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大家拯救我们小小的地球” (今日亚洲: 百度百家 2016年 5月 16日)

今日亚洲: 百度百家

“鼓励大家拯救我们小小的地球”

2016年 5月 16日 

贝一明

 

人的不自由,根本上是受制于自身的欲望。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我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想对年轻人讲,年轻人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最难也最要紧是的控制好色之心。孔子还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这是大实话。《古今贤文》说“万恶淫为首”,为什么呢,因为淫欲是人基本的自然欲望,如果不加约束,人就会受其支配,以此为起点干出诸多恶事。佛教基本的戒律包含不淫欲,道家也有类似的主张,如《太上感应篇》。儒释道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一致,绝不是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空洞的说教,而是来自经验,来自实证,来自应验。决心对性行为加以克制,不花费心思去向周围的人展现姿色与身体的魅力,是通向个人解放的第一步。一旦一个人能做到不让关注外表的压力对其想法施加大的影响,他就能找到真爱,并且不被这个消费社会所操纵。年轻人拒绝沦陷于错误的消费文化——通过影响他们肉体达到影响他们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消费文化,这是他们实现解放的第一步。年轻人需要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在欲望面前获得起码的自由,我们才有希望拯救自己,从而拯救我们小小的地球。

我们面对着一个阶层分化愈演愈烈的社会。这一深远、巨大的变化是无法依靠个人力挽狂澜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与其为惊天动地的大事冥思苦想,倒不如专注于我们日常力所能及的事情,去解决好问题。

首先,每天都要尊敬劳动人民,每当你遇上清洁工、食堂师傅、保安、售货员或地铁员工时,一定要对他们的工作说声谢谢。用真挚的目光看着他们,并且态度要诚恳。对清洁我们居室的大妈、清扫我们房前街道的工人,以及那些日夜工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轻松的人们也应该这样,同他们交谈,关心他们的疾苦。

告诉你的孩子有很多人都参与到我们日常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中。让他们认识到我们每天所享受的这些东西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他人辛勤劳动的成果。让他们意识到,有很多人从事着非常繁重的工作,维护房屋与城市的清洁、保障我们的水电与能源供应。告诉孩子们,有很多人保障着我们的粮食供应,鼓励他们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谢谢。

让我举出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为保护环境,我们可以亲力亲为以及鼓励他人做些什么。

 

1.对公共卫生的现实主义态度

在餐厅、医院和其他公共场所,我们需要一套经济、环保的新公共卫生系统。我们包装、储藏了太多不必要的食物、医疗器材和其他物品,而且在人们心中催生了一种不可动摇的观念——为了卫生,浪费是必要的。这个结论其实非常可疑,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却从未见过任何深刻的讨论。花费数十亿美元去研究一下如何在不浪费资源的情况下打造一个无菌环境或许不是一个坏主意。一定有策略确保浪费在一开始就不发生。如果我们下定决心,一定可以想出办法避免商店中塑料袋或是医院里一次性医疗用品的浪费。

Read more

“韩国的空气政策不能照此下去” (中央日报 2016年 5月 9日)

中央日报

 “韩国的空气政策不能照此下去”

2016年 5月 9日

 

贝一明

 

上周末我女儿第一次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足球比赛,她在球赛上踢进一球并做出了多次决定性助攻,非常令人自豪。但在当晚,我多次被女儿的咳嗽声音吵醒。

我很高兴孩子们能够生活在首尔并学习韩国文化。我经常说,这是孩子生活在美国无法获得的巨大机会。但最近我却忍不住想,是不是应该把孩子们送到一个空气质量较好、可以放心进行户外运动的地方。

去年我父亲来访韩国时曾经大感震惊,父亲刚从首尔站下车,就说闻到了空气中的硫磺味道。

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韩国空气大幅恶化,越来越多人因为恶劣的空气患上疾病,这已经是个人所共知的秘密。违反有害大气污染物质规定的柴油汽车经常出现在市场上,这种车只用闻一闻就能判断出来,却没有人对其采取任何措施。

