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史的发展贡献韩国智慧

贝一明 (石岳峰 翻译)

  韩国似乎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登场束手无策。过去70,80年代政府官僚们标榜学习的美国突然变成了似乎比全斗焕时期的军事政府更加右派的政府。

  特别是在比起任何问题都要要紧的安保与军事领域,韩国需要尽快树立自己的立场。由亿万富翁和极右派们构成的特朗普政府正在为与中国政府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军事对决而做着准备,许多人都预测韩国将成为这场对决的舞台。

  正像驻韩日本大使突然被本国召回的事件一样,华盛顿的极右派分子们正在试图与日本一同对韩国施加压力。

特朗普时代的韩半岛

  特朗普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在过去的日子里,关于韩半岛,美国军事方面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变化。

 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最近公开的一份叫做《在大城市中发生的军事性突发事件(Military Contingencies in Megacities and Sub-Megacities)》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需要为可能引起大规模死伤的在大城市发生的军事冲突而做准备。菲尔.威廉姆斯(Phil Williams)教授与维尔纳.赛勒(Werner Selle )教授在这篇报告书中提到,这样的军事冲突在不久的未来将要发生,并且难以避免。特别在其中将首尔列举为可能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城市。

 “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首尔出现类似的军事冲突。在某些方面,这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情况相似,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及周边地区的区域是一个居住着2300万人口的经济核心地区。”

  在作者的立场看来,未来将首尔推入炮灰的战争,比起与北韩的,更像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

  另外,本报告中首尔未必被看作是一个需要全力防卫的同盟国的首都,反而更像是一个较大的地缘政治游戏的受害者,同时,数百万首尔市民还被描绘成了这个地缘政治游戏的牺牲品。

  这种认知变化的方式是很重要的,美国军部并没有把韩国当作盟友来看待,而仅仅看作是将中国束缚起来的战争舞台。他们把韩国与叙利亚,乌克兰等国家一视同仁,将其看作为代理战争的对象。

  1月13日,当时的候任国务卿蒂勒森毫不犹豫的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即他主张应该封锁中国进入南海的途径,这就好比中国要求美国允许夏威夷从美国独立。

   如果想避免这种噩梦般的情况发生,韩国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来结束这种由外国势力之间的小规模代理战争所引发的国内政治的分裂。为此,韩国应当维持自己的独立性,应积极提出自己的关于东亚和平与安定的计划和愿景。

  非常肯定的一点是,这种愿景和计划是不能以聘请昂贵的说客,通过购买美国的武器,劝说美国不要放弃韩国的方式来实现的。

  美国的武器商人一直把美国与中国的冲突视为获取利益的机会,当“反恐战争”的借口不再有效的情况下,他们会绞尽脑汁的去制造类似于冷战或者是热战之类的各种战争。他们认为捏造出的危机越大,权力维持的期间也会随之变长。

  韩国的政界人士尝试与美国极右派人士合作的同时也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样的做法是很难令中国信服的。中国人不是傻子。他们很清楚美国极右派们试图通过以挑起冲突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统治权威的危险性。在当今经济停滞的背景下,军事主义极有可能成为强大的政治武器。

   特朗普和他的内阁根本不相信气候变化。他们会担心核战争的危险吗?他们只对通过不可预测的极端事件而获得的政治利益而感兴趣。他们也许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会将韩国在安保方面认为理所当然的议题完全无效化。

   特别是,在过去30年间生活美满的韩国人们还没能做好任何准备的前提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危机将接踵而至。

G2时代韩国的生存法

 

  400年前的朝鲜很难理解向其派遣救援兵的明朝会因如同专食腐败动物尸体的土狼,秃鹫般的宦官和贪官而灭亡的事实。已经走向灭亡的明朝明熹宗时期,甚至直到灭亡的1640年,朝鲜仍然没能停止对明朝的侍奉。

  如今,正是韩国需要为国内外的安保做准备的时候。韩国应该针对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提出自己的愿景。这种愿景应该在明确理由和道德权威的基础上,具有能够说服这四国的能力。

  难道是非常单纯的理想主义?并非如此。因为这就是韩国生存的唯一途径。

  遗憾的是,在美韩两国内,关于韩国安保方面的专家们更像是向军火商乞讨的人。在那些人中还没有一个真正为韩国安保担忧的人。

  其实并不是束手无策,但是为了寻求方法,在当前韩国的政治局势下,更需要一种想象力,创意力以及单纯的勇气。

  如今的韩国政界人士似乎总爱忙于与少女们自拍或者停留于一些对政治话题的肤浅谈话之中。这些人中很少能找到去警告美国日渐凸显的军事主义或者核战争的潜在威胁的政治人。在过去陷入弹劾局面的时候也没能找到有关全球性战争威胁的议论。

   首先,韩国为了推动自国的政治与外交的议程,应更多的了解特朗普所说的“不可预测性的政治(politics of unpredictability)”的特征。当然这不意味着去学习使人混淆视听的特朗普的手段。这里的不可预测性当然是从战术性层面来讲,并不是从战略性的角度来看。国家行为必须是可预测的,而且要保持一定的一贯性原则。

   我想说的是,韩国在应对中国与北韩时所发挥的安保与军事方面的作用,应当以美韩两国的共同价值为基础,并且需要能够提供一种特朗普政府很难预测到的创意性理念。

   虽然我们看到如今的特朗普政府是如何的混乱以及面目全非,但是韩国政府应该坚决支持诸如核不扩散,裁军,干涉介入等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即韩国需要很好的履行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反过来看美国却不能很好的保留这种传统价值观的现实,韩国需要有勇气,并且利用精辟的语言向其表达出来。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曾经说过:“要想成为一个围棋高手有两种渠道,一个是充分摸清现有的规则,另一个是创造属于自己的规则。”

   在历史的某个时间点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规则可以产生最好的结果。特别是越小的国家更需要有勇气来参与定义事件以及设置议题。

   在这方面韩国别无选择。如果盲目地追随非理性并且喜好军事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只能是自杀式的行为。韩国如果在中美之间模棱两可的看两国眼色将会不再具有效力。

   韩国应当回到根本上来,抓住关于韩国与东亚安保的主导权。更应当积极的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危险要素并为其解决想方设法。

   如今的特朗普政府无谋的寻求与中国的直面冲突,并试图出售旧式的武器,这种做法对安保没有任何帮助。在这种非理性的状况下,如果韩国能够认真地考虑什么是安保,相信一定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知己。

用“美国式价值”说服特朗普

如今我们需要尽快解决的安保事件应当是有关萨德部署的问题。美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执意将继续推动萨德在韩国的部署进程,此外,韩国和美国的一些势力还将尝试创造一种中国日益威胁到韩国的浓重气氛。

   当然,中国也采取了写高傲的态度。尽管如此,对于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没有一个详细的解释而鲁莽的决定是不合理的。围绕萨德部署与中国的冲突显然是韩国现今面临的重要安保问题。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萨德的争论只是被定型在因萨德部署而导致的来自中国的报复或者萨德部署本身的无用性。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谈到有关萨德部署背后隐藏的美国导弹防御计划(MD)。

