消费，否则我们将无法向我们的孩子承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新儒家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同样也可以提供给世界。试想一下，你能在家里读书和写作的那一刻找到完全的满足感。如果迷失在消费文化中，表面上看可能会很无聊，但是如果从内部了解这个世界，它就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传统强调按需饮食，避免炫耀式消费。在现代化进程中，当这种简朴生活和适度消费的传统逐渐发展壮大时却被许多人鄙视。但在这个时代，中国最能成为领导者，因为它向世界展示了极简的生活模式，这是现代生活的传统，17和18世纪最伟大的智者作为学者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这对我们都意义重大。我们必须以年轻人容易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这一传统。

儒家的这种道德传统可以成为这个时代国际民主的支柱。

为了进入好高中进而考上一流大学，中国年轻人之间展开无情的竞争，这是寻找优质工作的必要步骤，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了严重损失，并扭曲了学习的本质。

教育已经成为一种隐蔽的战斗，这让我们陷入孤立，并不是所有人为了发现真相或创造更美好社会而合作的基础。

我经常听到人们将当代中国对考试作为一种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的痴迷与主导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进行比较。公务员考试是中国治理的核心，在此之前它已经影响了文化的方方面面。

将当代应试与清代儒家科举考试进行类比并非完全错误。考试制度，特别是在18世纪后期由于人口迅速增加而导致政府职位完全饱和之后，成为了一场与财富和权力相关的无情竞争职位的战场。

一些有权势的家族或通过给予后代出色的指导，或通过腐败，也可能同时利用两种方式垄断了考试系统。

考试内容缩减到记忆固定词组、运用符合考官要求的华丽辞藻、无休止地练习缺乏想象力的范文。

但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堕落，并不代表该考试的初衷。

相反，我们需要问自己，拥有一个将政府服务视为最高目标，并以道德哲学教育，而不是工商管理、金融或广告为目标的社会，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所有受教育者的目标。

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精英统治的价值，这是考试制度中最常被引用的部分。中国、韩国和越南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18世纪和19世纪也成为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典范，经常被奉为精英统治的典型代表，其由能者和受教育者统治，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

精英统治形成了贵族统治或暴政的强大替代品，而精英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退化为贵族统治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目睹资本的急剧集中时，这一点就更加真实。

最近人们对精英管理的优点感兴趣，尤其是在中国的案例中，最著名的是清华大学的贝淡宁（Daniel Bell）的著作。他在其著作《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中 提 出，当前中国的贤能政治可以作为西方民主的替代品。

诚然，精英统治，一种寻求提升具有管理技能和能力的人的制度，可以提供替代“民主”制度的另一种选择，在这种制度中，公民投票选举由特殊利益预先选出的领导人。毕竟，如果人们只根据带有偏见的媒体提供的信息进行投票，很难认为这样的体系是一种有效的领导人选拔方式。

文官制度受到晚清改革派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通晓经典的儒家学者没有准备好应对现代化的挑战，需要的是能够谈判贸易条约，建立邮政系统，经营铁路和钢铁厂的实用专家。

这一遗产持续存在，今天大多数考试用于确定职业并专注于数学和英语、行政和管理，或者会计或金融方面的特定技能。

道德哲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考试中退场。

那么，为什么公务员考试的重点是儒家经典和道德哲学？是不是因为学者们忽视了国家的需求，迷失在自己的特权中？

了解儒家公务员的本质是困难的，因为对公务员考试的本源精神存在根本性的误解。

“精英统治”这个词用词不当。当然，中国公务员考试考的是成绩，但这不是其主要功能。

考试起源于汉代，其目的是作为建立智者和道德者统治的基础，而不是能者和博学者的统治。这两个目标是相关的，但抓住根本区别是未来改革的关键。

将儒家思想系统化的哲学家，孔子和孟子，与其说是崇尚精英统治，不如说是崇尚心智统治，或“智者统治”。心智统治已经成为一个陌生的术语，但创建一个由智者和道德者统治的国家的目标也被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是最好的政府形式。

今天大多数人会认为政府应该由智者而不是由能者来管理的想法要么是天真无邪，要么是危险的精英主义，但让我们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再驳斥传统中国文化的这一批判性假设。

民主很容易退化为人们被虚假信息误导，或者有魅力的领导人做出可怕的决定，从而导致最糟糕的暴政。

精英统治可能导致那些拥有明确技能和高教育水平但没有道德指南针并追求个人利益或家庭利益的人进行统治。

孔子和柏拉图提倡智者统治是有道理的。

人们如何在政府和企业中得到提升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至关重要。

问题是：如何实现智者治理？

人是有缺陷的生物，任何制度都会有腐败和滥用权力。定期改革对于确保透明度至关重要。

要求参与政治和治理的人从小就沉浸在道德哲学中，熟悉人文学科并能够深思熟虑地撰写有关如何找到治理和社会问题的道德解决方案的要求，这是合乎逻辑且令人信服的。我们今天正是需要这样一种方法。

但我们应该追求传统儒家治理的精神，而不是其形式，尤其是在未来的时代。

我们不应该强迫每个人都只阅读儒家经典，或者参加传统中国的考试。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

相反，我们可以尝试新的方法，让哲学和文学成为所有希望在政府或商界工作的人的培训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将道德行为视为最高目标。

这种教育的解读应该延伸到今天，而不应该局限于中国传统。此外，这样的教育应该包括向道德哲学老师学习，并与老师交谈。我们必须超越计算机分级匿名测试的非人工系统。考试必须更人性化，且更加循序渐进。它们可以指抽象的原则，但它们必须以我们在当代社会面临的道德考验为基础。

这种重新夺回儒家传统本源精神的创新，可以为政府和教育带来巨大的崭新活力，为中国、韩国、越南和世界各地的青年带来新的希望。

解决乌克兰危机、避免世界大战的具体方案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美国临时政府

总统

2022年 3月 11日

    曾在其作品《铁皮鼓》中深刻描绘战争之恐怖的作家君特·格拉斯早在2012年去世之前接受的采访中便就美国对乌克兰的干涉做出了不祥的预测。他说：

“战火四起，我们正在冒险，重蹈覆辙。倘若仍然对此无知无觉，我们便会如梦游一般步入世界大战。”

俄罗斯为保卫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俄语人口最多的顿巴斯地区）而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媒体突然就此事大肆炒作，实在令我们无所适从。过去几年乃至二十年所发生的一切已经告诉我们，媒体，全球范围内的媒体已死，我们能获得的可靠消息寥寥无几。

报道出来的俄乌两方的死伤数字或许同新冠感染者的数量一样准确，而新冠疫情本身便是一场骗局。可能在多年以后我们才能弄清楚这场冲突的真相。

乌克兰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此而导致的地缘政治蔓延与前所未有的事态升级会使所有人面临巨大的威胁。

然而，我们再次被权贵熟练地转移了视线。某些人义愤填膺，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袭谴责为可怕的罪行，义愤填膺地在全国举行抗议活动。俄罗斯的扩张主义、统治力和以普京总统为核心的国家系统的全球影响力令他们深感不安。

他们的担忧，尽管有时略显夸张，但也并非全无根据。

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对乌克兰的干涉，尤其是美国与北约于2014年密谋推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这一行为，均是在搞非法政变。基辅的极右翼反俄罗斯政府对顿巴斯地区发动的可怕炮击引起了他们的强烈谴责；他们还就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对公开表明身份的纳粹与反俄罗斯民族组织进行资助一事表达了忧虑——过去八年中的暴力事件大多出自这些组织之手。

他们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

然而，在美国将帝国触角伸向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时，指责俄罗斯搞扩张主义，未免太过愚蠢可笑。

同样，认为普京总统确实在反对美国的扩张主义，认为他正在捍卫法治和正当国际主义，这是一种妄想。

然而诸位，被宪法赋予了权力同时却又被跨国企业压榨的美国公民们，你们正在受人控制，将美国经济推入分崩离析的险境，等待着残余的碎片被整合入由无形力量操控的全新全球经济体系；你们被迫依靠《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和其他媒体来获取新闻，然而这些媒体良莠不齐，经常编造故事，为全球金融机构和少数富豪文过饰非。

我们的媒体中，不随波逐流者少之又少。它们大多不愿意对生产过剩和由隐性债务推动的虚假经济增长等深层结构性矛盾进行调查，只是一味地引领我们纠结于美中、美俄之战，好让各位亿万富豪能够安心掌权。

在911事件和新冠骗局上，这些媒体郑重其事地昧地瞒天。它们希望诸位忘记2020年投资银行窃取了数万亿美元，希望诸位无暇考虑超级富豪是怎样让我们这些公民沦为奴隶的。

可悲的是，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媒体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它们偶尔会谈及华盛顿的禁忌话题。

现在我们只能说，乌克兰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或许参与其中的不只是俄乌两方——都没有将实现渐进式改变或些微的进步作为目标。

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各原则基础之上的国际社会，一个在深受腐败堕落和财富高度集中之害、被政府私有化罪行折磨、痛心目睹教育和新闻媒体沦为社会控制工具之时仍可苟延残喘的国际社会，终于，终于死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它。

毫无疑问，在新冠之役中，我们的民众变得迟钝麻木，政府、教育和新闻机构遭到摧毁，通向全球大战之门由此而开；这场战争将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未曾目睹的形式席卷国内国外。

这绝非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冷战。那些以“左”、“右”两派指代权力参与者、耸人听闻的媒体头条新闻根本不对生产方式和权力的延续形式做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分析。政治对话也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无异于华盛顿堪比妓女和皮条客的两个政党演出的闹剧。

当前的大解体同一战爆发之前的情况类似。当时控制多民族帝国的政府极力煽动爱国主义，通过战争来凝聚民心；而这场战争的宗旨却是创造利润，将人们的视线从社会矛盾上移开。当时和现在的银行家们都认为，冲突可以创造需求、强化国家权威、制造压制公开讨论的理由。

那时跟现在一样，全球金融界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做出承诺，只是通过鼓吹战争从英、德、俄、法等国攫取利益。

如今由华盛顿和莫斯科代表的两大系统所争夺的，并不仅仅是政治影响力。

那些在白宫聚集于约瑟夫·拜登周围的人、那些于唐宁街10号簇拥在鲍里斯·约翰逊身边的人，还有他们在企业界的拥趸以军事打击作为威胁，实施了对俄罗斯的飞机关闭领空、阻止俄罗斯人的手机通讯等极端的制裁措施。

北约和美国正在通过将俄罗斯排除出国际货币与物流系统等手段极力推动俄罗斯完全解体，让该国只剩下一片文化废墟。它们要求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这等于要求向俄罗斯开战，要求发起核战争；俄罗斯的安德烈·苏霍维茨基将军被炸死之后，参议员林德赛·格林厄姆甚至提出暗杀普京总统——一切都表明，我们正身处一场必须停止的战争之中。

不止于此。媒体忽然高调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而此前却从未提及相关制裁措施的制定过程和制裁实施方。他们的理由是奉行专制的俄罗斯对民主构成了威胁，然而从它们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简直与独裁国家如出一辙。

其结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等全球机构乃至谷歌、脸书、微软、甲骨文等IT企业都开始了军事化进程。

今天他们获准对俄罗斯人所做的一切，明天便会降临在诸位的头上，而且到时各位没有任何申诉的机会，因为相关政策都是在暗中制定推行的。

藏于幕后的力量会关停你们的银行账户和手机，也会阻止你们的一举一动。令其公民深受压迫的加拿大、新西兰和奥地利便曾是这场对抗地球公民之战的前线。如今，更为可怕的东西正在缓缓降临基辅。

蜷伏在“美国政府”、“德国政府”、“北约”、“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名号之后的，是一个影子政府。它将可以掌控诸位所拥有的一切、让诸位身陷囹圄，但不必经过任何正当程序。

俄罗斯人正在世界舞台上制订自己的应对之策。他们很可能会同伊朗通力合作，而中国的拥俄派系和身居欧美的异见人士或许也会成为他们的伙伴。

俄罗斯人不会把他们的计划告诉我们，而我们的腐败媒体也不会说明俄罗斯将采取哪些步骤来促成美国解体。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美国政府、金融及新闻体系的大厦根基脆弱至极、栋梁腐朽不堪，俄罗斯人倘若发起行动，必定会留下一片片残垣断瓦。