比起威胁市民健康的可吸入颗粒物的危害,从中国沙漠吹来的沙尘暴几乎不值一提。

将空气污染的责任推给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不恰当的。排放有害气体的是韩国自己。对于中国煤炭火力发电站和工厂排出的有害气体,韩国也有责任。韩国人在中国建造的工厂并没有严格遵守气体排放标准,更重要的是,韩国的环境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中国。如果韩国严格管理气体排放,像瑞典或丹麦一样停止使用化石燃料,推动制定宏伟的应对气候变化蓝图,中国也会对此表示关注,并很可能会仿效韩国。事实上,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韩国更高。

外国朋友们经常向我抱怨,由于韩国的空气太过糟糕,最近很难招聘到愿意来韩国工作的人。严重的环境破坏和草率的短期增长政策使外界关于韩国的舆论大幅恶化。没有什么可以比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的Yvo de Boer总干事与绿色气候基金会(GCF)的希拉·沙克卢虎(音)秘书长几乎同时辞职更能说明当前的情况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决定是否出自对韩国现行政策的挫折感,但有一点我却非常清楚:在巴黎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出席会议的韩国环境部部长在进行最终协议之前提前离开会场回国,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最近在韩国,无论是家庭用还是汽车用空气过滤器都非常畅销。这是件令人悲伤的事情。空气过滤器产品承诺可以把人类无法生活的环境变成人类可以忍受的环境。看起来,大部分韩国人不仅不承认气候变化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灾难,还不愿承认恶劣空气对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

是时候应该明确态度了。

韩国必须勇敢向前迈出脚步,韩国应成为亚洲有害气体排放规定最为严格的国家,不仅不应增加煤炭火力发电站的数量,还应该明确宣布要在五年内关闭所有火力发电站,成为超越化石燃料时代的一个榜样。

我们应实施一种类似战时经济的政策,尽快在所有大厦、飞机、车辆上覆盖上太阳能面板。必须使人们意识到,不严肃对待环境问题,我们自己的健康和子女的未来就需要为之付出残酷的代价。政府更是应该把电动汽车之外的所有汽车赶下道路,并要求各地义务设置利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汽车充电站。这种经济转变可以比导致气候变化的汽车生产创造成更多真正的工作岗位。日本最近的电动汽车充电站数量已经超过了加油站的数量。发展这样的基础设施对于未来非常重要。韩国必须加入竞争,紧紧赶上并超越日本。

政府内部应首先做出根本性的变化。国会应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气候变化问题的委员会,将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须的各种条件要求通过国家政策体现出来。政府应把延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作为最优先的国家目标,比扩大出口和购买武器更加重要。

所有政府部门都应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管理能源使用和气体排放的机构,而且我们需要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为年轻人创造出数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若想对工厂进行严格的监督、使所有汽车遵守极端苛刻的标准、为所有大厦安装太阳能面板,政府需要大量的人员。当年轻人购买太阳能面板时可以轻松申请到贷款,而且可以把电气卖给朋友或邻居的时候,我们将会再次见证人们相信韩国梦的那一天。

 

“科技发展环境下的安保新定义” (今日亚洲: 百度百家 2016年 5月 11日)

今日亚洲: 百度百家

“科技发展环境下的安保新定义”

2016年 5月 11日

 

贝一明

 

科技正飞速发展。每两年电脑芯片的性能就会提升2倍。世界上的这种变化也被称为“Moore‘s Law”。虽然急速变化有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但对安保领域影响最大。

我们应该预想到,未来的安保问题和过去完全是两个概念。另外,最重要的是,还要想到应该使用什么工具来提高安保系数。 我们在避免战争方面准备的都很充分,但在面对真正的生死问题时,却错失了准备的时机。

为了保障我们未来的外交和安保,东亚正在努力寻求能够长期维持地区和平的安保协定。这样就可以按照安保协定处理最近出现的危险状况,并以和我们想象中有差异来剔除一些特定的情况。

想要在安保问题上达成合作共识, 还不想抛弃过去那种无言的推测或者对安保概念狭隘的偏见。就需要韩国、中国、日本还有美国,共同公开探讨两个话题。

第一,必须讨论随着技术地不断发展,未来是否会制造出更多不适当的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且比起讨论军事方面千古不变的问题,是否应该将目光放长远一点讨论下未来将遇到的问题。这可能需要逾越,这么久以来我们对民族和国家持有固有想法。

第二,从伦理方面考虑,我们到底应不应该限制开发具有破坏性杀伤力的新武器。需要考虑,是否应该制定更多更为严格的条约用来制约武器发展。再则可以自我提问,如果将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费用考虑进去,未来20年间的预算还能否支付出常规的武器费用。

不管怎么样,为了我们能将珍贵的资源,应用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备阶段,难道不应该制作更严格的限制或者禁止武器的安保协定么?