2002年6月13日,布什政府废除了于1972年签署的ABM(反弹道导弹)条约。这样的做法违背了国际社会的常识,并且在退出此条约后,美国散布着一种能够通过MD系统来阻止导弹攻击的幻想。

有的情况MD系统可能能阻止低空飞行的一部分导弹,但现实是当对方以各种方式干扰时,将难以阻止载有核武器的洲际导弹。MD系统事实上能通过几种简单的应对措施而被轻松的抵消。

防御洲际导弹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细心的谈判而解决。

然而,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忽略了这样的谈判,反而作为应对北韩,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威胁的对策,积极的尝试推动MD系统的发展。这个与美国国内试图取消以人力运营军队的军需产业人士的阴谋有关。

自里根政府时期开始,军需产业认为军队是浪费数十亿美金的“吃钱的河马”,他们不希望看到向国家政策提供意见或者事事反对的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主张减少以人力为中心的士兵,取而代之,投入更多昂贵的武器系统。MD系统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此如果美国一旦决定退出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系,事态将会变的更加危险。这个条约是限制拥有核武器国家的一项国际条约。但是美国承认了以色列与印度的例外情况。再者奥巴马政府批判北韩的同时开发了新的核武器,这显然是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规定。

如果韩国按照我的提议发挥自己的主导权,显然会刺激到特朗普政府,但是不论韩国采取何种方式,特朗普政府总会想办法挑毛拣刺,因为这就是政治的惯用手法。

但特朗普政府也不是美国唯一的政治势力,美国也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韩国大胆的提出有关区域性武器削减的条约,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很多国家中的支持势力将会拍手叫好。甚至支持者也将会出现在美国的五角大楼。

问题不在于什么是正确的政策,而在于韩国的政治家们非常的懦弱而且各个胆小怕事。他们非常恐惧来自媒体的批评。

如果韩国在今后的六个月内,能够不顾一切承受来自特朗普政府的各种威胁和敌对政策,并且坚持上述的原则,韩国将会获得其他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许多国家的好感,并且建立新的关系。

考虑到存有政治派别之间激烈争辩的美国华盛顿外交届的气氛,持有这样的意志并且持之以恒的保持下去一定能够获得最终的成果。

此外,如果韩国积极的提倡区域内武器的削减,同时北韩也协助限制核武器的开发,最终会共同参与到武器削减的行列中。如果我们想要从核战争威胁中解脱,除了削减以外我们别无选择。

韩国媒体为了应对北韩的核威胁,纷纷主张韩国也应当开发自己的核武器,但是即使韩国拥有了核武器也没有人能保障更加安全。

另一方面,韩国的核武装将导致日本,台湾,越南,印尼等国家接二连三的多米诺式核武装扩散的效应。目前中国拥有三百个左右的核武器,并且拥有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扩张至一万个的能力。即这意味着没有谁是安全的。

韩国应当敦促美国坚持其“美国式的传统原则”。当特朗普政府尝试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应提醒之前奥巴马与习近平之间达成的有关气候变化与军事方面的合作的先例。那样的行动将会使韩国获得来自美国与中国方面的尊重。

韩国的另一个作用是建立一个能够坦率的讨论东亚地区内安保的域内平台。

在这里可以讨论由无人机,机器人,网络战,3D打印等技术引发的威胁。另外需要导出限制使用这种技术的协议,并创建对应新威胁的规范。通过这些努力韩国将成为与区域安保关联的政策创新者。

不幸的是,韩国仅仅是拥有了先进的技术,还未能创造出与其相关联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有关安保概念方面很难做出革新式的尝试。

将气候变化设置为核心安保议题

 

韩国需要努力说服气候变化正在威胁着整个人类,更应该坚持主张安保概念应扩展到涵盖气候变化的水平。

如果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军队将会缩减规模,并朝着增加中美韩等国家相互合作的方向进行重组。只有减少了在导弹,战斗机等方面的消费,剩余的资金才能足够应对气候的变化。因为气候变化不亚于战争与我们的生存问题息息相关。

 如上所说韩国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中获取主动权才是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生存的唯一途径。因为通过气候变化倡议的方式可以使韩国在国际社会获得良好的声誉,并借此能够逃脱最终是亲中还是亲美的困境,并且能使韩国在两国之间巩固自己的地位。

韩国主张的气候变化倡议将在美国与中国内创建大量的支持群体。还有追求这种国际性声誉的方式要比按照特朗普政府胃口行事的方式更加具有战略性的效果。

但是韩国的战略将会对军需产业的发展产生刺激。但是一个国家的安保是不能被军需产业所左右的。希腊哲学家修昔底德曾说过:“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气。”

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库布齐沙漠,最近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正在慢慢的向北京的方向移动。北韩的酸性土壤也在增加。在韩国本土生物也在逐渐消失。美国在往后的20年将出现急速的沙漠化,甚至将很难再向韩国出口农作物。釜山与仁川也面临着被逐渐增高的海水面吞没的危险。

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对于此类问题还没有任何的准备。

韩国的智囊团对于这样的问题没有提过一言半语。那里的专家们只对北韩导弹威胁评头论足。但是北韩的导弹威胁极度的非现实,反而气候变化显得非常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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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危机

朱子学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危机

贝一明

2017年 1月 16日

 

人类的需求被过分夸大了,这是错误的幸福观导致的结果。刺激需求、激发需求、创造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味地朝向无休止地追求欲望的方向,如今已面临诸多难题,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等,这些问题深层的原因是,人的道德的丢失。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无以解决这些难题,我们需要回到朱子学传统中,去寻找现代社会危机的解决方案。

朱子学也称新儒学,是南宋朱熹(1130-1200)明文规定的哲学体系的统称,后来成为中国统治王朝的理念基础,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新儒学将早期儒家教诲与自然、政治以及伦理融合在一起,为创造出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观,而和佛教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用语相结合,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具有综合性的接近方法。

从新儒学的视角来看,世界是一个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学者通过接触儒家经典以达到获得最高的特权地位。新儒学名副其实地成为所有正式教育的基础。或许可以说过去数百年间我们最大的失败便是缺乏这样一种能力,那便是对伟大的新儒学传统重新进行诠释,使之能够迅速适用于当前时代的政治、教育、道德以及法律。

实际的情况是,人们普遍认为新儒学传统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打破严格而不知变通的儒家社会秩序,即人们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必须打破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新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不少文人陷于由新儒学传统的模糊思想推出的关于自我与社会的抽象而非现实的观念之中,抽象地谈论道德与孝悌,忽视了实用学问。他们不再关心简练的治国方法,不关心为提高百姓生活所必需的技术。这些人以读书度日,对社会毫无贡献。由于他们的失败,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很长一段时期处于落后状态。

隐藏在上述想法更深层次的观点是,认为西方文化与制度(位于政治或伦理深层的哲学,以及17世纪以来在欧洲不断发展的科学和逻辑学的接近方法)既是卓越的传统,也是近代化的一个核心,同时是通往文明的必要而积极的阶段。

然而从整体上看,18世纪之前,在中国发展出了远比欧洲复杂、微妙的舆论平台,政策过程也更为和平,让更多的读书人参与进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中国更加重视文字的价值,但是中国的文盲率远高于19世纪欧洲的文盲率。由此看来,文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比较高。但是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意味着具有更高的国家治理水平。