可悲！我们现在竟然要拼命疏离彼此。此时此刻，我们本应同舟共济、建立国际机构、推动全球裁军和反核扩散事业、应对气候变化灾难、终结私营金融企业和技术暴政的统治，将美国、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善良民众解救出来。

对俄制裁的结果是毁灭性的。然而从俄罗斯的立场来看，这场遭遇会促使其自力更生，实现经济独立，打造健康的国家体系。这些制裁手段减少了贝莱德、先锋集团和高盛等金融集团对俄罗斯的毒害——这群吸血鬼正在榨取美国的生命。

2月19日发生了什么？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号召北约的所有成员国（她称北约为“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联盟”）加入联合国，以准备同俄罗斯进行全面对抗。

哈里斯表示“国境不应被武力改变”、用“前所未有的经济成本”做出承诺、号召北约“更进一步，采取切实行动”时，实际上是在向俄罗斯宣战，而被投入其中用于作战的，也许不是坦克和战斗机。

哈里斯之所以有说这番话的底气，是因为受北约、全球金融业以及军事承包商资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披着一层合法性外衣——尽管这层外衣很薄，尽管上述资助方都对潜在的战争垂涎三尺。

她完美地代表了一种文化政治。这种文化政治被用来掩盖阶级斗争的出现，将民主党打造成为一个致力于公共关系公司，让美国人相信政企融合是好事，因为少数群体在其中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哈里斯在大众媒体中备受追捧，被誉为首位占据如此高位的女性、美国印第安人以及非裔美国人，代表着“屏障的突破”，但这些媒体并不关心各种肤色的劳动阶级正在面对何种现实。

她的脱颖而出的确自有其价值。然而，我们倘若审视她在担任旧金山地方检察官时的所作所为，便会发现她毁掉了年轻人，尤其是非裔年轻人的生活——他们之中有许多莫名失去了自由，只因为哈里斯为持有私人监狱特许经营权的人效力。

哈里斯为我们奉上了由罪恶银行家们调制、盛在多文化华丽华贵金杯中的毒药，还在其中掺上了一点“进步”的言论，让里面的苦味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2月21日，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对哈里斯乃至美国和北约做出了正式回应。他的演讲和哈里斯的言辞构成了鲜明对比。普京十分清晰、大致准确地描述了美国及北约对乌克兰进行干涉这一历史背景，他对相关政策的说明比任何一位美国政客都要详细。

他对外交手段和国际机构持支持态度，并且认为实实在在的对话确有必要。他的这番表态的确值得称赞。

然而我们也能看到某些不祥的征兆。

他坐在办公桌前，坐在冷冰冰的克林姆林宫之中——头顶是高高的天花板，四周是大理石墙壁——向俄罗斯的少数政府精英发表讲话。他身穿精心准备的夹克，打着领带，像鹰一样观察着身边的每一个细节。

他身后悬挂着两面大旗，一面是俄罗斯联邦国旗，一面是俄罗斯总统旗。后者上的双头鹰抓着国家权力的象征，身上还有圣乔治屠龙徽章。这面旗帜代表着君主生杀予夺之大权。

普京与白手起家、意欲让整个世界臣服于他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不乏相似之处。拿破仑于1800年颁布了拿破仑法典，赋予全民基本权利，反对天主教教会和贵族阶层执掌大权，但这一切只是他为自身、为国家攫取更大权力而埋下的伏笔。

与此相似，普京主张尊重国际条约与外交原则，提倡国家之间的理性对话，同时却对将普通民众视为草芥、盘根错节的超级富豪集团依赖至深。

世界上对普京怀有倾慕之情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应当趁自己还未失去理智及时查明真相。

普京是否注意到新冠疫情是一场旨在让超级富豪接管全球经济的骗局？没有。他认为管理俄罗斯和美国的，是运转正常的政府，还提出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举行几场会谈，以澄清误解。

尽管普京曾经讨论过财富集中与政府私有化等现象，这一点实属难得，但在联合国系统沦为超级富豪的玩物一事上，他却不予理会，甚至没有委婉地提到过跨国银行势力扩大、金钱之战以及个人隐私权和对身体的自主权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应当记住，俄罗斯还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积极成员，而它所推行的新冠疫情应对政策，哪怕不像其他国家的那样严厉，也绝不算少。

普京的演讲提到了俄乌两国之间的同胞之谊与亲人之情。他像沙皇一样慷慨陈词，将俄罗斯的问题归咎于布尔什维克——前苏联共产党。

尽管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前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之处有据可查，但普京称共产党完全与现实脱节、出于懦弱而在一战时期同德国签署辱国条约，这番言论未免有误导之嫌。

列宁及其追随者们曾为解决阶级问题和财富集中问题付出过巨大努力。他们也许被引入了歧途，但与普京不同的是，他们对金钱的看法无比正确。

列宁并非完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但他对阶级斗争和全球金融界背后罪恶的理解对于我们如今面临的危机仍然完全适用。

我们应当怎样加以应对？

我们眼前的乌克兰战争，是一场大范围世界之战的一部分；后者旨在使人类社会沦为监狱和数字噩梦，让见利忘义的技术暴君们能够随意监视、惩罚任何一位民众。在这场由超级计算机发起的无声战争中，无声的武器被用于摧毁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而主流媒体根本，根本不会向诸位透露真相。

战争已经开始。这场战争将会展现出我们以往不曾目睹的态势。各国购买的大多数武器很可能将无从使用。

随时为最新战争做好准备是一条基本历史规律。19世纪的骑兵冲锋队在一战中面对长枪利炮时毫无用武之地，20世纪30年代的复翼飞机也根本无法同二战中的战斗机、航空母舰和远程轰炸机相匹敌。

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提防与二战类似的战争。然而即使在今天，专家也很难将乌克兰战争归入二战或冷战的同类范畴。

这场战争与二战的相似之处在于，参与其中的轴心国和同盟国遍布世界，且都想争夺世界的绝对控制权。

它同南北战争的相近之处在于，战场上同胞反目、手足相残——这一切我们也曾在新冠之役中目睹。

这场战争也和越南战争相仿——敌人无处不在。

此外，这场战争还具有新的特点。信息所遭受的大规模破坏、阻滞和操纵意味着数以万计的生命化为乌有，而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经济、医药、通信、新闻和教育等领域的军事化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全新的现实，连军事专家都无法理解，因为他们自己也深陷这场“大重置”之中。比起我们这些人的长期安全，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更关心自己的退休福利。

我们眼前出现了别样的一幕：世界范围的传统帝国之战被投射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技术领域的阶级斗争上。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忽略这一可能性：乌克兰战争将彻底变为一场旨在奴役普罗大众的“富人游戏”。

埃隆·马斯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一个冷却无情的罪犯，已同意乌克兰政府关于通过其“星联”卫星向乌方提供互联网服务的请求。此举可谓人道——或者他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这一做法可以更为有效地推动大重启、从民众手中夺取财富和生产资料？就算没有疫情，这场战争是不是也迟早会逼迫我们使用马斯克的“星链”开展通信？

在不经任何正当程序和讨论的情况下突然对俄罗斯发动制裁，以及以质疑政府政策为由没收加拿大人的财产，二者简直异曲同工。

金钱和资产构成了这场战争接下来的战线。资金评估将成为企业王国赋予俯首帖耳之人的一项特权。

针对这场危机，我们的应对策略必须包含两个方面：安全与经济。

在安全方面，我们必须建立本质上民主、透明的，能够从军火商以及资助它们的银行手中夺权的全球军控和裁军体系。相关的监管要覆盖全球，且保证没有漏网之鱼。

德国、土耳其、伊朗、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巴西等国已经参与到发展核武与其他危险军备方面的竞争中来。显然乌克兰正在受到怂恿、步它们的后尘。

我们必须坚决地终结这场威胁全人类的噩梦——核战争要远比任何一种虚无缥缈的疫病危险。

届时美国将成为第一个认真执行裁军方案的国家。

美国将切实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将改变世界氛围作为首要任务，为真正的民主打开一扇窗。

经济方面，我们必须立即终结寄生虫金融业的统治——如今它正在将俄罗斯引向灭亡之渊，而且已经毁灭了许多国家，且准备让美国万劫不复。

我们必须实现军事、情报机构与金融和营利性活动的永久分离，且叫停危害极大的国家安全私有化——正是在这一趋势之下，贝莱德等跨国投资基金得以利用脸书、亚马逊等军事和技术暴君的权威掌控全球经济、大范围收买情报系统。

要终结这场由一小撮精神病患者策动的世界大战，关键将在于夺回美国国内的资金控制权。货币注水、金融操控等问题必须予以解决；由超级计算机生产的假币及其所谓“衍生品”必须作废；股市和期货市场必须作为普通民众及其亲友可在其中创立事业的民治合作社而运营。

高不可攀的精英富豪阶层将没有立足之地。

既然跨国投资银行想要我们的钱财，我们就必须明白，金钱的定义和价值都应该由公民来决定——这是属于公民而非跨国投资银行的权力。倘若它们剥夺我们的拥有权、以任何方式操纵货币价值，我们便应该使自己的货币同被我们定义为“地方社区”的相关资产挂钩。

我们需要真正的安全，需要实现可再生能源和食物的自给自足。我们需要停止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死亡崇拜，将各种无法解除的同伙关系予以大规模削减。

北约是一头好战的怪兽，是生产过剩和金融投机的产物。我们必须将其解体，将《联合国宪章》作为覆盖全球的安全合约以及各项威胁应对措施的基础——后者涉及气候变化、海洋以及食物；我们将把这些问题当作战争来全力以赴地应对。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制定全球信息法，以保证全体民众都有得知真相的权利，保证我们不会被虚假消息引向不必要的冲突。

在这场全球性的战争中，我们必须奔赴前线，缔结具有约束性的合约，消除核武器，停止制造可夺人性命、稍不留意便会被人滥用的机器人和无人机。我们还需要就军用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的使用签订条约，权当注射疫苗——此事我们已经历过。

我们将通过建立属于我们全体民众、亿万富翁们不得染指的全球共享系统来实现这一切，将用生命来捍卫它。这一系统将会把大部分海洋、森林、河流和自然性荒地囊括在内。

要树立希望、驱散绝望，保护生命、阻挡死亡，增进了解、避免无视，普及真相、击退谎言，我们可以做的太多太多。我们必须启动的不是大重启，而是一场宏大转型，将席卷我们国家、整个地球的转型。

在此紧要关头，我们绝不退缩、比肩而立。我们要向金钱贩子和雇佣兵们发出喝令，阻止他们放出战争之犬。

我们如何得知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真正结束？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https://vimeo.com/638897992

情势所迫，我们如今只能依靠主流报纸、电视新闻和其他新闻博文来获 取信息，然而现在这些平台已经堕 落，只会信口雌黄，换汤不换药式地互相转载，偶尔投射出科学、意识形态和文采的影子，也是为了麻痹、误导我们。

尽管非主流媒体时时都在向我们嚷嚷丹麦、荷兰和瑞典已经解除了防疫封控措施，但迄今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此类“突破性壮举”，这种对人道的破坏还将以其他形式在其他国家继续。而且丹麦等国的国民只占全球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已。

新冠疫情即将结束的暗示有力却又难以捉摸，而隐于其后的目的是给予我们希望，让我们相信美国现行的腐败体制拥有彻底解决危机的能力，但这种说法无异于镜花水月。

媒体告知我们的、用于判断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结束的标准毫无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在此将疫情彻底终结的真正指标,公之于众。

1）

全部新冠“疫苗”开发公司，新冠疫情骗局背后的所有跨国媒体集团，贝莱德、高盛和美国银行等所有对上述骗子企业有所投入的私人股本集团和投资银行，以及以比尔·盖茨和杰夫·贝佐斯为首的、曾以公开或保密方式对这一骗局出资支持的所有超级富豪均遭处罚，其财产被尽悉没收，用于向被“疫苗”、被PCR反应试验、被旨在干涉大众生活的非法封控措施 和社交隔离政策所害的人们提供赔偿。由各大企业、政府部门、医院、研究机构施行的其他罪行受到追究，同时由上述各方控制的其他组织遭到查抄 。

2）

盖茨基金会（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世界经济论坛（包括克劳斯·施瓦布）、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惠康基金会和瑞惠、莫德纳 等跨国企业的主要人物均遭逮捕判刑——他们应当对致死“疫苗”的开发和推广担负责任。

美国、以色列、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与新冠疫情密切相关的全部文件被彻底解密，以使上述审判公正合理、有据可依，同时令上述企业、富豪、政府部门和全球治理机构之间的腐败关系昭然天下。