科技是怎样彻底地改变安保的

最新的技术到底能不能彻底改变军事纷争,能够担当起支撑大部分武器系统的重要责任么?

即便我们深知人类的本性,也无法提出未来人类之间不会有隔阂,或者能够遏制战争的假设。导致无数人丧命的技术,越发展就越廉价。因此,它们很容易接近小群团体和个人。我们需要不断考虑的是,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虽然,不仅不确定快速解体的国家和民族之间,未来会不会发生战争。还不确定在过去的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在未来的战争中会不会发挥作用。

Read more

一带一路与中国梦

一带一路与中国梦
贝一明
2016年 2月 13日

我最近去南京参加一个会议,期间我让陪同我的学生,带我去城里的夫子庙看一看,因为我想看看南京的城市景观,走走南京的街道。如果碰到茶馆,我还想进去找个位子坐下来,一边看书一边品雀舌茶。

虽然我此前没有访问过南京,但我知道它在历史上的名称是金陵。我曾经在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中国古诗词课上,学过有关南京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古老的地标。秦淮河的风光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当我是耶鲁大学新生的时候,我在一本书上读过明代的两个都城——北京和南京,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繁忙的大都市。我也记得我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时读过的《红楼梦》,里面提到了金陵城的宏伟建筑。

然而当我在现实的南京城里寻找我想象中的南京时,却感到喜忧参半。夫子庙周边那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房子,甚至一些超过三百年历史的古代建筑都已经被拆毁,取代它们的是西式快餐厅和服装店、电子商品城,而这些东西和我在美国看到的没什么两样。

在走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依然无法在夫子庙周围找到一家传统的茶馆,更不用说那些古香古色的书店和艺术馆了。那里倒是有几家非常现代化的商店,出售一些看起来古香古色的东西。但你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它们都是些外地的工厂生产出来、准备卖给游客的纪念品。我无法在南京找到任何手工制作陶瓷器、雕塑和家具的工匠。传统文化随之消失了。

夫子庙也无法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气息。木雕的手艺丝毫谈不上精湛,一些角落甚至还保留着施工的痕迹,以至于一眼就能看出这些建筑大体上是用混凝土浇铸成的。夫子庙的建筑不仅是新建的,整体风格也十分凌乱,一些细节经不起琢磨,比如里面的家具做工粗糙,展示的书法作品也乏善可陈。更糟糕的是,夫子庙里的讲解文简单的程度令人吃惊,省略了绝大部分历史细节。

那天下午的南京之旅并没有让我了解到多少历史故事,和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等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大相径庭。看起来南京人对于介绍自己城市的光辉历史并没有多少兴趣,历史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一种包袱。

因此那天下午的出行让我大失所望。尽管同行的学生非常卖力地帮助我,但整个旅程仿佛在不断提醒我中国历史的失落。好在此前在中国已经有过类似经历了,因此也倒不至于让我捶胸顿足。真正让我感到惋惜的是中国的那些宝贵传统,比如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谦逊、对学问的热情、共同体和互相尊重等,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似乎也成为了过去时。然而,事实上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任何民族都需要这些传统。

我已经在亚洲住了许多年,每当看到我曾经在耶鲁学到的中国文化,在我眼前一点点被摧毁,我就悲从中来。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希望能在亚洲文化里,发现日益颓废的美国社会所不具备的优点。

我记得当我于1991年独自访问复旦大学的时候,我顺便去过苏州。我偶然间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石头碎片,显然是属于一所老房子的。石头上面还刻着古代的字符,我辩认出它们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当时人们正在拆毁这所老房子,城市规划者们打算在这里新建一幢仿古建筑,以吸引游客。中国的悠久历史就这样被出卖给了毫无意义的娱乐和消费。

司马迁为了捍卫历史的真实,不惜让自己的肉身遭受凌辱,然而他笔下的中国哪里去了?王羲之、杜甫和苏轼所缔造的中国文学艺术的辉煌到哪里去了?还有孔子、孟子、王安石和王阳明这些政治人物呢?他们的传统又到哪里去了?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中国仿佛在向我召唤,然而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她却向我隐藏了往日的容颜。