 

直面时代的挑战

 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发掘出适用于今日社会、同时与今日社会相关的诸多新儒家传统所蕴含的丰富财富。原因在于这个社会已逐渐变得不可持续,处于过度消费与欲望冲动的恶性循环的边沿,无法展示出人类共同的蓝图。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严酷的现实:

第一,西方传统在道德层面的崩溃。尽管西方将先进技术(比如蒸汽机或高水平航海装备等)与有利于政治的精简机构(尽管也建立了全球贸易体系)相结合,在鸦片战争时期显示出压倒性的威力,使得人们在所有领域重新深入地思考文化与制度,但是在今天那种氛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方世界大量地生产出漠不关心文化、科学与伦理规范的强大的极右势力,这些极右势力采取不理智、反科学的态度。这种新文化极其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呼吁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本能这一低级政治短见。如果还有其他什么的话,那只是西方文明逐渐和更为彻底的消费文化、叫嚣着的世界大战的观念以及急剧增加的鸡毛蒜皮、萎靡不振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

另一方面,为何在中国近代化遭遇失败,而法国、英国、德国却在19世纪实现飞速发展?假如我们阅读有关历史资料,这时才会发现与中国的相对和平状况相比,西欧国家显得更加不确定,更加残酷和野蛮。

针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那些能够为未来优先制定计划的新文明,探索其根源却是在中国。而且最重要的是,心、伦理以及政治能够最为有机地结合的地方正是来自于有着新儒学传统根基的国家。

通过重新实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我们可以提示出接触政治的新方法,从而让我们的社会活性化,并能够为西方输入充满灵感的新儒学传统。公务员考试制度作为一个应对给现代政治学造成严重危害的政治或极端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也毫不逊色。

现代社会面临着精神上的荒漠,人们及时行乐,道德常识匮乏。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即我们放任自己处于虚无的真空状态,要么助长或煽动自己进行无意义的消费,我们在两种状态里徘徊。这看起来只是表面的问题,实则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因为它削弱了我们试图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努力,最终使社会陷入严重的矛盾之中。

其原因在于我们只能提出技术的、公式般的解决对策,而无法在社会政治领域内提出现实可行的精神方面的应对方案。令人惋惜的是,尽管今天我们围绕管理与政治展开讨论,但是这些针对“改革”或“领导能力”的陈腐讨论,既同我们的实际经验相违,更重要的,又未能分析出这个时代在心理上、精神上面临的挑战。

尽管新儒学将焦点置于精神层面的自我修养上,但是它显然不同于宗教,而是与政治或实用的管理问题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使得新儒学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财富,这是因为新儒学摒弃了现代宗教的自我放纵及其他世俗性特征。新儒学不具有排他性,不主张必须放弃其他宗教信仰或哲学信仰,反而起到将在现代社会被错误分离的三种因素——自觉、人伦与善政结合到一起的作用。

新儒学传统在精神层面上的这一特性使得它与当今时代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我们需要应对社会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心理冲击与精神冲击,但是从现代社会多元化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克制明显带有宗教性质的举动。在同人类经验直接相关的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沟通上,无论在政治以及道德方面,新儒学传统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新儒学传统中,政治或人际关系不是或者无法成为有效的、单独的问题。然而政府运营、机器运转、社会关系改善的方式常常成为伦理方面的问题,常常假设包括所有成员之间互相的体系性献身,因此在儒家的体系内,所有事情都不存在单方面的消耗。

新儒学传统令人惊讶地为我们揭示出技术高速发展条件下社会所应当遵循的某些方针的指引。尽管我们无从知晓技术是如何改变着这个世界的,原因在于技术革命对我们认识的一切手段产生着影响,技术甚至在我们实际无法看到的非常原始的水平上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影响。

为了有效了解周围的世界,我们需要领悟隐藏在一切现象之下的更为深奥的形而上学的道理。新儒学传统包括了人类社会应对技术革命的策略与方法,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传统所没有的、在讨论与人类社会有关的长期计划时所要求的模式(解决方法)。

我们生活在通过电视或网络再现的影像占据支配地位的数字化时代。我们处于最肤浅地理解这个世界的阶段(比起任何一个潜在的原则或者形而上学),世界由于数字化革命而变得平凡。我们所不具备的,是对隐藏于我们所观察的一切现象深层的形而上学的感知力。

迄今为止一直在弱化的我们的这种现实经验,在新儒学传统中被准确地、有效地加以了说明。对同事物表面不一致的内在道理予以关注,对世界运转法则予以关注,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在事物的表面被视为全部的今天,这种洞察力不能不认真加以提升。

 新儒学传统确切地向我们揭示了认识世界的方法应当是观念性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同时揭示了我们应当如何锻炼身心以获得来自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知识绵绵不尽的启发。技术革命通过将实体处理为数字化形象,再对形象进行修剪、变换与强化,无形中干扰了客观世界原有的图像,在认知世界的问题上引起了一定的混乱,并且让人们对形象产生了过多却没有什么益处的依赖。

新儒学传统中包含着相当普遍的适用性,可以不费力地直接加以运用,前提是我们有这样的内在需求,当我们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当我们在制定政策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我们以真诚的态度回到新儒学传统智慧的海洋。


 

堕落带来的挑战

我们如今面临着以下几个严峻的事实。对当今社会威胁最大的不是恐怖主义、经济停滞或者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堕落在我们的文化中的蔓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即人们不关心国家的未来,漠然地沉迷于美食、美酒、性、娱乐、休闲和游乐。人们生活的目的在于眼前的满足,牺牲精神早已从人们的价值领域中消失。这些都是堕落的典型表现。可悲的是为了创造市场需求,我们做着扭曲的努力,同时我们失去了人类本性的原始力量,将无休止的欲望吹嘘成生命的多彩体验。

我们丢弃了新儒学传统理智、节制、心性,而放任自己成为脱缰野马。人们近于痴狂地沉迷于各种美食带来的味觉刺激,性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广告传播的最佳诉求方式,人们只需打开电视即可看到广告中裸露的女性画面,而且明显带有性暗示,这在20多年前不可想象。商家们通过这种所谓的营销策略达到销售产品的目的,然而这也在所有领域导致了大面积的道德沦丧,从而使得政治效力低下。

导致的结果是,国家有关福利、安全或价值观的政策宣告落空,转而沦落为只是在积累财产、强化权力上有所作为。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假如社会整体都被这种堕落所取代,那么这种问题根本无法通过经济政策或技术政策来获得解决。

在这里,新儒学传统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启示。如何恢复文化以及良好的习惯,新儒学中记录了很多可行的方法,并且阐明了堕落的属性,给出了系统的治疗方案。最重要的是,新儒学作为道德行为的动力,强调廉耻的重要性。正是廉耻意识的丧失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悲剧。

在传统社会,一些行为被看作是如同遗弃父母一般可耻而错误的行为,道德义务深入人心,社会接受了深奥的羞耻心的形式。正如儒家有言“君子慎其独也”,伦理意识应当和我们受谁监视无关,而是应该发自内心。
由于丧失了传统的羞耻心,人们认为只要照顾好孩子或者履行职场分配的工作,便是在按照道德行动。他们没有意识到应当考虑这样的必要性,即为了社会全体自身行为应当具有的伦理意义,应当考虑由周围人来决定所应采取的措施。