3）对说客和企业代表言听计从、对超级富豪俯首帖耳、推行新冠骗局的政客和政府官员均遭解雇与逮捕——这些人之中的绝大多数理应有此下场。

4）针对重组RNA药物注射引发症状长期治疗方法的开发被定为医药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并获得充分资助，所需资金从上述被没收的财产之中抽取。

针对新冠疫苗以及其他疫苗中纳米传感器、纳米机器、氧化石墨烯以及其他有毒物质所引发之病症全新长期治疗方法的研究有序开展。

相关政策被全面实行，以保证未来的疫苗和其他药物均经过专家严谨科学的评估，且保证相关专家同医药企业毫无经济利益瓜葛，疫苗成分向全世界披露。

5）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采取全新的医疗政策，不再从药物和医疗事业获利。医药企业的游说团体均遭解散，其负责人均因为推广成瘾性危险药物而散布虚假信息、在国会和其他政府机构面前作伪证而成为阶下囚。

美国导致新冠疫情骗局的相关研究与医疗服务私有化措施被叫停，民有、民治、民享的医药体系被提上日程。

6）

这场新冠骗局的酝酿与在全球范围内的真实实施,过程 通过科研文章和易懂书籍被详细披露给公众，同时相关资料被编入中小学与高校历史课本。

新冠疫情的全部相关信息均被解密，涉事企业的全部行动记录均被公之于众。

在社会状况达到上述六条标准之后，我们即可相信新冠疫情即将告终。否则大家绝不应该掉以轻心，被报纸头条迷惑心智，相信这场危机马上就会结束、坦然接受疫苗令。

美国是民主共和国，而非由精神病人统治的专制国度

https://vimeo.com/559544395

美国为何需要临时政府？

应对美国当前政治危机的必行之策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https://vimeo.com/558105075

新闻曾以按照宪法规定向民众传达消息为宗旨，如今却在翻来覆去地吹嘘美国已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回归常态，给人洗脑。

然而，哪怕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也心知肚明，某股幕后势力正在美国乃至全球施行自上而下、史无前例的独裁统治。

在权威性方面，宪法第一修正案超越总统与哈佛教授的意见，凌驾情报与军事专家的观点，胜过富豪与技术巨头的点评，至高无上。

“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及出版自由，以及人民和平集会、请愿申冤之权利的法律。”

现在，国会已经通过了几项法律以及秘密法规，意在阻碍言论自由、碾压出版自由，防止和平集会、终结人们请愿的权利。行政与司法部门沆瀣一气，推行、维护罪恶体制。更重要的是，权贵阶层也在计划于不久的将来采用更为残酷的罪恶体制。

不！我们已经不能再等，不能再喝着咖啡怨天尤人，不能满足于按照道貌岸然的伪神之要求在周末组织无的放矢的抗议。

不！我们必须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合法临时政府来管理美国，直到宪法恢复地位，直到权贵们得到应有的下场。

政府已经分崩离析、陷入混乱，以致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质疑那些扮做政府官员、假装提出宪法与道德层面上的各种方案之人是否拥有合法权力。

应当如何面对这样的危机，诸位开国元勋在《独立宣言》中有明确的阐述。

《独立宣言》是宪法立足的根基，而宪法则构成了美国合法治理体系的框架。

在宪法规定范围之外行事的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而是伪装成政府的邪恶机构。自今日起，我们每迈出一步，都要用这一事实来告诫自己。

《独立宣言》无比清晰地陈述道：

 “当政府坚持邪恶目标，长期滥用权力、强取豪夺，表现出逼迫民众屈居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的意图，那么民众便拥有推翻此类政府、让自己的未来安全再度得到捍卫的权利与义务。”

我们并非不肯接受现实。我们不玩愤世嫉俗的政治游戏。我们不会借民众对权威机构的信任欺骗他们，设法奴役他们、摧残他们的精神与身体。

拜登先生和特朗普先生都被困在崩溃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颓废、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中无法自拔。许多行动，他们之所以要采取，是因为感觉自己迫于来自更强势力的压力。

我们无意于指责他们。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愿，也承认他们遭受了许多困难。

然而他们都没有以公开的方式为美国解决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罪恶的“伪旗行动”：利用“911恐怖袭击”等事件来捏造美国有遇袭危险的假象，以将美国拖入会导致国家分裂的对外战争；

国家财产失窃：2020年1月到9月，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企业从联邦政府窃走10到15万亿美元；

疫情骗局：跨国企业正在利用从联邦政府窃取的权力借所谓的“新冠疫情”来摧毁民众的自由、实行罪恶封锁与隔离措施、推广危险的“疫苗”。

沉默使两位先生成为了跨国势力的同谋，也让他们失去了担任总统的资格。

作为在总统大选中唯一一位揭露了上述全部阴谋，拒绝权贵献金，同美国民众为维护公益、真理和社会道德通力合作的候选人，我认为自己是担任美国临时政府总统的最佳人选；本人任期将只持续到法治恢复、我们可以按照宪法来管理国家为止。

我在此承诺，本人根据宪法规定与独立宣言所述，只在此危机时刻担任临时政府之总统；本人绝非“篡位者”或者冒名顶替之人，而是要效仿古罗马的辛辛纳图斯，在国家遭难之时挺身而出，担负起职责。

辛辛纳图斯也曾阐明自己并无野心，并且真的在尽责之后回归田园，不问政事。

一旦这场危机平息，我也会返回教育岗位，传火于薪。

韩国的礼仪和儒士精神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朝鲜的两种传统，儒士精神和礼

韩国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的国家。虽然是和亚洲大陆紧密相连的半岛国，但自从南北分裂之后，韩国就成了一个‘岛国’。100多年前曾经沦为殖民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解放后又经历了韩国战争（同朝鲜战争）的洗礼。尽管如此，因为重视全方位文化发展，韩国仍然是一个大国。摆脱殖民统治的半个世纪后，韩国经济就成功跻身世界前十的行列。不仅如此，在文化艺术和体育事业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近几年来， 韩国在‘文化’领域方面向世界能够展示的并不多，但由于韩国成为世界韩流热潮的发源地，韩流不仅在东南亚人气火爆，甚至影响着欧洲和北美大陆。鸟叔PSY〈江南style〉的成功不只是一时幸运，它是向全世界展示韩国文化实力的有力证明。在巴黎、伦敦、纽约都能够听到人们在哼唱韩文歌曲，看着全世界一起跳起“骑马舞”，就能够感受到韩国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韩国人能够引领世界经济、文化的实力从何而来呢？我认为这都要归功于韩国500多年来坚持的传统文化。之前在哈佛大学学习韩国古典文学时，深深地被朝鲜王朝时期文人金万重、朴趾源、丁若镛的作品吸引了。他们在崇尚儒士精神也同时实践学问，一方面勇于打破现实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没有忘乎‘礼’。 在一一拜读了他们的作品之后，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其中的儒学思想和‘礼学’。使得我对韩国的这两种传统思想印象深刻。我们先来谈谈‘礼’。

朝鲜的礼学，恢复社会秩序的实践哲学

实际上，礼学是儒学的一部分，主要研究礼的本质和对错。我觉得韩国的礼学不仅仅是收集冠婚丧祭的单纯事例，它是接近于以和平手段维持社会秩序的宪法性质的制度。我从小在西方国家长大， 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基础，提倡礼学和礼仪的做法，使人感到既诧异又新鲜。在东亚国家，‘礼’深深地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西方学者，我曾在东亚4个国家生活学习过，自认为已经熟悉了这样的生活。但我却无法用语言来概括韩、中、日三国的礼学。因为这三个国家的‘礼’的形象，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完全不同。如果从社会知识分子和精英的角度来看三个国家的‘礼’，你就会发现：日本的‘礼’以习惯为中心，对现实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中国的‘礼’以全局为中心，强调社会统治和政治地位；韩国的‘礼’则包含了感情和社会秩序。

17-18世纪的朝鲜以中国《朱子家礼》为基础， 发展了以礼学而闻名的独特形态的学问领域。礼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说，是重视人与社会国家问题的一种学问。 从这一点看，礼学可以说是实践哲学。经过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的朝鲜社会把目光移向了重视实践哲学的礼学，由此可见，社会秩序的混乱也是礼学发展的一大诱因。与名誉和礼义廉耻相比，就连儒家弟子也都关心‘利’的时候，就不得不强调能够维持传统的秩序和有教化功能的礼。

朝鲜礼学的奠基人是沙溪金长生（1548-1631）。沙溪先生的礼学和政治思想是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为了恢复社会秩序， 重建国家而创立的实践哲学思想。师从粟谷李珥的沙溪先生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家礼辑览》、《丧礼备要》、《近思录释疑》和《经书辨疑》等。他的思想告诉了人们：人类社会需要善良的心和互相帮助，因此需要具体的行为礼仪规范。如果说‘仁’和‘义’是判断善恶、道德的不变基准，把正心和仁心露出的态度和程序就是礼。因此，礼不仅永远都是‘仁’和‘义’的，那些被称之为仁慈和义理的，也一定是用礼来表现的。

社交网络时代的礼仪

从另一方面来说，礼学亦是一门学问，让人们在家族、社会集体、政府——国家之中，即使没有法律监督，也能做出正确的、合乎于礼的行为。 礼学是通过个人对伦理的合作和严格的规则，为集团之间的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法。礼学虽然没有惩处要素，但在解决网络社会矛盾方面，往往比法律更有效果。同时，具有高水平的自净功能，弘扬正能量。

如今我们生活在由众多错综复杂的网络组成的社会中。通常将现代社会定义为在无数微细的关系网中形成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对个人现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网络时代。这些社会关系网随着Facebook等各种社交网络迅速扩大，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其正确的本质和意义。另外，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行为、各种信息，而关于互联网的现有法律尚不完善。 甚至有些人都怀疑为了处理这些问题，能否制定法律制度。

现如今，因为各种媒体的报道和刻意的诽谤，私生活泄露和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其结果，有时给很多人带来了伤害（请回想一下各种侵犯私生活，名誉毁损等引发的悲剧）。然而尽管如此，用法律来约束通过博客、Twitter给别人造成的有害行为并不合理，也很难奏效。在网络高速发展的当代，迫切需要鼓励道德行动的新对策。该对策不是以处罚为中心的法律制裁，而是引导自净过程的处理方法。

从这个方面来看，我认为韩国知识传统中的礼学，为今天的困境可以提供有意义的解决方法。 在韩国发展的礼学是一门研究人与人之间如何行动都会合乎礼仪的学问。它能够用和平有效的方式来化解家庭、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纷争。 在各种各样的人聚在一起的社会中互相尊重，并阐明该做什么和该怎么做，这就是礼学。

在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的网络时代，法律能够限制的部分极其有限。与之相反，在组织运用方面，礼学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并且，礼学提示的规则不仅适用于人类，同样也适用于阿凡达和赛博格 。因为礼学并不重视其对象，而是重视是否合乎于礼。21世纪全球信息技术革命，打破了之前区分国家和个人的众多壁垒，其结果在多种关系中创造了巨大的流动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礼学不仅能够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在解决政府机构之间的问题时也能够提供各种规范。这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

现代韩国和礼仪

传统上韩国人很重视礼仪和集体意识。随着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加速发展， 礼仪的价值和共同体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仍然有很多人重视礼节，大人教孩子礼节，晚辈尊重长辈。真正的礼节不会像弹簧那样随着年龄、性别和职级的变化而改变。如今在韩国，人们认为问对方的年龄、学号、职位和年薪等都是很自然的初次问候，但这与礼节完全不同。在儒家的教诲中，一个人是否被尊重并不取决于社会地位的高低。孔子不会因为对方有权有势就去讨好，一切都为百姓着想。如果认为诸侯不仁义，孔子就会独自离开。

为了礼仪真正有价值，必须以平等思想为前提。众所周知，美国是最提倡平等思想的国家，但并非如此。虽说人们都是爱护平等，但也不是绝对的，关于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韩国一直都有个规矩，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如果不动筷子，那么其余的人都不可以吃饭。甚至在古代的父权制度下，不准同桌用餐。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礼节，也不是合理的儒家教诲。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依我之见，韩国的这种家长权威主义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这难道不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只剩下一副躯壳的封建糟粕吗？