我不远千里来中国,寻找亚洲文化的发源地,希望它能够指点迷津,帮助我们改变那个,由突发奇想的战争和消费所缔造的美国。然而我在中国找到的,似乎不过是对西方文化的复制。当年是中国的诗歌和绘画鼓励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中国的仁政和生态可持续性是如此让我着迷。然而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具备这些东西了,这里变成了西方式的盲目消费的乐园,变成了以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和耐克等为代表的肤浅休闲文化的天堂。难道中国人的想象力,已经被西方国家最糟粕的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给夺走了吗?难道身体享受的欲望已经让中国人变成了毫无主见的奴隶吗?

很多对西方文化感到不满的人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这里找到精神上的慰籍。这也是我上大学后认真学习中国文化的原因。今天,西方人前往东方寻找异质文化的热情依然十分高涨。在西方社会,个人的所有行为都被看作是金钱交易,这种拜金主义以及好战思想的盛行令一些西方人感到失望,于是他们渴望从佛教和儒教的深邃文化传承中看到一线希望,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被中国崇尚节俭和谦逊的传统深深地打动了。即使是那些最富有的中国人也不追求浪费和炫耀,他们严格遵守传统文化的教育,使自己保持谦卑。每顿饭吃饱足以,不追求奢华,这是过去的中国人追求的美德。儒家的学者们用毕生心血钻研学问,写下教导人们遵守道德的经典。

中国人向来是爱好和平的,他们也追求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过去数百年里,中国的村庄一直与自然保持了和谐关系。除了中国,我想不出还有哪个国家会要求官吏们熟读历史和文学作品。

然而,现在我看到了怎样的一个中国呢?我看到一群人正在盲目崇拜美国人拼命想摆脱的东西;我还看到中国人浪费掉的大量粮食,然后转头又去买根本不必要的商品。一百年前,不,五十年前的中国人如果活在今天,会被他们的子孙们留在盘子里的剩菜吓呆——据说这么做是为了显示他们吃得很好。年轻人一时兴起,就买了很多根本吃不完的东西,然而他们却认为这样的消费是一种美德,丝毫不顾自己的行为给环境和未来造成的危害。

这不是我在书上了解到的中国,这也不是那个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鼓励我追求远大理想的中国。那天下午我在南京所看到的中国,像一艘断了桅杆的帆船,在茫茫大海中失去了方向。所幸的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依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光彩,这使我坚信,只要中国下决心,他终有一天会重新成为世界文化的领袖。而且,今天的世界迫切需要这样一个领袖。

在海外,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人的变化。我在韩国住了八年,这期间,我亲眼见证了“丑陋的中国人”日渐增多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韩国盲目追星和购物,他们在豪华的商场里购买高档衣服和珠宝首饰,却对了解韩国漠不关心,甚至不主动和韩国人搭话。对他们来说,韩国只是一个消费的场所。他们忘记了中国人的信条,也忘记了如何给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我对此有十分深刻的理解,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从小就看到许多“丑陋的美国人”带着盲目的优越感周游世界各国,为自己的消费行为沾沾自喜,却把美国要给世界树立榜样的道德责任忘到了脑后。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中国,一个能充当世界榜样的中国,一个能为人类创造新文明的中国,一个能拯救世界的中国。中国有这个条件。他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中国人的智慧和深邃的文化理念能为我们这个星球带来深层次的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话题要从鸦片战争谈起,那是个相当久远的话题了。当年英国依靠蒸汽机和其他军备方面的突破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他打败了中国,用他的先进文明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的历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英国的领先优势并非依靠历史积淀得来,而是史无前例的科技创新在一瞬间实现的。

而中国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西方人不仅拥有强大的科技,还拥有能够创造这些科技的先进文明和高级的文化,因此为了生存中国必须效仿西方,实现现代化。这样的思维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十分盛行。

然而这样的想法本身完全是个错误。西方之所以能够领先,完全是依靠迅猛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内部转变,这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与文化无关。西方无意中抢先中国实现了科技革命,这和西方17至19世纪的历史有关,那个时期西方国家一直处于战乱,战争促进了科技进步。然而西方的优势只保持了大约150年,在世界历史上这是非常短暂的时期。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17世纪的中国在社会组织、教育、识字率、可持续农业、安全和政治延续性方面远胜欧洲,是世界典范,更不必说他对宗教的宽容态度了。此外,此时的中国所掌握的知识能够帮助他克服环境危机、社会分化以及经济不平等,而这正是西方人做不到的。