因此新儒学也包括许多有助于纠正被扭曲的教育体系的东西。现在的教育成了学习本身,不再是具有价值的一项事业,和知识相关的心理层面与精神层面还是处女地。事实上,毕业证仅仅是求职的前提条件,孩子们接受的教育只是提高抽象劳动价值的一种手段。

在新儒学传统中,教育本身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道德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纽带大多会成为维持终生的关系。

教与学的所有层面在新儒学传统中被拥有精神意义的“敬”概念所主宰。学习这一行为产生了共同研习的团体,人们在小区也主导了针对我们今天不幸遗失的伦理政治的协议。


 

认识与环境

新儒学传统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繁忙的消费时代提供许多启示。儒学的实践精神为没有过度消费与破坏自然的冲动、拥有活跃性现实参与性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方案。

我们回顾一下儒学家曾是如何生活的。他阅读书籍,写信或者写随笔,为了更好地理解经典的含义,背诵这些经典。他使用很少的资源,极为谦逊地凡事亲为。他不需要为了在自己人生中寻找别的什么意义而去某个地方或者做某件事。他关心内在的原则而非表象,他只需阅读几卷主要典籍便可找到真理和满足感。

也许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减少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享有特权地位的人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有必要摆脱想要拥有好车、居住在大房子里、品尝各种美食的强迫观念。我们坚信自己幸福,却带着过度消费这一悲伤的枷锁。过度消费对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也威胁着人类的未来。

我们面临着消费文化的危机和它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回到新儒学传统经典中,学习儒学家们为我们展示的模范精神,获得深刻的启示。当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合乎道德规范,由此构成的社会生活才是健康的,才有美好的未来。今天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危害大多是由生活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消费过多资源的人们所造成的。如果我们不诚心诚意杜绝过度消费,我们便无法向我们的子孙承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环境破坏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时代,我们的行为和围绕在我们周围不断变化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此我们既缺乏认识又缺少警惕。我们看不清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和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之间有何种联系,以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

我们片刻也没有考虑过使用塑料或纸张会对环境造成何种影响,当我们用餐或者坐在咖啡馆内,我们习惯性使用一次性筷子,用纸杯喝茶喝咖啡,对此我们毫不介意。我们从不去思考我们对为我们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对他们轻慢而无礼,可想这已使得我们国家的文化降低到了何种程度。

回归儒教传统的核心,有必要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道德行为这一事实。读书、吃饭或者和朋友交谈等所有行为都可以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恢复调控我们生活的道德水平,熟悉它的方法,了知其深远的意义,我们便能够创造出健康的政治文化。在良好的文化环境里,人性也会有相应的健康的表现;人性的健康表现,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这是一个良性互动,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基本事实。我们无法改变人的本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重新构建具有高尚的伦理行为、被健康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预期的新文化,从而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원문언어

或许可以说过去数百年间我们在东亚最大的失败便是缺乏这样一种能力,那便是对伟大的新儒学的传统重新进行诠释,使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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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手捧蜡烛的韩国青年”其他百年 (韩国 다른 백년)

其他百年 (韩国 다른 백년)

“寄语手捧蜡烛的韩国青年”

2017年 1月 11日

 

青年们,

当我们(这篇文章由我和亚洲研究所研究员丘藝璘共同编写)看到大家手捧蜡烛并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海报走向光化门广场的时候,我们深受感触。在其中我们不仅仅看到了大学生,高中生,甚至还看到了初中生在其中。

 市民们走上街头高呼法制和责任政治的景象令人崇敬。在那里跃动着政治意识的脉搏。

虽然媒体们对于和平示威大幅赞扬,并将韩国标榜为民主主义的模范国家,但如果认为将朴槿惠总统弹劾,并把亲信崔顺实关入监狱就能将事情了解的想法是极大的失算。如今对于我们还留有新的挑战。

以反动结束的市民革命

1960年4月26日也有一位韩国总统辞去了职位,那就是李承晚总统,他在市民与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引咎辞职,学生们欢呼雀跃,本期待着一个崭新的民主政府,可是在那个昏暗惨淡的政局之下,学生们确实对在未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推崇什么样的政策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他们对于李承晚辞退后有人想要利用权力空白期篡夺权利的事实毫无察觉。张勉政府很显然没有明确的蓝图,只知道埋头在危险的政治博弈中。其结果可想而知。

一个叫做朴正熙的年轻伶俐的将军集合军队中的不满势力于1961年5月16日发起了军事政变。之后的数十年之间,韩国的民主主义几乎埋没在窒息的环境之中。

韩国的现代史中总是在市民革命的热潮将要逐渐退去的时候,反动不期而至。这样的过失绝不可再重复。从左边照片起分别是1961年发起军事政变的朴正熙,1979年趁着政坛上的混乱,成功夺取政权的新军部人士全斗焕,以及1987年借着在野党的分裂成功延长自己独裁权力的卢泰愚。

或者让我们回想一下1980年的春天,三金政治上的分裂最终以全斗焕将军野蛮式的统治而结束。

1987年也是因为三金的分裂,使得卢泰愚将军获得了集权。稍稍仔细观察一下韩国的现代史,就能发现市民们绝大多数的民主化斗争都是由于政治人的分裂以及政治上机会主义者的得势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尽管韩国在那之后取得了不断的发展,但是认为之前的错误将不会重复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朴槿惠退居二线不能成为我们最终的目标,而仅仅应当作为我们走出政经分离的第一步。

韩国所处的状况

  韩国的经济很大一部分依靠贸易,其中特别是粮食和能源的进口。今年预计将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停滞。尽管媒体处心积虑的尝试去掩盖,但是海运业,造船业以及钢铁业的崩溃已成事实。政府用国民们的血汗钱尝试去挽救这些苟延残喘的产业,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韩国徘徊于对部署萨德系统实施报复并快速减少经济交流的中国,以及追求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之间,父母时代毫无顾虑信赖过的完全自由贸易体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再者,特朗普政府也许还会为了让韩国成功巩固保守政权而拼劲全力。

  特朗普周边强调中国军事威胁的鹰派人士数不胜数。如新任国防部长官詹姆斯·马蒂斯将中国看作美国的直接威胁,另外著有引起社会轩然大波的《致命中国》一书的作者彼得·纳瓦罗,被新政府任命为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将美国的现有困难都归结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说不准大家还会认为如果朴槿惠总统辞退,萨德系统的部署也将终止。但是特朗普政府正试图为与中国对抗,用尽各种手段将韩国与美日同盟绑定在一块。

  萨德只是韩国从美国那里购买的诸如无人机,直升机等武器装备中的一部分而已,韩国在2014年是从美国购入武器达78亿美金的最大顾客。特别是当美国的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对与韩国购买武器的压力就会越大。

韩国青年们的处境

  虽说韩国的学生们真心关注自己国家的发展,但事实上错误的教育系统正断送着他们的前程。人文学已从高中,大学中的课程中消失,取而代之学生们不得不在学校忍耐着无聊,听着经营,经济,会计一类的课程。

当今社会因为人文学没有实际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人文学,并减少对其研究的支持,最终我们逃避不了被金钱和权力所支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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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为什么”的冲动消费” (金融博览 2016年 12月 1日)