再举一个例子，韩语和英语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韩语有很多敬语。敬语和尊称是韩语的一大特色，韩语中有很多相关词汇。由于敬语数量过多，以至于让人担忧是否有碍于正常沟通，是否有碍于民主化进程。韩国人觉得英语没有上下级之分，男女老少之间都用平语来沟通。 这是韩国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或许在韩国人看来这是没有礼貌的行为。但实际上，英语中根本没有平语的概念。正如前文所说，他们非常重视平等。因为没有平语的概念，自然也就没有了敬语。

礼仪规矩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朝鲜礼学的集大成者沙溪金长生也不认为礼就是一成不变的。他并没有把朱子学照本宣科地运用到朝鲜社会中，而是根据朝鲜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解读，因此他的思想才能够在重建朝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因为‘礼’会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而做出新诠释，所以它才能够保留核心思想，代代相传。如今我们需要的‘礼’是一种能够满足现实需求的‘有生命的礼’。

现代社会和儒士精神

现如今信息技术的革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根本性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怎样才能培养出具有道德、勇气、想象力的新一代领导人呢？ 如果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把目光转向过去，寻找解决方法，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得到帮助呢？ 朝鲜的儒士精神能否给予解答？儒士精神是否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出具有‘道德’、 ‘勇气’、‘想象力’的人才呢？

首先，朝鲜的儒士传统教会人们如何灵活对待人与制度、人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因此备受关注。当代社会，过分强调机器的便利和现代化，以至于人们的判断力明显下降。想象力终究无法从电脑中获得。道德也是如此。在人类的正确行为和技术所促进的道路上有着很多矛盾之处。有时无视技术的便利，和它保持距离也是需要勇气和道德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儒士精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士精神并不是韩国人的专利。现在韩国、美国、欧洲诸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精英没有责任感。那么从儒士精神中找到解决方法如何呢？如果我们在全球积极宣扬韩国‘儒士精神’的话，或许能够启发更多的人。假如非洲的某个小村庄的村民都把伟大的‘儒士（Seonbi）’思想、读书、道德和实践的传统当作人生信条的话，那就意味着儒士精神国际化的成功。

日本有武士精神。如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日本精神文化的核心——武士精神。韩国小孩做游戏时也经常说，“我是忍者！”，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居然说出代表日本的精神，还真是一种讽刺。一提到日本，人们就会想到武士，一提到英国，人们就会想到绅士，然而一提到韩国，却没有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象征。但是话说回来，韩国有着数百年的儒士精神，不是吗？

有人认为儒士精神有着大男子主义思想的时代局限性。然而当今社会，儒士精神不应该成为男性的专利。朝鲜时期的父权文化中，男性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然而当今社会，韩国为了跻身世界大国，更加重视女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女性在当今韩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女性的作用将会更加重要。

因此儒士精神不再是男性的专利，而应同样适用于女性。儒士精神可以成为带来新的希望和展望的传统。虽然古希腊有着奴隶制等各种陋习，但也萌发了民主主义传统。传统文化去芜存菁，就成了当代的优秀传统。儒士精神也是一样。当今社会，儒士精神经过不断发展成为能够充分体现女性价值的一种思想，还有我认为应该积极追求它。

从传统中学习

如此看来，韩国传统文化能够解决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首先《朝鲜王朝实录》是世界上罕见的记录文化和言论制度的典范。另外，朝鲜风水学

也不纯粹是迷信，现如今已经成为生态环境学的重要文化遗产。再就是如前文所说，韩国的礼学传统可以开发成最适合社交网络时代的伦理观。我们不妨重拾18世纪韩中日三国的东亚共同体意识（汉字文化圈），这将是一件可行性高，具有意义的事情。当今世界各国迫在眉睫的课题就是如何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在传统儒家中可以找到的民主主义要素，或传统农业所具有的现代价值，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让我们来看看当代中国的。如果强行推行美国或者西方的‘民主主义’的话，将会引发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但是如果以中国的儒家传统，即‘元朝之前的儒家民主传统’来介绍民主主义，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中国儒家传统中蕴含着‘民主主义’的DNA。如果宣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主义，就不会有太多的抵触心理。如果以传统儒士精神为基础，创造出新的民主主义，那将是东亚的‘民主主义文艺复兴’。所以我认为儒士精神有着不断进步的发展潜力。

有报道称，近几年来韩国想当科学家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如果问小学生长大后想做什么？他们会回答，“看起来很帅或者能挣很多钱的工作，比如偶像歌手和公务员”。如今在大学里，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渐受冷遇，与之相反，经营学、工科、医科等实用学科渐受学生青睐。虽说实用学科在就业时可以占到先机，但实际工作中能否发挥作用还有待商榷。然而诸如哲学之类的人文学科却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大作用。

自古以来，儒家传统将伦理和作为其基础的原理原则作为教育的核心。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教育方法。真正的教育并不是一味地灌输知识，而是告诉人们世道规律，教会人们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冷静分析和判断常识。掌握了这些就意味着能够接受任何的挑战。

朝鲜王朝时期，儒士们为了完成真正的儒士姿态而读书。 看着比起‘为什么’更注重‘怎么做’的当今知识分子的形态，不能不强调热衷于培养节操、气概和清净心态的儒士态度。“书中自有答案”，并不是说一味地读书就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而是要通过反复思考来获得智慧。博览群书，并深入地思考，便能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 儒士们不只是在数量上读了很多书。先读透儒士精神的核心载体四书五经，然后才进入下一阶段。其实读书就是读“世界”。若是一味地读书而不思考，即使读书破万卷也是无用功。

企业文化和儒士精神

毫无疑问，儒士精神是韩国人引以为傲的韩国本土文化。因此，将以儒士精神为基础的共同体中心文化应用到企业，就能构筑新的企业革新模式。另外， 儒士精神是不歧视人种、民族和种族的普遍性概念，具有可以扩展到其他国家的无限潜力。即便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其他国家的企业，接受以儒士精神为中心的创新企业文化，也不会遭到太多的反感。

在国际社会上，像三星、现代、LG这样的韩国大企业有着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不仅与美国、日本、德国公司一起形成了世界性的制造业市场，而且有些领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现在韩国企业的评价在国际社会上并不一定是好的。韩国企业过于注重短期利益，不重视环境、人权等问题，因而受到多方指责。当然了，不只是韩国企业，其他国家的大企业也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

把利润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往往不懂尊重职工的权益。当初，欧洲各国和美国在资本主义初期走了很多弯路，现如今这些国家的企业对道德建设日益重视，并不断地取得进步。然而近几十年来，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的韩国企业在重走欧洲资本主义初期走过的弯路。

关键就在于企业文化基因的改变。 现在，全世界都渴望拥有一种新的企业精神和文化的公司。那么如果韩国的企业率先完成这些任务如何？。在韩国的传统中存在能够创造有人情味的企业文化的精神模式。这就是儒士精神。

韩国为了跻身世界大国，应该积极提倡以儒士精神为基础的，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文化，并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因此韩国公司不能一味地追求利益，同时也要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如果这种企业文化能够在韩国兴起的话，那么也能推广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来，韩国企业将不再是跟随世界潮流去随波逐流，而是属于主导世界潮流的军营，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变数。如果韩国的跨国公司能够注重人文价值，创造出相互合作的新企业体系，那么韩国必将获得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

这种变化最终对企业自身也有帮助。在世界市场一体化的今天，一味地谋求厚利不利于企业长久发展。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员工的福利，以及为区域和全球发展作出贡献，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广泛尊重。社会对企业的评价标准也应该包括企业绩效、员工福利、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特别是跨国公司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企业应该尊重每个人的价值，承担起减少社会矛盾、化解纷争、解决贫困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如今很多人都在谈论‘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怀抱希望还不到10年，经济危机、伦理道德危机等各种危机纷至沓来。导致社会危机的诱因有很多，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精英没有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的儒士精神是全世界能共享的典范，也希望它能够成为一种唤醒全世界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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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和新封建主义

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

比尔·盖茨已经悄悄地化身为美国最大的地主。在一个痴迷垄断控制的人眼中，主导粮食生产的良机一定难以抗拒。

“盖茨自有一套拿破仑式的理念，拥有源于权力和纯粹成功的欲望——他并未经历过艰难困苦和挫折逆境。”——盖茨/微软反垄断案主审法官托马斯·彭菲尔德·杰克逊如是说。

在比尔·盖茨的精心安排和怂恿之下，全球性的大封锁仅仅在美国便导致超过100,000家企业破产，使约10亿世界人民陷入贫困与严重的粮食危机；每月都有大约1万名非洲儿童丧生，各种毁灭性灾难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盖茨的身价却增长了200亿美元。1,330亿美元的家产让他成为了世界上第四富有的人。

盖茨一直在利用新近流入囊中的财富扩张势力，进而操控全球人口，其所采用的手段包括购买低价出售的贬值资产，设法对公共健康部门进行垄断控制，将监狱私有化，推行在线教育、全球通讯、数字货币，支持开发高科技监控、数据采集和人工智能技术等。

在一个痴迷垄断控制的人眼中，主导粮食生产的良机一定难以抗拒。

根据《土地报告》最新发布的数据，盖茨已悄悄成为美国最大的耕地所有者。他的投资项目如今涵盖了美国将近242,000英亩耕地和27,000英亩其他土地，遍布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内布拉斯加、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华盛顿和其他18个州。

托马斯·杰弗逊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成功摆脱欧洲封建主义束缚的典范、开展自治的伟大实验，其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全国土地掌握在数以万计的独立农民手中，每一位农民都是我们民主政权的利益相关者。

因此乐观地来看，盖茨绑架美国农业地产的举动或许是封建主义再度起势的信号；悲观地来说，他掀起的土地收购狂潮预示着更加可怕的未来——届时全世界的粮食供应链将被控制在一个权势熏心、妄自尊大、满怀拿破仑情结的人手中。

盖茨避人耳目的购地行动是他控制全球农业和粮食生产这一长期策略的一个环节。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相关背景。

首先，在1994年，盖茨发起了国际性的生物剽窃运动，其目的是实现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垂直一体化统治。他的帝国如今囊括了广阔的农业用地和被他斥以巨资的转基因生物，种子专利，合成食品，包括农用机器人在内的人工智能产品，还有他在可口可乐、联合利华、菲利普·莫里斯（卡夫特食品）、家乐氏、宝洁、亚马逊（全食超市）等食品巨头企业以及孟山都、拜耳等销售化学农药和石化化肥的跨国企业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盖茨照常通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最为富有、权力最大的国际援助组织——利用纳税人的资助来协调自己的上述各项投资，借大型农业、化工以及食品公司调整自己的金融伙伴关系，并且使用可为自己产品创造垄断市场的非凡影响力来加强对国际机构的统治，而那些机构中的某几家正是他自己建立的。

前国务卿、大卫·洛克菲勒的门徒和合伙人亨利·基辛格曾表示：“谁控制了食品供应，谁便可控制人民。”2006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4.24亿美元，建立起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承诺至2020年前，实现当地粮食产量翻番，提高3,000万名小农的收入，将受粮食安全问题困扰的范围缩小一半。

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盖茨的典型做法是将技术和自己在化工、制药和石油行业的合作伙伴推举到中心位置。事实证明，盖茨制定食品生产“创新策略”的意图便是将在美国行不通的转基因系统以及以化工/矿物燃料为基础的农业体系强推给可怜的非洲农民。

非洲的农业生产已经在非洲大地上进行、发展了10,000余年，当地农民十分注重作物的多样性、分散化种植、耕地资源的可持续性、私人财产的保护、组织的自发建立以及对种子的控制。个人自由理念蕴含于当地的这些系统之中，让他们能够自主自觉；他们是土地的主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数百万名小农坚持不懈的劳作创新使得作物稳产与生物多样性达到了最佳水平。

在无情的殖民改造中，盖茨耗资49亿美元，废除了上述古老的农业系统，让企业化、工业化的高科技农业、依赖化工产品的单一性栽培、极端集中化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取而代之。他迫使非洲的小农场转型，进口商业种子、石化肥料和杀虫剂。

盖茨修建起化学品和种子供应链基础设施，强逼非洲政府通过巨额补贴、强硬的惩罚性措施和强制性控制迫使农民购买他带来的昂贵产品、对他言听计从。他让农民们把高粱、小米、甘薯、木薯等富有营养的传统口粮换成了大豆、玉米等高产经济作物，使精英粮食商人受益甚丰，却令可怜的非洲人民几乎无以为食。食品的营养和土地生产力一落千丈；人们每次使用石化肥料，土壤都会被进一步酸化。