然而不幸的是,许多中国人依然崇尚西方的发展模式。尽管我们能够预见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将会把人类引向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但很少有中国人能站出来向我们指出,其实中国的文化才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这使我想到了《妙法莲华经》当中提到的“无价宝珠”的故事。

有一个人和他的朋友一起出游,朋友给了他一件珠宝,因为实在太昂贵,朋友就把它缝在了外套的里子里。第二天一大早,朋友来不及和他说珠宝的事情就匆匆离开了。他起床之后也动身出发了。后来他的旅途很艰辛,不但没有得到财富,反而遭遇了饥饿和病痛。多年以后,他再次见到了那位朋友,朋友见到他的样子非常吃惊,告诉他,就在他的外套里缝着一件稀世珍宝。他这才意识到,如果他早知这件事情,就能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了。

在这则佛教寓言里,主人公因为不知道他所拥有的无价之宝,所以经历了不必要的痛苦。在佛教里,珍宝象征着觉悟,而今天,这件珍宝象征的是深邃和具有启发性意义的中国文化。每个中国人身上都带着一件珍宝,但他们却想不起来。

今天,许多中国人渴望实现国家的强大,这无可厚非。然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只是一个拥有许多小汽车、高速公路、摩天大楼的国度,那里到处都是兜售各种东西的商业中心。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进高级餐厅吃饭,点许多根本吃不完的东西,最后只能扔掉。

这可不是伟大的中国文化,这是破碎扭曲的西方消费文化,它带来的只有压榨、穷兵黩武以及环境破坏。真正的中国文明应该是讲礼仪廉耻、重视生态和农业的文明,然而这个理念已经被中国人抛到了脑后。因此中国的成长看起来更像是一味模仿美国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而不是将中国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在过去,中国的学者们可以端坐一整天,沉浸在阅读诗书和欣赏大自然的满足感之中,他们不会去制造浪费,没有出门消费的冲动,更没有用钢筋混凝土重塑世界的欲望。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今天的我对此心驰神往。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创造能够让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文明,同时它还应该从欧洲文化中汲取养分,以满足我们当今的需求。这个新的文明将为中国和全世界提供典范。现在我们可以大胆想象,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领袖,而不是在西方创造的价值体系内遵守游戏规则。中国在生态、政治、哲学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自己的悠久传统,现在是时候用这些传统来替代“经济增长”和“消费者指数”了。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富有人性的、可持续的世界文明。然而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事实。

不管中国有没有准备好,世界局势的变化都已经把他推向了舞台的中心。急剧衰落的美国文化和不负责任的美国统治阶级用战争摧毁了许多国家,包括巴基斯坦、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中国现在逐渐成为唯一一个,可以依靠自己的经济科技实力和文化力量在世界上发挥重要力量的国家,因此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承担责任。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要在三十年后才能够成为世界领袖。他们认为就在美国继续充当世界领袖的时间里,中国最好慢慢积累资源,为接管领导权做好准备。然而美国的道德权威受到挑战,美国文化也开始迅速衰落,因此美国的领导力量迅速衰减。这让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感到始料不及,他们没有想到现在中国面临的不是一个机会,而是一个巨大的责任,中国需要为倡导世界的法制与和平负责,更要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负责。

中国人必须转变观念,放弃追赶世界领袖的老做法。这样的转变绝非易事,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西方人迫切需要中国站出来应对挑战,结束正在毁灭西方的军备竞赛和消费主义。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当中国开始成为世界领袖的时候,他可以认真学习美国在过去五十年间所做的事情,比如派年轻人去海外参加和平队,帮助其他国家的穷人,教他们学习基本技能。中国一方面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国家,一方面也要防止自己掉进资本主义剥削和军国主义的陷阱。总之,中国应该执行更严格的标准。

在这个世界需要中国担当世界领袖的历史时刻,中国适时地启动了“一带一路”计划,准备建立欧亚各国团结与合作的新模式,并邀请全世界参加。

“一带一路”是中国第一次提出的引领世界合作的宏伟计划。尽管有些国家还没有响应,但中国并不会把他们拒之门外。总之,“一带一路”对中国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机会。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可以引领世界各国打造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迫切需要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文明。