金融博览

 “不为“为什么”的冲动消费”

2016年 12月 1日

贝一明

秋季开学前,我去了一趟文具 店。在结算台前,我看到一堆 包装花哨的糖果、巧克力等。精明的 生意人一眼就能从中看见所谓营销点子。

文具店里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出售这些对健康不好的零食呢?糖果与文具没有任何关系,却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糖果既不是来此购买文具的 学生们的真实需求,也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但店主人依然期待顾客能够在冲动的支配下购买这些东西。

这在15年前简直不可想象。那时中国没有出售糖果的文具店,文具店就是为了向人们销售办公或学习用品,目标非常明确。现在发生了变化。文具商店开始诱惑人们购买不必要的物品,他们认为,若想在生意上获得成功,必须诱导人们做出种种冲动行为。

同样的情形在书店也一样常见。原本可供学生们专心阅读书籍的部分 位置却摆满了布偶、书包、各种电子 产品,不少只是用来玩耍和游戏的。 更奇特的是,一些药店摆满了食物、 洗漱用品以及各种其他商品。大街上 几乎所有餐厅都在招牌上印有美味的 食物照片,这都是为了刺激行人的消 费欲求。我担心的不是这些广告本身,而是背后暗示的大众消费心理与习 惯,即我们接受了这种“新常态(new normal)”。现在的经济并不关注人们真 正的需求和社会福利,一心只想激发人们最原始的欲望,鼓动人们冲动购 物。人们的心思和创造力都放在了如何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上面,而且理所当然地以为那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建立在必须以这种方式赚钱的 假设之上,至于人们所购买的商品是否是真实的需要,则不在考虑范围内。

如果将冲动和一时的满足当作经 济的原动力,其结果是危险的。人们的活动除去满足原始的欲望和虚构的 需求之外,将丧失对更大意义的追求。公民将变成无法从自己的行为中找到 任何上层伦理目标的消费者,从而, 他们的国家将失去远大的发展目标。 消费者不会思考未来,对他们虎视眈眈的营业者除了追求利益,对其他事 情全然没有兴趣,丧失了为社会提供 服务的社会责任。

对于经济的这种态度属于一种外 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距甚远。中国的核心价值是忍耐、克制与谦逊,是在节制的服饰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简朴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即使富裕的人家也过着节制的生活。他们不同于欧洲的富人,不是生活在金碧辉 煌的豪宅之内。

强调勤俭节约的传统中国人注重节约每一粒米饭,不愿扔掉任何东西。在中国美学中位于核心地位的元素也是没有任何雕饰的朴素物品。李白的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可谓家喻户晓,影响深远。

冲动经济的悲剧不仅在于不必要的浪费。问题还在于,人们在生活中失去了询问“为什么”的意识。人们只会盲目跟随别人的行动,变成了单纯的消费者。人们对于因果关系的理 解最终也会崩溃,认为所有事情都只是偶然发生的,认识不到自身行为与发生事件之间存在的联系。

很多年轻人都置身于被迫消费的压力之中,却自以为是自由的、完全自主的,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消费。他们在社会压力或市场营销力量的挤压下做出消费行动,却无法从消费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随着有 意义的朋友与有意义的个人所有物品 逐渐消失,他们在社会中愈发感到孤独。

以冲动为基础的经济内藏着更大 的阴影。冲动经济容易催生文化颓废主义。颓废主义不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将逐步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人们区分是非、构想更好的社会以及 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出现了退化,丧失了独立思考、行为自控与应对严重 社会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将不再 是合格的社会成员。

中国年轻一代接受的教育使他们 认为“冲动的行为值得肯定”,激发消费冲动的行为甚至直接就创造了成功。这样一代人会在理解充满矛盾的 事实(fact)时缺乏必要的耐心和自控 能力,同时也很难具备区分简单虚构 与复杂真理的能力。我们已经置身于 丧失对社会未来的想象以及积极实现 未来目标能力的危险之中,在不必要 的奢侈和致命的被动性的影响下,人 们放大自己的感官抑制自己的思考, 将逐渐丧失理解能力,只会在社会中 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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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政府应出台政策 推广当地健康食品” (中央日报 2016年 12月 23日)

中央日

“韩政府应出台政策 推广当地健康食品”

2016年 12月 23

 

贝一明

 

 

上月应邀出席了某道知事主办的研讨会,会上专家们齐聚一堂对该道开发技术所付出的努力进行了探讨。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的专家小组在就生物纳米技术做了长时间交流后宣布了搞活初创企业的计划。

在空喊着口号探讨如何创造未来时,我的目光却无法从供给我们的零食上移开。

所有的与会者面前都摆着一个塑料盒子,里面装着一堆包装得五彩斑澜的巧克力、曲奇饼、糖果等,然而,却没一样零食能引起我的食欲。

事情还不止于此。尽管该研讨活动纯粹是为了宣传该道,但摆在桌子上的食品却没一样产自于当地。

我想,若我询问与会者的意见,他们一定会说非常喜欢由当地的水果或粮食做成的零食,即能够代表当地传统、风味独特的食品。我也深知韩国人对各种传统的果脯、点心、干果等非常自豪。若当时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则肯定是精美的食品,且对生产这些产品的当地农民也有帮助。

早在八年前我就开始与地方政府共事,凭经验可自信地谈论一番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很少有乡土食品被摆上研讨会之类活动的餐桌,这是因为,人们很难打破习惯性筹办活动的蕃篱。事实上,在道知事办公室接触到的食品很有可能都不是当地生产的,而是由大型食品制造商生产的。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卖什么”而不是“谁造的”。每当走进便利店映入眼帘的便是巧克力、薯片、薄脆饼、富含钠和饱和脂肪的桶装方便面等加工食品展示柜。随便拿起一样,都是没什么营养价值的产品,果蔬之类更是难觅踪影。这样的营销趋势正日趋明显。

韩国的青少年暴露在加工食品之中,他们甚至被鼓动去购买加工食品。然而,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加工食品对他们的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产品甚至不能被称作食品,根本不能与各地农民生产的高营养食品相提并论。

许多医学专家告诫不要食用加工食品,因为多糖食品与糖尿病乃至阿尔茨海默病有关联性的事实正逐渐被证实。我们已目睹了摄取高糖食品所产生的后果。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发布的资料显示,18岁以下人群中接受糖尿病治疗的比例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31%。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韩国的肥胖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4.2%,远高于2002年的2.5%。

最近在访问日本时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便利店内供出售的新鲜果蔬明显比韩国多,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当地农场生产的。韩国人可以做得更好,能够以韩国悠久的高营养食品传统为基础向韩国市民提供真正有益健康的食材。如果规定便利店必须销售当地有机农产品的话,则无论对健康的饮食生活,还是对活跃地方经济都大有裨益。

上月应邀出席了某道知事主办的研讨会,会上专家们齐聚一堂对该道开发技术所付出的努力进行了探讨。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的专家小组在就生物纳米技术做了长时间交流后宣布了搞活初创企业的计划。