盖茨的这份“事业”同他在非洲开展的疫苗推广行动一样，既未经过内部评估，也不必接受公共问责。于2020年发表的“虚假承诺：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研究报告便是盖茨垄断集团14年“努力”的成绩单。这份调查总结称在盖茨开展活动的18个国家中，遭受极度饥饿的非洲人数量增加了30%；农村贫困问题正在大幅扩散，上述国家中的饥饿人口已增至1.31亿。

在盖茨的大农场制度之下，非洲的农业人口已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奴隶；奴役他们的，是从外界闯入的高科技产品、机械化、不可违逆的部署安排、繁复的制约条件、各种减税和补贴制度——它们正是比尔·盖茨所谓“绿色革命”的决定性特征。

能从盖茨这一计划获益的实体，只有同他合作的跨国企业，尤其是孟山都——2010年，盖茨信托基金购入了500,000支该公司的股票，价值共计2,300万美元（但后来又迫于民间社会团体的压力将其抛售出去）。盖茨本人甚至还在孟山都的转基因产品广告中出镜，称其为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良方”。

盖茨常以奇怪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慷慨，典型的例子之一，便是他的基金会似乎将由纳税人捐赠的1,000万美元以“慈善”为名赠与了农业巨头嘉吉公司，用于在南非建立转基因大豆供应链。非洲人民认为盖茨正在通过上述计划对他们施行“新殖民主义”或者“企业殖民主义”。

由西雅图全球正义社区联盟组织的“AGRA观察”小组对盖茨推行的农业与粮食政策进行了调查。其发言人希瑟·德伊称AGRA是为开展企业窃盗统治而安插的特洛伊木马。

“盖茨基金会与AGRA声称会‘支持农民’、‘帮助穷人’‘保护环境’，”德伊告诉笔者，“然而它们同孟山都公司等跨国企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外交政策推行部门过从甚密。他们利用全球食物与气候危机来推广高科技集约化、工业化农业，为盖茨的企业伙伴创造利润，却在同时破坏了环境、损害了农民的权利。他们实际上是在推行以生物剽窃和企业生物剽窃为基础的暗黑版慈善资本主义。”

盖茨的气候行动主义（为本人环保同事而写的备忘录）

为了将自己的反乌托邦人类计划包装为善举，盖茨打出了“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良好管理”“气候”等旗号。这些问题十分严峻，对我们的后代构成了生存威胁，急需得到重视。然而盖茨的行动记录已暴露出真相：他的“善意举动”不过是为将私利与控制力最大化而采用的伪装。

不知我众多从事环保运动的朋友是如何被盖茨蒙蔽的。在我做气候活动家的40年中，并未见过盖茨为真正的气候组织捐款，盖茨基金会也从未为保护气候而抗争过。

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环境保护基金、山岳协会、绿色和平、保水人等主要气候组织根本没有得到过世界头号慈善机构的任何帮助。他的投资史表明，气候危机对于盖茨及其亲信来讲，不过是他们进行侵入性社会控制、“大重启”规模的监视和大量无用地球工程建设的借口。上述工程包括为减缓升温而向平流层喷洒氯化钙或海水，为遮蔽阳光而利用巨型气球在大气层中释放反射粒子。还有，在南佛罗里达放出数百万只转基因蚊子这一危险策略，足以证明他已经虚荣到疯狂可怕的程度。

倘若把上述噩梦般的计划同盖茨每年强迫1.61亿非洲儿童注射疫苗这一事实放在一起考察，我们便会发现，盖茨明显是把我们当成了他的小白鼠。

盖茨还听从了基辛格的建议：“控制石油，从而控制国家”。他在能源行业的控股情况丝毫没有反映出他对温室气体的反感。盖茨在碳氢化合物开发生产领域进行个人投资，大量购买了埃克森、雪佛龙、康菲石油和壳牌公司等所有石油巨头的股票，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飞机制造公司。他在煤炭领域投入甚巨，其投资对象包括加拿大国家铁路、CSX里士满等最污染环境的运煤集团——后者更是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大的煤炭运输公司。盖茨已在煤炭的未来上押下重注。

盖茨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中心需要耗费大量能源，是世界能源需求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毫不意外，盖茨的化学/工业化农业企业也站在了保护气候的对立面。他的转基因作物需要大量以天然气与其他矿物燃料为原料的化肥、杀虫剂和农药。他已经成功地迫使非洲人民——用迈克尔·波伦的话来说——“以石油为生”。非洲农民称盖茨的计划为“破坏气候的愚蠢农业计划”。

盖茨已经学会如何利用疫情、气候变化、饥荒、大规模物种灭绝等全球危机来为自己谋利。特别是气候变化，更让盖茨有了垄断种子、食物生产和农业的借口。

2008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捐赠3.06亿美元，帮助当地小农从事可持续性高产农业活动。该基金会的计划包括通过基因操纵培育高产抗旱乳牛和开发、种植可抵御气候变化的超级作物。

换而言之，气候变化在盖茨眼中只是更为邪恶的地球工程的幌子。与此同时，盖茨的农业政策正在破坏地球的气候系统，令数以百万计的物种遭受灭顶之灾，使土壤沙化，让水系统遭受破坏，而毒药垄断集团的腰包却愈发充实。

在此我有必要提醒各位环保领袖：比尔·盖茨不是我们的朋友！他让数百万美国人对为保护气候而进行的改革产生了反感——这些人只看到盖茨的“气候保护者”伪装，却对他控制全人类、将国家经济活动和民众个人自由推向末日的野心毫无察觉。

现在，在一半美国人看来，气候变化要么是用于遮掩财富转移的“大重启”骗局，要么是开启劳民伤财的地球工程的契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结果是由盖茨的所作所为导致的。他们错在对气候变化的危险性无知无觉，我们错在对比尔·盖茨的危险性视而不见。

盖茨从一团混乱中获利：各方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中僵持不下，令相关变革难以开展，而他手中煤炭行业股票的价值却只升不降。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认清隐藏在“绿色面具”后的真面目。

生物剽窃

“一个国家，一旦破坏自己的土壤，便走上了自毁之路。”——1937年2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至全体州长的信中写道。

人类的长期经验与研究已表明以生物多样性、种子自由和粮食自由为基础的农业生态不仅对维护公民权利和民主十分重要，而且是保障粮食与农业未来的关键要素。

几千年以来，农民的创造力与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催生出最具效率的、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粮食生产方式。国际农业知识、科学及技术发展评估组（IAASTD）于2009年发表的物种繁殖研究报告便是说明盖茨与洛克菲勒为推进传统农业发展而发起的“绿色革命”最终一无所成的铁证。

IAASTD组织起900名一流科学家、农学家与研究人员，针对世界饥饿问题展开了调查。他们全面可靠的报告表明，转基因作物并非解决食物短缺与乡村贫困问题的法宝。该报告得出了明确结论：不论是盖茨的绿色革命，还是他的转基因作物，都不能在保护地球的同时喂饱全世界人民的肚子。

IAASTD的全面分析显示，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和墨西哥发起的绿色革命运动不啻为一场灾难。化学品的使用和单一耕作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土壤和水资源，从而削弱了土地支持生命与粮食产出的能力，同时也加剧了气候变化。

“绿色革命”政策危害粮食与营养安全，并且通过逼迫小农贷款购买外来产品而剥削他们。IAASTD以及许多其他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维护种子主权、粮食主权和知识主权，才能让粮食产业与农业有光明的未来。联合国与世界顶级科学家均承认，在对抗饥饿方面，转基因作物并不比传统农业作物更加有效。

比尔·盖茨有意忽略这一现实，无视科学证据，坚信自己是救世主，是要用技术拯救世界的天选之人。这位“医学专家”称，注射器是良好健康状况的唯一来源（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商）。

同样，农场主比尔还四处传教，宣称只有通过栽培单一作物和转基因作物，使用化学杀虫剂、化肥和专利种子（这些东西恰好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粮食安全才能有所保障。在建立他的农业帝国的过程中，盖茨一再对科学家与农民的声音充耳不闻，肆意践踏法律、协定、传统、人权、科学和人们的情感。

窃取种子

自从10,000年前的新石器革命以来，农民和其他群体一直在为提高种子的品质而努力，使作物产量高、口味佳、营养丰富、更易成活，具有某些药用、营养价值和基因韧性，令某些种子可以在特殊土壤和供水条件下生根发芽，有的还可抵御病虫害。

上述优秀基因是人类、自然和造物主在千百代人的大量农业创新活动中相互配合而创造出的产物。让农民自由开展知识交流、种子交换已成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安全的前提。

1979年，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由几家农业研究中心联合建立的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CGIAR）开始从全世界的小农手中收集良种，并把它们储藏在15家设在不同国家的公共种子银行中。该项目的宗旨是为全人类清点种子遗产，保存种子，长期维护作物多样性。

在过去的17年中，盖茨设法获得了上述组织收集品——768,578份种子——的控制权，且已声明对世界主要种子库的垄断所有权。

自2003年起，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向CGIAR的种子银行项目注资7.2亿美元。作为CGIAR的最大资助者，盖茨利用财务杠杆迫使15家在法律上独立的CGIAR中心合并为一个法律实体，且将这一邪恶计划的产物称为“Gates Ag One”；随后，他开始策划将科研机构的种子研发转移至拜耳、嘉吉等合作商业企业。就这样，他从世界各地的农民手中搜掠最具前景的种子，并将之私有化。

Gates Ag One的主管乔·科尼利厄斯是拜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的前高管，在去拜耳任职前还担任过孟山都的国际发展部主任。盖茨同科尼利厄斯合作，将孟山都于20世纪80年代首创的技术加以完善——当时该公司便在推广转基因作物、申请种子专利。在这场大数据争夺战中，盖茨自封主将，大肆掠夺、垄断作物的基本基因数据——通过世世代代的农民数千年来辛苦劳作凝结而成的结晶。

盖茨还在为DivSeek（寻求多样性）项目提供支持；该全球性项目由他本人于2015年发起，其宗旨是为储藏在种子银行中的种子绘制基因组与基因序列图。DivSeek 和Gates Ag One都是盖茨手中的利刃，他用它们将种子数据“剔”出普通人的视野——换而言之——阻止公众索取相关的所有权。

盖茨在DivSeek 和Gates Ag One的走卒通过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扫描上述种子，并将其基因数据进行分类，以将全人类的种子遗产绘成图谱、化为专利、据为己有。为了让自己的专利申请有据可依，他利用短回文重复序列技术（CRISPR）有选择地编辑传统种子基因组，使其发生的变化足以通过专利审查。

盖茨的主要目标是培育能够对化学物质产生反应的“绿色革命”新品种；而这些化学物质的生产商，恰恰是盖茨毒药垄断集团的成员：孟山都、拜耳、杜邦、CropLife、巴斯夫、先正达、柯迪华，等等。简而言之，盖茨正在有意破坏种子的完整性与多样性，删除其进化史及其与土壤之间的关联性，使其完全沦为简单的“编码”。就这样，地球生物的基因多样性成为了盖茨的掌中之物，被他任意篡改，篡改后的结果则成为他的专利；他从全人类手中窃取种子，把它们的命运交给了化工企业。

通过控制种子银行、操纵知识产权法，盖茨发起了“基因殖民主义”运动，其目的是劫掠全世界的土著农民，获取他们辛辛苦苦培育而成的种子和通过世代劳作积攒下来的知识。

“Gates Ag One的目标是控制地球的基因多样性。”农业自由运动活动家范达娜·席瓦这样告诉我。席瓦表示，盖茨“正在持续颠覆、破坏各国农民与各个国家的种子主权。Gates Ag One的举动已清晰表明，盖茨的意图是建立一个能够操控生命与生物多样性、食物种类与生产，以及人们生计的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席瓦说：“盖茨正在亵渎上帝的创造，为邪恶的弗兰肯斯坦实验提供资金。”

各国的民众、政府和农场组织已经拟订多部法律，多国政府也已采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等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国际条约。盖茨通过欺骗政府官员、操纵知识产权法、篡改种子管理法规等手段，已能够规避、践踏上述法规与条约，躲避跨国治理机构的规管，而各国政府设立这些机构的初衷，便是防止某些企业破坏地球生物多样性、通过生物剽窃劫持农民与农场主。