然而这个计划才刚刚开始,还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因此我们无法断言它将如何发展。世界人民都会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虽然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方式,但他们的目标都是一个。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挫折,但“一带一路”仍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它的效果可能要十多年后才会显现。

但是对于“一带一路”我可以断言:如果这个计划追求的是全人类的友爱与合作——正如美国所倡导的那样,如果参与这个计划的人都是真心渴望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环保人士,那么“一带一路”的成功将指日可待。反之,如果这个计划只是追逐利益,向大自然和人类无度剥削,那么又将会是另外一个结局。

很抱歉提到这些,但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执行更高的标准,比此前想象的更高。中国丝毫不能松懈,他必须为成为世界的榜样而争分夺秒,这要求中国人必须站在最高的标准之上。这是中国为成为世界领袖——也许是唯一的领袖——所必须背负的重任。

同时,我们也要认真思考“一带一路”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如果它是一条“新丝绸之路”,难道它不该遵循同样高的标准吗?难道这条“新丝绸之路”不应该给世人留下像敦煌那样永世不朽的艺术作品吗?难道它不应该培育出像李白和杜甫那样伟大的诗人吗?难道它不应该跨出中国的国门,成为鼓舞世界的新的高级文明吗?

中国人应该完成这样的思想转变,让中国的文化达到新的高度,哪怕这样的目标听起来似乎过于艰巨,几乎无法实现。毕竟中国曾经是那么贫穷,直到最近才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却依然不那么富裕。

然而我想对你们说:如果你们不迈开脚步,就不知道中国能走多远!首先,对自己树立高标准,中国的贫穷,中国人的苦难,这些都不是中国的弱点,却是中国的强项,因为它让中国更理解饥寒交迫的人们的处境。

中国的未来,包括世界的未来,都掌握在你们手中。“一带一路”是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新希望。我们不敢妄言中国一定会成功,因为“一带一路”需要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

“哈佛教授迈克尔-普鸣谈亚洲教育的得与失” (搜虎 2016年 4月 8日)

搜虎
“哈佛教授迈克尔-普鸣谈亚洲教育的得与失”
2016年 4月 8日

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中国历史学教授,他是获得哈佛大学杰出教学教席的五位教授之一。他开设的一门“中国课”——《古代中国伦理与政治理论》——是哈佛大学当下最受学生欢迎的三门通识类选修课之一。
关于普鸣教授在哈佛授课的盛况,刘晨 (哈佛大学东亚系在读博士)写有很好的文字;三联学术通讯小站两年前曾经发布过:哈佛大学如何上“中国文化通识课”?
2015年11月4日,赫芬顿邮报网站登载了活跃在韩国的美国学者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对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的访谈。我们请北京大学的王晨晨同学翻译了全文。

Q: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亚洲研究所 所长
A: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中国历史学 教授