在空喊着口号探讨如何创造未来时,我的目光却无法从供给我们的零食上移开。

所有的与会者面前都摆着一个塑料盒子,里面装着一堆包装得五彩斑澜的巧克力、曲奇饼、糖果等,然而,却没一样零食能引起我的食欲。

事情还不止于此。尽管该研讨活动纯粹是为了宣传该道,但摆在桌子上的食品却没一样产自于当地。

我想,若我询问与会者的意见,他们一定会说非常喜欢由当地的水果或粮食做成的零食,即能够代表当地传统、风味独特的食品。我也深知韩国人对各种传统的果脯、点心、干果等非常自豪。若当时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则肯定是精美的食品,且对生产这些产品的当地农民也有帮助。

早在八年前我就开始与地方政府共事,凭经验可自信地谈论一番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很少有乡土食品被摆上研讨会之类活动的餐桌,这是因为,人们很难打破习惯性筹办活动的蕃篱。事实上,在道知事办公室接触到的食品很有可能都不是当地生产的,而是由大型食品制造商生产的。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卖什么”而不是“谁造的”。每当走进便利店映入眼帘的便是巧克力、薯片、薄脆饼、富含钠和饱和脂肪的桶装方便面等加工食品展示柜。随便拿起一样,都是没什么营养价值的产品,果蔬之类更是难觅踪影。这样的营销趋势正日趋明显。

韩国的青少年暴露在加工食品之中,他们甚至被鼓动去购买加工食品。然而,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加工食品对他们的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产品甚至不能被称作食品,根本不能与各地农民生产的高营养食品相提并论。

许多医学专家告诫不要食用加工食品,因为多糖食品与糖尿病乃至阿尔茨海默病有关联性的事实正逐渐被证实。我们已目睹了摄取高糖食品所产生的后果。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发布的资料显示,18岁以下人群中接受糖尿病治疗的比例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31%。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韩国的肥胖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4.2%,远高于2002年的2.5%。

最近在访问日本时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便利店内供出售的新鲜果蔬明显比韩国多,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当地农场生产的。韩国人可以做得更好,能够以韩国悠久的高营养食品传统为基础向韩国市民提供真正有益健康的食材。如果规定便利店必须销售当地有机农产品的话,则无论对健康的饮食生活,还是对活跃地方经济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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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媒体应打破常规” (中央日报 2016.12.05)

中央日

“韩国媒体应打破常规”

2016.12.05

 

贝一明

 

 

 

韩国媒体没能预测到特朗普的胜利一事,将作为“残酷的情报失败”(intelligence failure)被人们所铭记。这件事令原本威风凛凛的媒体“殿堂”显得极为寒酸。不要对我说美国媒体也预测错误。美国不严谨的新闻工作是美国的问题。美国主要媒体一直预测希拉里会胜利,并写了很多新闻报道。甚至为了让她的胜利更具可信度,不公布有意投票给希拉里的人数比例,而是使用了“希拉里胜率为92%”的专业性的措辞。

了解到这一情况的众多美国人意识到在选举期间美国主要媒体流露出的偏向性。一点都不像专业记者的记者们在写报道之前,与希拉里阵营达成了某种一致,使媒体们倒向了希拉里阵营。数月间,随着希拉里的种种不利新闻的曝光,很多选民对她不再信任。但是,韩国媒体却沿袭了美国主流媒体错误的头版头条标题。因此,读者以为美国大选已见分晓。

韩国教育水平是世界最顶级的。许多韩国记者们的英语表达能力极为出色。但由于韩国媒体的惯例,几乎没有记者去查看那些预测此次大选的竞争将非常激烈的多家媒体、博客、新闻等出现的有深度的文献。

如果韩国特派记者们与美国工人交谈的话,就会发现少数群体对希拉里的态度很冷淡,而且很多白人对特朗普相当支持。但特派记者在自命不凡的华盛顿智库活动中是无法与美国的一般人见面的。

韩国记者们与韩国智能手机或集装箱船舶制造业的从事者不同,目标并非世界第一。他们努力工作。但是,韩国媒体主要是尽快消化外国新闻机构所提供的新闻并进行概括。韩国报社的目标不是以韩国的固有视角向国内外读者提供报道。

这是非常令人惭愧的事情。因为韩国明显拥有主导世界媒体需要的所有资产。很多韩国人的英语、汉语、日语水平可以达到母语水平。在各个领域拥有极多的博士。由于在韩国的历史上不存在扭曲媒体报道的帝国主义,所以在不复制外国内容而是树立以韩国自身文化为基础的新兴媒体传统方面非常有利。

成立新兴媒体的过程要求部分放弃所有的形式和礼仪。特派记者不是为了与外国有力量的人建立圆满的友好关系才派遣的。特派记者为了破解现象的本质,需要以美国政客、官员、律师等人为对象进行执着的提问。记者们也不应该被为了误导人们而撰写的狡猾而有权威语气的报道所迷惑。

新闻工作者在阅读写自不同地方的文章后才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为了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对于发生的政治事件需要首先设想出5、6个剧本。然后就像福尔摩斯一样,对事实(fact)进行慎重考虑后一一去除不可能的剧本。在这样的过程中渐渐接近真相。如果不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假设,就很容易陷入利害关系者提出的陷阱之中。

报纸应以追求真理为理想,是为了一般读者在作出“以信息为基础的决定(informed decision)”中提供所需的实用信息。在民主主义体制内,如果想要培养可以以信息为基础做出决定的有素养的民众,媒体的作用在国家层面上都非常重要。对于综合问题,记者在向读者提供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上应该带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近几年来,媒体行业沦落为质量低下的红海市场,但没有理由必须这样。为了能使韩国尽快摆脱这种雾里看花的状况,韩国应尽快以客观角度判断国家利益,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

刚开始读者可能会拒绝梳理某些事件的历史脉络问题并提出长期解决方法的报道。但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写作方式不是将大众视为消费者,而是让其变为参与其中的市民,从而使其参与到有责任感的政治生活。

今后,韩国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作为韩国的一员需要以信息为基础,合力作出明智的决定,现在我们到了为了韩国更高水平的新闻而献身的时候。我们的媒体应该成为样板,而不是在海外寻找样板。

加上一个绿色五年规划 (Circles & Squares 2016年 12月 5日)

加上一个绿色五年规划

Circles & Squares

 

2016年 12月 5日

 

贝一明

所长

亚洲研究所

 

过去曾经有一段时期,美国负责制订过一系列减少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政策,不过这些日子都将成为过去。伴随着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到来,煤炭和石油将被大肆挥霍,我们不再能期待华盛顿当局在这一问题上作出表率了。同时,俄罗斯也从未对能源保护和减少有害气体排放表现出足够的兴趣。

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很多科学家都在为这一全人类的威胁大声疾呼,但是在所有国家中间,只有中国最快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开始使用风能和太阳能,加大能源保护的力度,甚至控制对肉类肆无忌惮的食用。同时,中国的这种模式并不只局限在少数精英集团之中,而是存在于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中。事实上,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尝试将为其他国家树立典型,当然也包括美国。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能把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整合成为经济体系中一部分的更系统的方法,进而勾勒出一幅长期发展的战略宏图。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中国本身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也将为其他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提供了一个可以当作基准来参考的榜样。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之前称“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一部分,主要是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中国除了1949年到1952年底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年至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已经编制出了十三个“五年规划”。

但迄今为止中国的研究开发(R&D)过于偏重开发面向世界市场的商品,对中国面临的威胁相对疏于应对。

现在是时候为中国的未来做打算了。新的规划应将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能源消费作为首要目标。

新的发展规划应包含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以下三方面未来计划的考量。

第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所处的环境将会如何?海平面将会上升到何种程度?干旱、超级台风、突发洪水的发生频率会达到何种程度?土壤、山林、农田、水产资源的情况又将如何?