转基因技术

盖茨坚信技术可以解决从粮食危机到疫病，再到气候变化的所有人类难题，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他为何对转基因作物大为推崇。对转基因和基因编辑技术的狂热崇拜使他对大堆大堆的专业意见、科学证据以及来自质疑上述技术安全性的农学家、营养学家、毒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警告充耳不闻。

转基因疫苗和药物是他公共卫生相关企业的主要支柱；盖茨把转基因技术当作解决农业问题的万灵药，出资协助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开发与繁殖。比如，他曾为艾曼纽埃尔·卡朋蒂埃、詹妮弗·杜德纳两位因开发基因编辑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奖、CRISPR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提供资金支持。

盖茨还曾是孟山都公司——在推广转基因生物和杀虫剂方面态度最为积极强势的企业——的最大股东。Gates Ag One的核心任务是不顾独立科学与安全评估，不择手段地将盖茨旗下未经检验的转基因作物、专利种子、合成食品和实验性药物强推给全人类。

有人或许认为，盖茨既然是孟山都的股东，并且与多家食品加工、化工和石油公司保持着合作关系，那么他“公共卫生倡导者”的伪装自然一触即溃。然而盖茨在媒体圈中投下大笔钱财，让他不必像历史上许多罪大恶极、唯利是图、伪善做作的富豪一样，遭到媒体的检视与质疑——2020年3月出版的美国《国家》杂志揭露，盖茨基金会已在NBC环球、BBC、NPR、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半岛电视台等媒体身上花费2.5亿美元，以保证它们对盖茨进行“正面报道”。

金钱是万能的。盖茨及其从事制药行业的盟友每年在新闻媒体中投入的数十亿美金让盖茨成为了媒体的心肝宝贝。他利用通过主要有线电视台和网络新闻节目开展两周一次的“卫星之旅”，命安德森·库珀（CNN）、大卫·缪尔（ABC）、阿里·梅尔伯（MSNBC）、查克·托德（NBC）等谄媚的主持人（诺拉·奥·唐娜除外）低声下气地提出各种“无伤大雅”的问题，从而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听到他居高临下地讲出从公众健康到经济与农业政策方面的预言，这些主持人都摆出了一副心悦诚服的样子。

逃避政府监管

盖茨的财富与势力也让他得以规避政府为规范转基因生物扩散而采取的措施。2011年，印度提出暂停种植盖茨的转基因Bt棉花和抗草甘膦作物，他便将相关业务转移到了孟加拉国。欧洲法院裁定，为保护公众健康起见，必须对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技术加以严格规管，盖茨便在欧洲共同体内开展了旨在让各国放松监管的大规模游说。

盖茨目前正在为新计划一掷千金——他打算以许多国家的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编辑安全标准法规为目标，发动攻击。科学家与监管人员坚称准确评估基因编辑技术与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需要时间时，他却说“时间就是敌人！”

2017年，德国人权组织伯尔基金会（HBS）公布证据，证明盖茨曾开展秘密活动，以逃避通过民主方式针对他的高风险基因操纵实验而施加的限制。HBS披露该组织在美国自由信息法的保护下收到了1,200多封电子邮件。这些信件表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曾暗中雇佣农业/生物技术间谍、收买宣传机构，以冲击美国腐败官员，破坏国际各方为禁止名为“基因驱动”的邪恶技术大肆传播而付出的努力。

基因驱动是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和基因编辑领域的前沿技术，是人种改良主义者以及寻求建立技术至上的“超人类未来”之人的首选工具；“超人类未来”这一观念正是盖茨及其在硅谷的拥趸所大力倡导的。

科学家利用CRISPR技术将特定基因编入生物染色体中，实现DNA重新编程，以“切断”正常的基因遗传规则，将由人工引入的性状传播给整个种群，进而播撒至该种群的全部后代。基因驱动技术因其永久改变整个物种基因组的能力而成为了拥有终极力量的生物学工具。

在基因编辑技术的协助下，盖茨可以进一步创造全新的改良动植物，并为其申请专利，或者消灭不合他心意的物种。他的计划之一，便是利用基因驱动技术将“自杀基因”植入散播塞卡病毒和疟疾的蚊子种群——这也是抗疟疾项目的目标；盖茨基因会已在该项目中投入4,000万美元。安东尼·福奇博士早已成为盖茨的门徒与合作伙伴，一直在为基因驱动技术热情高涨地鼓吹呐喊；他曾这样告诉StatNews：“摆脱它们将是一件幸事。”

有批评称基因驱动技术有可能会改变或消灭整个物种，对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因此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生物安全威胁。该技术同时也是终极生物武器；各个军事与情报机构中的魔头都对它垂涎三尺，意欲用它来培育超级士兵或铸造“天启基因”。批评人士担心有一天某些国家可能会利用“种族灭绝基因”来消灭某些物种或生物身上的不利性状。

HBS的《基因驱动记录》文件披露，美国军方在基因驱动技术的研发中起主导作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已斥资大约1亿美元进行基因驱动技术研究。相关研究的其他主要投资方包括福奇博士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后者已出资7,500万美元用于研究自杀与抗生育基因。

于2016年在坎昆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 13）上，包括HBS在内的179个国际组织投票支持联合国对基因驱动技术实施全球禁止令。这项技术的反对人士也发表了一封信：“我们心怀良知，呼吁大家保护环境：在环保事业中，没有基因驱动技术的立锥之地。”环保人士担心，倘若自杀基因或灭绝基因跨物种传播，可能会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后果。

HBS收到的电子邮件披露，为了应对COP 13做出的决议，盖茨基金会曾聘请“新兴农业”——一家同大型制药企业与农业巨头纠缠不清、行事鬼祟的间谍公司——来破坏、摧毁反基因驱动跨国统一联盟。

盖茨基因会付给“新兴农业”160万美元，命其“秘密招募一群学者，操纵联合国同基因驱动相关的决策过程”。邮件表明，盖茨的这一举动是其“反击基因驱动禁令支持者”计划的一个环节。“新兴农业”暗中雇佣、动员起65位所谓的“独立科学家”（业界称这种人为“生物学皮条客”）以及公共官员，让他们组成在线专家组——联合国CBD合成生物学在线论坛。每天都有一名盖茨基因会的资深高管教授这群伪君子如何破坏规定、违背科学、污蔑对手、干涉决策过程、颠覆民主。

为了推进自己的计划，盖茨同时还资助美国国家科学院（NAS）于2016年发表了一篇为基因驱动技术背书的“研究报告”。为这篇旨在为邪恶技术洗白的报告出资的，除了盖茨基金会，还有DARPA。《卫报》在该报告发表后评论道：

“为NAS的这项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的美国国防研究机构DARPA宣布，他们将全力推动基因驱动技术研究、开发‘强健’的合成生物。这一事实着实堪忧。”

ETC集团的吉姆·托马斯表示：“美国军方如今成为了基因驱动技术研发的主要资助方与策划方，让人不免惴惴不安、疑窦丛生。”

不止如此。盖茨基金会还同“新兴农业”沆瀣一气，操纵联合国专家委员会——合成生物学技术专家组中三名对盖茨唯命是从的成员。盖茨和“新兴农业”最后大获成功，让联合国否决了基因驱动技术禁令。

相关文件显示，盖茨基金会在这场以危险技术为敌的环保之战中起到的破坏性作用足以证明，盖茨和他的基金会组成了蔑视程序、民主、科学、法律、民意、公共卫生事业和人类安全的非法集团。

以人类健康为敌的化学战

已有堆积如山的证据表明，被盖茨大为称道的工业化农产品与加工食品是慢性疾病大肆蔓延的罪魁祸首——这些疾病正在毁灭人类健康、侵蚀全球儿童的身体。

转基因作物的广泛种植促进了农药空中喷洒技术的推广。孟山都的基因插入技术让农作物拥有了抗除草剂的能力，也让大型农业企业可以解雇以地为生的农场工人，用飞机（或无人机）取而代之，将草甘膦和新烟碱类农药的有毒气溶胶洒遍大地和我们的食物。

自从化学农药于20世纪40年代被广泛使用以来，美国的鸣禽已消失半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蜜蜂与昆虫数量都在急剧减少，美国人的慢性疾病发病率也随农药使用量的上升而提升至54%。

正如范达娜·席瓦所说：“盖茨心怀对杀虫剂、除草剂的痴迷和将人类变为转基因生物的妄想，已经向自然，向我们身体的代谢系统，向我们肠道微生物的共生环境宣告一场化学战的开启。”

合成食品：代餐大亨盖茨

“人从幼时起便接受特定饮食、注射和指令的共同影响，便会产生对当局有利的某种人格和信仰，失去严肃批评当权者的心理能力。”—— CIA宣传员博特兰·罗素（此人为世界政府和专政体制倡导者，支持对大众实行自上而下的寡头统治），1952年。

盖茨对权力、利润和控制力的重视似乎也在迫使他关注所谓的“超人类”实验室食品、对加工食品制造业斥以巨资。

盖茨称合成肉为“未来食品”，在多家制造植物鸡肉、植物鸡蛋和昆虫食品的企业中持有股权。他拥有100多项动物替代食品的专利或申请中的专利，涵盖鸡肉、鱼肉等各种肉类。他对制造各种实验室合成食品及配料的Motif FoodWorks投下重资，于2015年同富豪好友杰夫·贝佐斯、迈克尔·布隆伯格和马克·扎克伯格共同建立起“突破能源联盟”——人们称之为“大奸商俱乐部”。自疫情导致全球封锁以来，美国亿万富豪们的资产已增长1.1万亿美元，而陷入贫困的美国人数量增加了800万之多。

这一联盟持有“超越肉食”公司的大量股份；他们和泰森食品和嘉吉共同拥有该公司。超越肉食专门制造植物性转基因食品和染有农药的鸡肉玉米饼。盖茨和他的亿万少年俱乐部还是“不可思议食品”的重要股东；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利用高温和压力加工转基因大豆，生产合成汉堡和香肠。实验室结果表明，此公司仿制肉的草甘膦含量比其劲敌的产品高出11倍。Soil4Climate的赛斯·伊兹坎写道：

“‘不可思议食品’应该叫‘不可思议专利’才对。它的产品不是食物，而是软件，是知识产权——每一口‘不可思议汉堡’都含有14项专利。它的IFood将是下一个应用软件大杀器。想要什么口味，只要下载就可以了。这或许正是他们金主比尔·盖茨的兴趣所在。”

“突破能源”旗下的另一企业是孟菲斯肉制品公司，该公司使用牛血培育仿肉组织。节节攀高的彭博商品指数表明，合成肉制造企业的市值将于2026年达到35亿美元。

2020年6月，“突破能源”向Biomilq投资350万美元；这是一家用“人造人乳腺和上皮细胞”生产人造母乳的企业。盖茨既没有解释该公司制造的“母乳”是否同正宗母乳一样含有能够帮助婴儿抵御传染病的母体抗体，也没有说明未来喝Biomilq“母乳”长大的孩子，是否需要依靠盖茨的转基因疫苗过活，为他的“事业”添砖加瓦。

范达娜·席瓦对此并不吃惊，表示比尔·盖茨“意欲夺走有益于我们健康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让我们依赖于他的实验室合成垃圾。”

盖茨是联合国附属机构全球免疫联盟（GAVI）的创始人和最大捐赠人。他建立这一虚假政府机构的初衷是推广他邪恶的化工、医药和食品混合产品，以非洲人和印度人为对象，进行罪恶的疫苗试验。自从2014年起，接受了盖茨基金会高达约85万美元捐赠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积极倡导利用昆虫蛋白质——尤其鼓励贫穷人口食用昆虫。GAVI也将甲虫、蟋蟀和其他昆虫列为“未经充分利用的”食物来源。

昆虫将很快成为营养不良的贫困儿童的重要营养品——在盖茨的指引下，GAVI对此十分乐观。

盖茨或许已经预料到那“欢乐之日”的来临：盖茨基金会已在一家以人工培养的蛆虫为原料生产可食用蛋白质的南非公司注入资金。该公司的工厂饲养了无数苍蝇，每天产出22吨以屠宰场、城市和家庭垃圾为食的蛆。食用蛆市场尚不成熟，因此盖茨目前只是向泰森食品等合作伙伴销售蛆粉，让后者将其投入联合利华等企业的层架式鸡笼和大型渔场作为饲料。联合利华是一家市值达58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既同盖茨开展商业合作，也从他独特的“公共慈善事业”中获益甚多。