贝一明:亚洲对于教育非同寻常的重视令人称道,一些美国的父母们想要模仿这种学习方式。但是亚洲人觉得他们的教育体系已经完全失控。学生们被各种考试和证书压得喘不过气。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亚洲人认为去什么学校如此重要?
普鸣:我认为针对亚洲教育的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一方面,东亚地区的确在传统上极为重视教育。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传统的成果:东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中对教育的重视直接相关。
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目前东亚对教育应该如何发挥实效预设着相当危险的想法。东亚这种用考试去评价教育,并将所有的社会成就和考试挂钩的趋势相当具有破坏性。这意味着,孩子们在学校从老师那里所接受的一切教育,其首要目的是让他们在考试中拔尖,这样他们就能在升学的时候快人一步。这些考试实际上考察的是天资,比如说一些考试是用来检验你是否对数学独有造诣,那你就会朝数学这个方向发展,或者你在其他领域表现突出,你就会被拉向那个方向培养。这种教育方法和东亚过去对教育以及社会服务的理念有关,尤其是精英政治(meritocracy)的概念。
在中国,考试的初衷是去创造一个人们可以系统接受教育的体系,而且如果学得优秀,就能到政府部门高就。这一想法很了不起。
贝一明:中国、日本或者韩国的精英政治现在被一些大型考试控制,它们私底下勾结备考产业,并从中牟利,因此有动力维持该体系运作下去。这种情况引发了强烈反应,有些人甚至为了逃避而把孩子送到美国。
普鸣: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亚洲的教育走得太远了,而我们需要悬崖勒马。正如某些人认识到了教育是如何在前现代东亚社会发挥作用的那样,我也想说,“看呐! 传统的亚洲有很多闪光点值得我们学习。”考试热不应该和传统的亚洲教育方法混为一谈。
如果你去研究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教育和修养的,以及他们的精英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你会理解,尽管考试很重要,尽管学习也和考试相关,但学习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一种强烈的修身愿望。教育是通达个体生命和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它远远超出如今亚洲学生用各种技巧对付的狭义的考试。
贝一明:我想起了林语堂的经典著作《生活的艺术》,里面详细叙述了大部分中国传统中非常人性和人文主义的观点。它和我们读到的明清两代的“考试地狱”是两码事。林语堂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生命本身就是教育的目的。
普鸣:传统中国教育的关键之一,是它并不完全依凭天资。这种教育背后的整体理念是——人本就是不完美的。我们一生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修养自身。
所以传统学习中的关切,不在于说相比于其他科目你是否更有数学天赋,它的观念更多是“不,你不是生来就擅长某些事。你把自己培养得擅长某些事,应该注重练习、训练,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儒家学者不看天资。即使对先天条件有所要求,他们看中的也是积极的性情。培养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学习并非主要学技能。你获得技能是为了实现某些更高的目标。但这更高的目标,它意味着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核心关切。这个更高的目标是用道德词汇定义的。做一个有教养、讲道德的人就是目标本身。
他们希望培养有道德的人,通过教育,这些人能够具有体察所处情形的能力,知道生活中该怎么做才能帮助周围的人。尤其是领袖们必须有伦理基础,手握权力的人们应该知道怎么做才能帮助他们管理的人。
权力常常伴随着滥用的可能性,对那些将要当权的人而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道德教化,记诵或是解决问题并不那么重要。讽刺的是,东亚现在使用的考试形式破坏了传统教育的所有这些方面。
现在人们经常更强调天资,而非自身的发展。如果有发展的意识,也不是用在性格、态度或伦理情感上面。现在教育关注的事情,你都可以用标准化方式检验:“你擅长数学吗?”
贝一明:在韩国和日本,标准考试和三十年前十分不同。过去有一些问题要求复杂又多维度的思考。除非你对问题真正有洞见,否则不可能只通过应用公式就答得出来。然而今天的考试只是确保,如果你去过补习学校并且无数次练习过这些问题,你就会得高分。它没有创造性思维,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普鸣:是的,现在人们把考试当成“通过仪式”,而不是学习的过程,这是一股不幸的潮流。这一改变破坏了教育曾经的定义。如果你研究过中国人分派官职的科举考试,其内容绝对不是你花一生时间能够死记硬背的。这种考试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试图考察出你是否会变成一个好人。
贝一明:考试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显然每个朝代都不一样,但是人们如何通过科举制考量一个人的道德教养?
普鸣:我举一个例子吧,这些考试包含着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们会给你一个难题,然后问你:“如果你是一个政府官员,你会如何处理?”这些考试不可回答是因为它建立在大量复杂的问题之上。你会明白当时的考试不是要你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正确答案。它考察的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撰文论述你会如何去应对这一复杂的处境。这样的考试要求的是广博的学习,人们从历史中汲取同当前处境相关或不相关的知识。所以实际的考试是考察假如你是当权者,你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认清了现实处境,然后认清了自己应怎样得体地行事。通过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一次极强的教育经历。而考试的全部关切是:“通过这次考试经历,你把自己培养成更好的人了吗?”这才是你被考察的地方。你必须展现性格发展和教养过程的方方面面。你不能只是死记硬背XYZ这些技巧。