第二,从现在的技术发展速度来看,未来各时间段可以使用的技术都会有哪些?如何才能尽快利用可用技术迅速实现中国无碳发展并应对各种威胁?

第三,若要设计并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以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威胁,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新的规划应该从要求所有建筑在2020年前设置太阳能面板并采取适当隔热处理起步。由工业界、学术界、政府参加的五年规划中应包含技术、工业化、市民教育和城市规划等多方面内容,并将规划重点放在向各地区集团赋权(empowerment)的问题上来,应该尽快采用可以安装在窗户上的太阳能薄膜和最尖端隔热材料,同时制定实施可以应对超级台风、海平面上升并保护山林、海洋、农田等的其他计划。

这些经济发展五年规划的目标不应局限于生产出口产品,应将制定必要措施保护中国不受气候变化威胁作为规划的主要目标。应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出发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暖进行准备,不应仅关注市场效果。

在支持这些项目的财政来源中,韩国所创出的部分应逐渐增加。另外,逐渐投入财政的对象不应是那些与国家利益无关的投机或短期投资活动,而是从国家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需的具体需求。

气候变化最终很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切都回归到发展的原点。考虑到气候变化压倒一切的巨大威胁,人们会不禁质疑造船、汽车制造、钢铁、石油化工之类的产业究竟能否引领中国未来的发展。

若想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巨大威胁,政府必须制定一个与战时经济模式相仿的经济体系,显示出政府的勇气和真正的领导能力,实现新兴技术与基础设施需求的整合。在此问题上没有不可侵犯的“圣域”。

政府必须制定并执行一系列五年工业发展计划,为降低对进口石化燃料的依赖度、隔热处理、提高效率、激发灵感、扩大对广泛新技术的接受度制定具体的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设法树立一系列能够推动中国快速达成目标的技术、习惯、政策与文化体系。

制定出可以推动中国比其他工业国家更快达成以上目标的中国特色创新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可以与世界分享的宝贵“商品”。

中国应同时实施两种五年规划,它们分别是“适应气候变化”和“缓解气候变化”的规划,两个规划同等重要,只有紧密结合才能获得成功。

规划要求中国人在文化、习惯和假设上做出改变,通过大规模金融、贸易、投资政策改革使中国不再受制于石油价格和石油收入,将中国打造成全球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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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因何堕落?” (中央日报 2016年 11月 14日)

 

中央日报

“朴槿惠因何堕落?”

2016年 11月 14日

贝一明

 

 

如果说,我们并不是只想证明“我是对的”,而是关心着今后的道路,则我们的视野应超越目前,不能只盯着使朴总统堕落的丑闻的核心人物。我们应扪心自问,是韩国政治文化中的何种因素纵容了极少数人搞得国家政局飘摇不定。

我们应认识到,假如有影响的有识之士没有在目睹这一史上最差一届政府后仍然无动于衷的话,那么事情也不至于变得如此无法收拾。

我不知道崔顺实这个名字,但却经常听许多政商人士讲过青瓦台见不得人和不负责任的决策,青瓦台在做出重要决定时根本不听专家建议的事已是公开的秘密。韩国的最高层精英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他们应尽的责任义务麻木不仁:他们有必要去呼吁国家在施政时更负责任、有义务帮助无法接触到高级情报的公民去理解多年来无休止的政治危机的本质。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每当同有影响人士谈话时,我就会听到他们在谈论某些人的名字、在预测谁会被任命为到何种职务,但却从来没听到有谁发出“什么对韩国人最好?”的提问。问题不在于特殊人物或特定的政策,而在于韩国的政治文化。

让我们正视现实吧。当今韩国最大的威胁既不是朝鲜,也不是经济发展停滞抑或政治人物的行径,而是文化颓废的蔓延。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个人对民族的未来并不关心,他们贪恋于酒色美食、酒、性快乐、休闲体育,人生的目标就是眼前的满足,奉献的价值已消遁无踪,这是典型的颓废。

悲剧在于,我们旨在刺激消费的不当努力释放了人类追求原始本性的动力,这些动力正取代韩国传统社会所要求的合理性、自制力、正念,成为我们年轻人的行为模式。

只要看上几分钟的电视就可看到当今对韩国造成威胁的离奇古怪的文化颓废了。无所顾忌无节制地大吃大喝、满足感官刺激的画面不停地在上演,身穿在20多年前可能因过于“色情”而遭禁的衣服的女子出现在广告中。

这样一来或许能卖出一些商品,但这样的策略会招致道德的堕落,在所有层次上削弱施政根基。现在,国家政策与国家福址、安保和价值观无关,沦落成了争权夺利的机会。我们应认识到,如果这样的颓废主宰了整个社会,我们的经济政策或技术政策将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羞耻感”的消失也是这样的韩国文化堕落的根由之一。传统社会将抛弃年迈父母之类的事情视作奇耻大辱。正如“君子必慎其独也”所讲的那样,道德上的义务已深入骨髓。伦理无关乎别人是否耳闻目睹,但上世纪韩国人逐渐认为,这些伦理宣传是禁锢式的、填鸭式的,被视作是与“活在当下”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时代的残留。

廉耻的丧失使人们觉得,只要照顾好子女、在工作单位尽到职责自己就活在道德之中。换言之,去思考周围人行动的伦理意义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

还有一个原因。在数字化时代、周边事物不断改变的时代,对因果关系的认同感逐渐降低。我们无法再清晰明了地意识到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和我们所处世界发生的事之间的联系了。我们泛泛地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我们在咖啡馆用的也是一次性杯子,不会首先想到若使用纸杯或塑料杯会对环境有何影响。我们对咖啡馆服务员傲慢无礼,没有意识到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在侵害着我们的文化。

我们应恢复韩国儒教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最首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的所有行为最终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读书、就餐、谈笑等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只有驾驭生活上的道德含义,我们才能着手建设健康的文化生活。我们无法改变人类的本性,但可以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重建伦理行为可期的高标准文化,籍此来对政治人物产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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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应重启经济发展五年规划” (中央日报 2016年 10月 24日)

中央日报

2016年 10月 24日

“韩国应重启经济发展五年规划”

贝一明

 

韩国历史上有过一段顶级人才聚在一起缜密制定技术发展规划的时期,他们制定的经济发展五年规划通过判断韩国未来的发展需求,提出一个放眼未来30年的长远发展蓝图。从1962年开始到1981年持续进行的朴正熙前总统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按照设定的具体目标,为保证专业性、基础设施建设、获取技术,投入了大量国家财政。经济发展规划还让国民广泛理解了韩国当时面临的挑战。

在失去对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聚焦后,五年规划持续进行至1996年,最终宣告中断。但韩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长期支持却一直延续至今,计划于2026年结束的第三次生命工学培育基本规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迄今为止韩国的研究开发(R&D)过于偏重开发面向世界市场的商品,对韩国面临的威胁相对疏于应对。

现在是时候重新制定五年规划来为韩国的未来做打算了。新的五年规划应将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能源消费作为首要目标。

新的发展规划应包含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以下三方面未来计划的考量。

第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韩国所处的环境将会如何?海平面将会上升到何种程度?干旱、超级台风、突发洪水的发生频率会达到何种程度?土壤、山林、农田、水产资源的情况又将如何?