同时，盖茨也已调动起他控制的国际机构和与他合作的大型企业推进自己的假冒食品计划。在这些机构与企业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每年将世界超级富豪聚集在达沃斯、为人类政治、经济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该论坛也接受了盖茨的资助。

WEF                  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是《新冠肺炎：大重启》（COVID-19: The Great Reset）的作者。这本颇具影响力的书似乎已被邮寄至世界上大多数民选官员（包括省级行政人员）的手中。

施瓦布称有权有势之人应当利用新冠危机施行专制控制、普及监控、采用新型压迫性经济模式、建立世界政府，统治无路可逃、担惊受怕、软弱顺从的人类。WEF正有在新冠疫情过后系统性重建全新受控型经济体系的意图。

2020年5月，施瓦布和查尔斯王子在WEF峰会上披露了“大重启”计划，准备将整个世界变为一个处于专制监视之下的极权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人民经过心理创伤的驯化，要接受技术官僚的管理；财富将向上转移，为精英富豪寡头的利益服务。为了实现全球粮食政策的“重启”，WEF为一个名为“EAT论坛”、自称为“达沃斯粮食论坛”的组织大做宣传，且同其开展了合作。

EAT的创始人之一是惠康基金会——一个由疫苗制造商葛兰素史克建立、资助、且与此公司存在战略联系的组织，而盖茨已在葛兰素史克投下重资。EAT目前最为重要的项目是所谓的“FReSH”计划；该组织称此计划旨在推动粮食系统转型。其合作伙伴包括拜耳、嘉吉、先正达、联合利华以及技术巨头谷歌。

EAT论坛同上述企业合作，“提升商业及产业价值”、“制定政治议程”。为了推行这项营利性计划，EAT与欧、非、亚、南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将近40个市政府展开了协作。该组织还帮助接受盖茨资助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编纂全新的膳食指南”、拟订可持续发展计划。

布鲁塞尔大学食品科学与生物技术教授弗雷德里克·勒罗伊认为，EAT及其相关机构正在与“不可思议食品”等最大的仿制肉制造公司和其他生物技术公司紧密合作，它们的最终目的是用盖茨的基因改造实验室混合物替代富有营养的健康食品。

“他们谎称这种食品既健康又符合可持续理念，事实当然恰恰相反。”勒罗伊这样对“守护者”组织说。

长久以来，盖茨一直声称开发生产转基因肉是为了让贫困儿童果腹、阻碍气候变化，但席瓦博士对此嗤之以鼻：

“他们推广由实验室加工出来的仿冒食品只是为了获得我们口粮的专利权，这一举动与养活人民、保护气候无关；盖茨和他的生物技术伙伴简直满口谎言。EAT提出的饮食计划也与营养毫无关联，其宗旨是让大公司获利，让企业接管整个粮食系统。”

勒罗伊补充道：

“为全球大范围生产实验室食品而加工化学品和各种提取物——联合利华、拜耳等公司和其他制药企业已经成为化学品加工公司，因此它们之中将从这一全新食品产业中获得厚利的不在少数。”

强化食品

合成食品与转基因食品中，维持人体健康所需的微量元素含量往往很低。比如草甘膦就会起到螯合剂的作用，通过让矿物质——构成生命元件的基本成分——析出来消灭杂草。接触草甘膦的农作物的营养价值远比自然作物低。

食用盖茨的加工、合成与转基因食品的人或许会在腹中满满的同时被诊断为营养不良。盖茨正在通过购买技术、与罗氏和卡夫食品公司合作等手段火速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食品中添加矿物质和维他命，将之“强化”。同时，他还向发展中国家推销“食品强化法”。此类法律让农药和加工食品生产企业获利，也让传统与有机作物的种植者受害匪浅。罗氏、卡夫食品、大众食品和菲利普·莫里斯等美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强化”他们的奶酪与麦片，因此在这场骗局中，他们都是盖茨的忠实伙伴。

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便见过大型食品公司公然设下类似的骗局。2003年，我代表几千名波兰小农参加了史密斯菲尔德猪肉加工厂驱逐战。当时的波兰副总理安杰伊·莱佩尔告诉我，史密斯菲尔德的官员向他行贿100万美元，意欲让他支持设立新法，规定屠宰场必须安装激光厕所水龙头等高科技卫生技术设备。史密斯菲尔德知道，这项法律会让2,600家制作波兰招牌熏肠的家庭屠宰场毁于一旦。该公司是具备购买上述设备所需财力的唯一实体；倘若波兰真的通过这项法律，那么史密斯菲尔德将垄断波兰的屠宰业，完全控制波兰熏肠的出口，从而获得暴利。

盖茨的食品强化法借鉴了史密斯菲尔德的经营策略。强化食品强制令生效之后，Cheez Whiz、American Singles等卡夫旗下的品牌，以及该公司经过维他命“强化”的酷爱、果珍等饮品的地位就会陡然上升，最后它们将在乡村市场中替代当地生产的羊奶酪和羊奶，将非洲小农排挤出相关行业。

为了实现强化食品的强制普及，盖茨又创立了其他的伪政府组织为己所用。全球营养改善联盟（GAIN）的建立初衷，就是协助跨国食品企业（盖茨的商业伙伴）在目标国家展开游说，为加工食品和强化食品争取关税和税率优惠，让新产品能够尽快通过审查。盖茨的GAIN集团还向地方政府献金，通过大规模公关运作、或者借助政府针对某种食品的“批准印章”来刺激强化食品需求

盖茨、GAVI和GAIN

盖茨的GAIN从他耗资10亿美元的全球免疫联盟（GAVI）脱胎而来。GAVI通过假扮成为公共卫生机构成功地调动起公共机构和私人企业倾销未经测试或功效可疑的、常常会置人于死地的实验性疫苗，给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儿童接种。

盖茨效仿GAVI的模式，投入7,000万美元在联合国大会儿童特别会议上发起了GAIN计划。与他勾结的，是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UNICEF等由他控制的联合国机构，还有菲利普·莫里斯、卡夫食品等他投资过的加工食品巨头。

范达娜·席瓦认为，GAIN的目标是“协调各方活动，给非洲及亚洲国家施加压力，为加工食品争取不合理补贴以及减税和关税免除等政策”。

比尔·盖茨和跨国食品企业狼狈为奸，共同将非发达国家的粮食体系殖民化，打着健康食品的大旗叫卖加工食品，这一现象令某些专家忧心忡忡。

《纽约时报》畅销榜上榜作家、克利夫兰临床功能医学中心主任马克·海曼博士告诉我：

“……尽管加工食品有时会经过维他命与矿物质的‘强化’，但它们往往糖分、淀粉、加工油、人工色素、防腐剂、农药和钠含量超标；这些物质可能会让人体经受肥胖和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导致慢性疾病流星。每年全球约有1,100万人因过量摄入超加工食品、缺少天然食品的保护而死，可见加工食品是世界头号杀手。”

海曼博士称这些食品为营养的“对头”，席瓦也对此表示同意。她说：“与其说GAIN计划的设立是为了解决营养不良问题，不如将它当作逼迫贫困国家打开市场、排挤当地生厂商的强硬手段。”

“用强化食品技术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根本是无稽之谈。以长远目光看来，从社会及经济的角度来化解这些问题更加合适。”玛丽恩·内斯特尔教授表示。内斯特尔是备受尊崇的食品与营养专家，也是纽约大学营养及食品学讲席教授。这位《食品政治：食品产业如何影响营养和健康》（Food Politics: How the Food Industry Influences Nutrition and Health）的作者告诉我：

“不会被过量添加的物质有一种：加碘盐；它会使加工食品的成本过高，这与他们的预期目标相悖，或者会影响他们达成预期目标。我认为这些法律的设立意图是替制造这些产品的企业分忧，而不是为人们解决营养短缺、热量不足等问题。我希望更多当地制造的真正食品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出现在市场上，因此我同意批评人士的意见。但愿盖茨基金会可以向支持当地小型食品生产单位的项目投资。”

人工智能：让农民不复存在

盖茨曾表示他想要利用超高效高科技AI来创造“未来农场”，从而实现农业转型、重振农场经济。他是这样说的：

“以前，人们纷纷外出，在农场中劳作。可是粮食仍然不够吃，天气不好时，人们还会挨饿。现在，有了更好的种子、肥料，等等，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农民。AI将带给我们全新的巨大生产力。”

他首先考虑的是速度。盖茨的“计算加速”算法将使“有益创新”能够更快地投入应用，实现他的宏图伟略：在气候变化令小农无可收获之前实现农业科技突破。

然而席瓦警告已经债台高筑的美国农民，对盖茨拯救他们于水火的诺言要谨慎以待。

“比尔·盖茨逼迫印度农民使用他邪恶的‘援助’技术，而唯一的受益方是盖茨和他的跨国企业伙伴。他向当地政府献金，收买一家名为‘数字绿色’的公司，立下豪言壮语，要实现印度农业的数字化转型，而后便同被他买通的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

“比尔·盖茨在印度农民的家里和耕地中安装摄像头与电子传感器。他利用无偿赠予他们的手机、光纤和他说服印度电信公司筹资安装的5G设备来从农民那里记录、研究、窃取作物数据、农业技术和相关知识，然后再将免费获得的一应信息当作新东西卖给农民。他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实现数字化农场转型，而是把印度农民变为了数字化信息。他将他们的种子和公共系统的成果据为己有，抢夺农民的知识财产和传家宝基因，强行推销转基因种子和荒唐的耕作方法。”席瓦又补充道：“很明显，他的意图是把小农驱赶出土地，最终将粮食生产机械化、私有化。”

农业研究员、在线栏目“冰河时代的农民”的开创者克里斯蒂安·韦斯特布鲁克了解到美国农民对盖茨在印度和非洲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时，深感欣慰：“我们知道比尔·盖茨是什么人，知道他在墨西哥、非洲和印度给小农设下了怎样的骗局，知道他最近在这里的购地活动不过是绿色革命3.0版的开局。他想要榨干美国田园和我们农庄家庭的民主精华，窃取我们的生计、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种子和我们的土地。”

韦斯特布鲁克还注意到，盖茨同其他骗子一样，总是急于求成：

“他的策略是迅速将大家卷入浪潮，不给我们留下看穿骗局的机会。他总是说气候危机迫在眉睫，我们需要尽快获得他的产品，使用他的技术，目前相关的研究已经滞后，不足以帮助我们应对危机。”

韦斯特布鲁克告诉我，盖茨始终在不厌其烦地说“让这一过程加速”，就神奇的新科技、“投资”和“公私”合作关系许下慷慨承诺，而这一切都是他的骗局的一部分。“他一直在提醒所有人，我们需要‘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

许多农民表示，是否能被盖茨“拯救”，他们并不在意。韦斯特布鲁克说他认为盖茨打算利用在美国的大肆扩张立威，展示他强推给美国农民数字技术有多么强大。“他将各种技术带入印度农场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其最终目标是窃取他们的知识，将他们逐出土地。”

第六代中西部农场主和农业活动家特伦特·洛斯告诉我，对于富豪们在美国开展的农田垄断活动，农民们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情绪。

“年轻的农民，包括几代务农的年轻人，难以同这些财力雄厚的对手抗衡。他们的举动当然会让农民们步履维艰。看见有钱人开始购买农场和耕地，我们不免会心生疑虑，琢磨他们的真正动机为何。没有人想要从比尔·盖茨手中租地、做他的佃农。”

韦斯特布鲁克说他相信盖茨正在进行更为黑暗的部署。他同席瓦一样，也认为盖茨和其他富豪劫匪在拿气候、生物多样性和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的威胁当作借口，将人类拖出农业行业、赶出农场。他的这一观点已有证据支持。盖茨基金会已对谷歌母公司Alphabet做大笔投资，而Alphabet发明出了用于替代农民、牧工的“作物嗅探”机器人——此项发明是其“矿物”（Mineral）项目的一个环节。其“对月发射”（Moonshot）项目“要以人工智能、仿真模拟、传感器、机器人等方面的突破为基础，开发、测试一系列软硬件原型。”

在收购全食超市后的一年内，杰夫·贝索斯也对可将人类耕作活动参与度降至最低的机器人控垂直农场项目投入大笔资金。要知道，盖茨也是亚马逊的大股东之一。

韦斯特布鲁克说：“他想要将人们和牲畜赶出农场，让我们以他的植物性肉类和昆虫蛋白质为食。”

“在盖茨口中，耕作是过时、怪异、肮脏、危险、低效、野蛮的原始活动，会加剧气候变化，还会因为令人们接触到有害微生物而加重全球疫情，从而威胁到我们的生存。”爱荷华州的务农人士霍华德·弗莱格表示。他自1992年起便开始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作物与牲畜方面的咨询工作。

弗莱格对农药和转基因技术对农产品和土壤的影响深有研究。“盖茨的目标是让世界‘远离可持续的、以我们同土地的羁绊为特征、让我们通过心怀敬意地与自然互动而获得良好健康的人道畜牧业’，向人造肉类和可怕的化学范式倾斜——这完完全全是一场灾难。他的做法只会催生出经过玷污、令人难以下咽的食物，使人与自然分离开来。”

“盖茨似乎并不了解普通人——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的普通人——操持农务时的喜悦。”尼柯莱特·尼曼告诉我。尼曼是一位加利福尼亚的牧场主和农场主，也是《公义猪排》（Righteous Porkchop）和《保护牛肉》（Defending Beef）的作者。她的丈夫比尔是尼曼牧场的创始人，该牧场是美国几百家小型猪牛养殖场之中的一座。这些养殖场以可持续的方式运营，以草料为主要饲料，生产优质有机牛肉和猪肉。

“可再生农业与畜牧业无法估量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这些行业以我们同土地的紧密联系为基础，颇具挑战性。在最佳情况下，拥有健康的农业是人们了解与遵循自然模式的前提要素。”尼曼说。她还认为，盖茨似乎对自然的智慧无甚兴趣：

“他好像并不理解我们与土地之间的关联，我们通过与土地互动获得的欢乐，我们与牲畜、乃至于所有艰难困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切都是我们自由、骄傲和幸福的源泉，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尊重个人意志、善待动物、精心调理土地的世界。我们需要明白，同自然的和谐关系不仅对我们的健康和气候至关重要，而且是我们在后工业时代的尊严、自由、和财富的来源。”

通过利用各种技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活动家们表达了自己对盖茨的不满。他们认为，盖茨有视人为草芥、运用他的技术解决管理人口这一当务之急的倾向。

“盖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弗莱格评论道。“他就算在眼望森林时，看到的也只是木材，思考的也只是如何利用它来赚钱，将人商品化。”然后，弗莱格继续说道：

“透过他能够从中谋利的技术透镜来观察每一项人类面对的困难——盖茨的这一习惯并不能用‘短视’来形容。他的想法是病态的，充斥着社会病的特征，真的。盖茨是一位坐拥1,370亿美元、提倡自上而下的技术统治、有权有势的反社会危险人物。这还不足以令人生惧？”

韦斯特布鲁克认为，盖茨、嘉吉和泰森都是以终结正宗畜牧业、将人类赶出农场的强大垄断巨头。“他们想要的是‘替代性农业’，”韦斯特布鲁克说，“他们甚至使用了这个词：‘另类农业’。”

倘若忽略所有已经存在的佐证，我们会认为韦斯特布鲁克对比尔·盖茨设想出来的技术极权王朝的看法毫无道理，甚至带有阴谋论色彩。他预言我们将会很快——在仅仅几个月，而非几年之后——看到转基因食品短缺，经历清空、“改善”乡村景观的压力。届时农田将被闲置，务农人员也将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

韦斯特布鲁克预测，政府将设法使人口向产业纷纷倒闭、就业岗位更为稀缺的特大城市和智慧城市集中；在这样的地方，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要依赖以数字形式支付的基本收入过活——当然，薪酬支付是可以撤销的，以防人们叛逆防抗。韦斯特布鲁克设想出了一个场景：“届时，人如同牲畜一般，要完全依靠政府发放的钱和食物活命，所有人都集中在智慧城市的某一个地方，无比顺从地接受盖茨‘大重启’计划技术专家的监管。”他继续说道：

“他们会关闭食品生产产业——实际上，还不止如此，他们会叫停一切经济活动，一切人类活动，把我们困在他们的智慧城市中。这真是恐怖至极。因为现在有疫情发生，所以我们不得不施行戒严令；由于这是一场卫生危机，因此我们不得不接管你们的食品生产行业、负责满足你们的营养需求。他们已经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时间将告诉我们韦斯特布鲁克的噩梦是否不过是偏执的阴谋论——但愿如此。

 粮食系统峰会

2009年，比尔·盖茨，一位既非政府官员，又不担任外交职务、未曾经历选举的亿万富翁发表了一篇演讲，将自己的全球疫苗接种计划交给了联合国。他声称要捐出100亿美元，宣布了“疫苗十年计划”的开启。随后，他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展开。盖茨的捐款保证他可以对WHO实施严密控制。正如《外交事务》所报道的那样，“世界卫生组织所拟订的政策提案或规范标准中，在通过盖茨基金会的审查之前便可公之于众的简直寥寥无几。”

盖茨建立或资助了PATH、GAVI、CEPI、布莱顿协作组织等强大的伪政府机构，借之以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疫苗、巩固自己对公共卫生系统的控制，为早在酝酿之中2020年全球疫苗政变铺路。

2019年1月，WHO尽职尽责地、在未出示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宣布，“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是全球健康的一大威胁。盖茨的医疗垄断组织紧接着在美国各州和某些国家开展了经过精心策划的活动，接受制药公司献金的政客开始面向全体民众推行强制疫苗接种法。

两个月之后，大权在握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又一个从盖茨处受惠的人——命社交媒体和媒体公司审核“同疫苗有关的虚假消息”。所谓“虚假消息”，指的是与官方宣传和政府声明相悖的一切主张。盖茨在谷歌、苹果、亚马逊和脸书都握有大量股份，上述公司都为审查、删除各方对疫苗的批评忙得热火朝天。

一年后，新冠疫情爆发，让盖茨和他的疫苗垄断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得以巩固自己对民众的控制。德里克·布隆兹在“美国最后一个流浪汉”网站发表文章评论道：“调查过盖茨基金会的投资活动和盖茨的关系网后，我们便会发现，几乎每一位参与抗疫之战的人都同盖茨和他的基金会有间接或者直接关联。”正是这样的关系网让比尔·盖茨和他的基金会得以对疫情应对方案毫不受阻地施加影响力。

盖茨反反复复地在各个网站、有线电视台和媒体平台上声称，除非全球70亿人口全部接种疫苗、获得免疫护照，否则必须终止一切经济活动。与他在联合国亮相同时起步的疫苗十年计划已顺利展开。在盖茨忠实的门徒和拥趸——福奇的领导下，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为新冠疫苗生产公司授予了责任豁免权，且将来自纳税人的480亿美元用于购买、分发新制实验性疫苗，其中许多都是由盖茨旗下的企业生产的。

盖茨对上述过程的控制已经完成。在推广疫苗方面，他果然言出必行，让自己的预言完全成真。如今他的代理人正在用同样的剧本来推进他的粮食集权控制议程。

在于10月14日到18日举行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46届全体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宣布将于2021年召开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古特雷斯称该峰会应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共同要求而设立。而上述四个组织恰恰接受比尔·盖茨及其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处于这位大亨的掌控之下。

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宣布的议程，在实质上与WEF于2020年6月主持“大重启”会议时提出的部署并行不悖。在对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进行调查之后，AGRA观察（一个对盖茨及其基金会的非洲绿色革命展开跟踪考查的民间组织）发现，在12个参与峰会的个体中，有11个同盖茨基金会过从甚密。

来自AGRA观察的希瑟·德伊称，在某些情况下，参与上述峰会的组织会直接接受盖茨基金会捐赠、从由盖茨资助的特定重要计划中受益：“因此他并不直接插手。几乎每一个参与方都为他效力——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的创始人就是这样的。”该峰会100%由盖茨控制。

更糟糕的是，盖茨“粮食安全十年计划”的协调员由艾格尼丝·卡利巴塔担任。卡利巴塔是盖茨/洛克菲勒AGRA计划的负责人，也是盖茨未能成功的邪恶“非洲绿色革命”的策划者。由此看来，她当然是把AGRA向世界推广这一“伟大事业”的完美领袖。她预测该峰会将把各位主要利益相关者团结在一起，开展公私合作，“使粮食系统更具包容性、气候适应性和韧性，能够为可持续和平提供支持。”

卡利巴塔向粮食系统峰会的参与者们强调了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她表示，人们只剩下10年的时间来加速实现粮食系统转型、满足气候、营养和疫情应对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将提出，要在2030年前完成盖茨就全球粮食政策制定的“粮食十年计划”。我们只能祈祷盖茨的下一个人类卫生计划不会像他的2020年“疫苗十年计划”一样，对我们的人权、对全球经济、对文明传统、对民主理念、对我们的自主权造成巨大伤害。

德伊十分悲观：“盖茨正在绘制一张路线图，计划把传统农业对人类有益的一切替换成为技术官僚自己的、农民无地可耕、人们以化工食物和昆虫蛋白质为生的系统。”

结论

盖茨基金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它给予伤兵基金会、ASPCA等公益组织以及环保、投票权和人权团体的支持，就算有，也微乎其微。

在微软垄断案揭露盖茨的真面目——一个满口谎言、惑世盗名、盗窃成性，对全球信息渠道进行垄断控制的恶人——之后，他才在1994年开始将慈善事业用作伪装，恢复自己的名誉。

盖茨已在盖茨基金会投入360亿美元，而这个价值460亿美元的基金会完全由他和他的妻子掌控。该基金会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只有236亿美元，其中包括给默克、葛兰素史克、诺华、赛诺菲等盖茨的投资对象的免税捐赠。

盖茨无比睿智地想出了通过建立基金会来遮掩自己收入的办法。同时，他还可以将基金会的所得——源于纳税人的金钱——投入到能够帮助自己增殖财富、扩大势力、争取威望、规避缴税的项目中。

利用这一框架，他能够给予自己拥有部分股份的企业以免税捐赠，在收获个人与基金会利润的同时逃税，并且以多种方式隐瞒自己的财富——简直是一举多得！盖茨已经把他的基金会变为自己垄断与控制本能的化身，化为奉行垄断资本主义、阻碍公众监督、模糊企业与公众利益界限、以公益精神为名满足私欲，让他能够对公共卫生、地球上的生命支持系统、各国经济和人民实行垄断控制的媒介。

盖茨把他的基金会当作巩固自己“成就”的工具；跟他同流合污的，有他的富豪朋友，有被他劫持的监管部门，有他在各大制药公司、肮脏的能源公司、转基因食品公司、电信公司和大数据公司的合作伙伴，还有被他收买、愚蠢透顶、从盖茨之流给我们带来的无尽苦难中受益的记者。盖茨和他的亲信、拥趸和奴才们借疫情、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物种灭绝煽风点火，散布恐慌，将盖茨对新技术，对只有他才能驾驭的新技术的憧憬作为救世良方。

在加强对我们的卫生和粮食系统控制的同时，盖茨还在推广数字货币，且称相关体系为“全球践行人道主义的当务之急”；而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金钱，谁就能控制世界。”他投资建设地空和5G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大小的分析中心，并且开发生物芯片，挖掘、收集我们的数据和生物信息，以施行监控、从中获利。

盖茨正在计划打造能够全天24小时观测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卫星舰队。倘若人们因政治与经济体系在不断地剥夺自己的权利、将财富向上转移、让他们沦为毫无意义和希望的存在而惶惶不可终日，那么这样的监控系统无疑大有用处。

民主和农耕自由倡导者范达娜·席瓦博士表示，盖茨的慈善资本主义是“能够将地球的未来推向物种灭绝和生态崩溃的毁灭性力量”。席瓦认为，盖茨正在利用慈善资本主义理念加速接管我们的种子、农业、粮食、知识和全球卫生系统。“他投资开展信息控制项目、助推对民主的侵蚀，都是为了获得私权、满足私欲。”

席瓦称盖茨基金会为大资本机构、科学机构和技术机构以及政府组成的“邪恶联盟”提供了动力，使它得以通过单一栽培、专利滥用和旨在破坏自然世界多样性、自主组织及自由的垄断来建立地球帝国，对所有生命展开统治。

“你已经看到他们以保证公众健康为名借疫苗作恶，”席瓦说，“现在他又控制了土地，控制了种子，控制了粮食。他拥有了让我们因饥馑而死的终极权力。”

(蔡鑫 翻译)

原文

“Bill Gates and Neo-Feudalism: A Closer Look at Farmer Bill”

February 05, 2021

Global Research

2021年 2月 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