第二,从现在的技术发展速度来看,未来各时间段可以使用的技术都会有哪些?如何才能尽快利用可用技术迅速实现韩国无碳发展并应对各种威胁?

第三,若要设计并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以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威胁,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第一个五年规划应该从要求所有建筑在2021年前设置太阳能面板并采取适当隔热处理起步。由工业界、学术界、政府参加的五年规划中应包含技术、工业化、市民教育和城市规划等多方面内容,并将规划重点放在向各地区集团赋权(empowerment)的问题上来,应该尽快采用可以安装在窗户上的太阳能薄膜和最尖端隔热材料,同时制定实施可以应对超级台风、海平面上升并保护山林、海洋、农田等的其他计划。

这些经济发展五年规划的目标不应局限于生产出口产品,应将制定必要措施保护韩国不受气候变化威胁作为规划的主要目标。应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出发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暖进行准备,不应仅关注市场效果。

在支持这些项目的财政来源中,韩国所创出的部分应逐渐增加。另外,逐渐投入财政的对象不应是那些与国家利益无关的投机或短期投资活动,而是从国家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需的具体需求。

气候变化最终很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切都回归到发展的原点。考虑到气候变化压倒一切的巨大威胁,人们会不禁质疑造船、汽车制造、钢铁、石油化工之类的产业究竟能否引领韩国未来的发展。

若想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巨大威胁,政府必须制定一个与战时经济模式相仿的经济体系,显示出政府的勇气和真正的领导能力,实现新兴技术与基础设施需求的整合。在此问题上没有不可侵犯的“圣域”。

政府必须制定并执行一系列五年工业发展计划,为降低对进口石化燃料的依赖度、隔热处理、提高效率、激发灵感、扩大对广泛新技术的接受度制定具体的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设法树立一系列能够推动韩国快速达成目标的技术、习惯、政策与文化体系。

制定出可以推动韩国比其他工业国家更快达成以上目标的韩国特色创新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可以与世界分享的宝贵“商品”。

韩国应同时实施两种五年规划,它们分别是“适应气候变化”和“缓解气候变化”的规划,两个规划同等重要,只有紧密结合才能获得成功。

规划要求韩国人在文化、习惯和假设上做出改变,通过大规模金融、贸易、投资政策改革使韩国不再受制于石油价格和石油收入,将韩国打造成全球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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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学与韩国的公共外交” 中央日报 2016年 10月5日

 

中央

“韩国学与韩国的公共外交”

2016年 10月5日

 

 

贝一明

笔者1983年进入耶鲁大学就读时,一心想要研究亚洲,最终选择了汉语专业,并从大四开始学习日语,当时耶鲁大学还没有韩国学研究项目。现在耶鲁大学虽然设立了韩国学研究项目,学生们却不能选择韩国学作为专业,因为学校没有一名相关教授。这对韩国来说是一大损失。不少耶鲁大学毕业生会在政府或财界发挥重要角色,而他们上学时从来没有机会听取关于韩国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史的讲义。

最近韩国通过了《公共外交法》,说明韩国政府有决心改变外国韩国专家缺乏的问题。目前国外从事韩国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幅落后于中国学与日本学。韩国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可以被用于在美国发展韩国学研究。但韩国政府标榜《公共外交法》的目的是“提高大韩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令笔者大感失望。

笔者学习中文、日文与中国或日本政府“提高国家形象”的努力没有任何关系。笔者所关注的是这两个国家的价值、哲学和美学理念。韩国宣传本国饮食或者使鸟叔在哈佛大学举行演讲等做法不仅丝毫无助于吸引人们对韩国文化的长期关注,反而会招致一系列负面效果。不注重介绍韩国经过实践检验的价值体系,而是以期待被消费的视角宣传韩国,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韩国应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研究者可以从韩国研究中获取深刻灵感的对象。

法国、英国、日本曾通过长期的殖民统治历史积极宣传本国文化的优越性,并将其作为从社会上统治殖民地居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残酷的传统固然不值得推崇,但这种传统使这些国家早早为本国文化中蒙上了一层神话与神秘气息。较晚投身这场游戏的韩国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都没有在文化宣传上进行过任何投资,比法国或德国迟了100多年。

韩国如果能避开日本在宣传武士道时使用的“神话”或者英国、法国以殖民地遗产为背景形成的精英主义理念,开发出更具参与性的韩国学宣传手段,起步晚反而会成为韩国的一大优势。
从零和游戏(zero-sum game)的视角看待韩国学,是韩国学的最大问题之一。说服更多人放弃对日本或中国的学习,转而加入韩语和韩国史的学习,这一点并不重要。推动韩国学发展的最大潜力在于增进韩中日的比较研究。笔者也是在担任日本文学教授时才开始关注韩国学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在前近代时历史、文学、哲学与艺术史领域研究上的损失最为严重。韩国在通过向中国学或日本学专家提供研究经费吸引他们开展韩国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非常欠缺。但事实上,中国学和日本学的研究者们完全可以阅读以书面汉语撰写而成的早期韩国文献。设法使他们开展更多足以获得关注的韩国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目标。

对于哈佛大学的认识,韩国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曾在伊利诺伊大学担任七年教授,伊利诺伊大学是美国拥有韩国专家数量最多的大学,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却选择向哈佛大学提供支持,而不是伊利诺伊大学,而且所提供的资金规模远大于哈佛大学的需求。发展学问的主体是学者们形成的学术网络,而不是所谓常春藤名校等特定大学。对于研究真正重要的不是大学,而是学科。

重新回到公共外交问题上来。少女时代虽然可以俘获数百万粉丝的心,却无法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力。能够增强韩国的重要性、增进外界对韩国正确理解的“战士”只能是可以从教40年以上的教授们,他们可以教育出从年轻时代就开始了解韩国的下一代领导人。

提高韩国学的标准也非常重要。美国有不少从事韩国研究的学者都不会韩语。韩国学研究者的韩语水平必须达到法国或西班牙学研究者的法语和西班牙语水平。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应该尊重这一严格的标准。由不会一句韩语的人在华盛顿对朝鲜进行“说教”,对韩国没有任何帮助。

韩国学无法用金钱买到。在金钱之外,还需要制定相应蓝图。如果韩国国内大学削减了文学与艺术史教授的数量,也会对外国的韩国学研究造成负面影响。忽视韩国文学和语言等基础研究,一味为韩国经营、经济研究提供支持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学术自由。日本为牵制美国国内的中国学和韩国学研究,虽然投入了1500万美元巨额预算支持日本学研究,却引起了外界对其动机的怀疑,质疑日本此举旨在宣传本国的正面形象,洗脱对日本不利的历史事实。韩国应推动美国学者们朝着最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方向发展韩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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