贝一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阶段,考试包括了诗歌、文学、文章写作。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国古人如此重视文学创作这一事实?
普鸣:因为过去的考试关注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设计考试,使之能够拣选出那些真正因教育而变得更好的人?”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去考察出这种人格品质。比如说要求你写诗就是新方法之一,要求别人去写诗听起来或许有些古怪,但假设你读过别人的诗,你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个想法有点意思。他们不是考你是否写了首好诗,而是考你在整个创作过程里表现出的道德品质。
贝一明: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文本该怎么讲授,口头或书面测试的作用这些方面,你如何描述教育的本质?传统中国教育的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
普鸣:传统中国教育经验的核心在于把人培养得更好,当然它还是要求学生读很多书,记很多诗。但它不止于此。
贝一明:教育从此开始。
普鸣:所有学习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教师以《论语》中孔子的形象为榜样。《论语》中孔子和诸弟子一道努力学习,他首先使自己变得更好(推己),然后帮助他人成人(及人)。
孔子一般是这样教学的:当孔子遭遇一些情况时,弟子常会引诗来解释当下处境,并试图改变它的含义。孔子的要求没有标准答案。他只是说:“好吧,引用些诗,现在是这种情况,引些既符合现在说话的语境,又能推进讨论朝好方向发展的诗歌吧。”所以如果某弟子引用的诗对当下处境而言过于显白,孔子会摇头说:“不,不。”如果某弟子引用的诗太古怪,孔子会点评:“不,不,不。”这时某弟子会引用其他诗行,孔子会说:“对的。”“对”,意味着这几行诗不仅切合实际,而且能以一种有力的方式促进观者开拓思路。简单地引诗就可以使听众对这个处境的回应不同。
贝一明:考试本质而言是具有变革的能力。
普鸣:正是如此。孔子的理念不是告诉弟子们这个情况下就该引用这组诗。这里考的是:你是否能很好地领会现实处境,并且学以致用到现实里,改变周遭的人们。孔子的教育方法就是你要找的教育体系。问题不在于你学了多少,而是你是否在日常生活里活用所学造福邻人。
贝一明:今天亚洲乃至全世界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老师们必须使学生消化所学信息。学生们只是容器,任凭你不断倾倒知识,但到最后,他们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多装了些知识。这个过程不是变革。学生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改变。
普鸣:所有东亚文化基本的观点,都认为教育是一种改变的方法。而在这么多当代教育中,你能变得很强,面对所有考试题型都游刃有余。你能得到“A”的成绩,标准考试的高分也手到擒来。但在传统东亚,这种教育的方法是不可接受的。教育的整个关键是具有改变的能力,变成更好的人。
贝一明:与此同时,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周期性的特点:随着朝代的延续,考试会愈发变成脱离道德议题的形式主义活动。正是这些时候,人们不再重视抽象的伦理道德。
普鸣:我们确实可以发现这样的轮转,但是教育的演变不是绝对的,总是有可能找到改革的机会。千百年来,教育应该如何实行、考试应该如何设计才能考察人格这些问题,中国文化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讨论。不消说,他们从来没有达成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流逝,各种设计教育体系的方案会趋同,从此变得过分形式主义。人们会发现它们越来越远离实际的伦理问题,然后将会再一次出现大讨论。最终我们现在得以见到历史上的许多轮转。我认为中国传统使人激动的地方在于这些争论是关于价值的,而非考试分数。
回到现在,年轻人面对着受到考试强烈驱使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教育是什么思考得极其有限。悲哀的是,我们把这种非常有限的想法当成“必然的不幸”,并认为它是如此自然不用去争论或重新思考教育体系。但是我们可以向历史学习。中国和韩国过去的讨论是有益的,它们为我们今天改革亚洲的考试文化提供了线索。我们需要去问:“现行教育体系层层筛选的价值何在?”如果我们对回答不满(我认为很多人不满意)就需要问自己如何能够改变。
贝一明:教师的角色是怎样的?相比于今天,教师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中有着非常不同的地位。韩国人和中国人经常说:“我们像过去一样尊敬我们的老师。”但是我并不相信,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被当作消费的产品。
普鸣:中国的教师把孔子当成他们的榜样,并将他为培养弟子所作的贡献当成必须要做的事。类似地,比起研究或者教学技巧等技术性的层面,言行举止努力做个好人,更是老师们的必修课。整个教育的过程被看作一个人成长的过程,老师和学生都是这样。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有希望更进一步,但是他们仍远达不到完美。人们期望教师努力成为一个好人,并激发他身边的人去做一样的事。
过去的教师不是灌输一堆知识帮助你通过考试。如果考试中没有伦理的追求,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过去的理想是,教师要做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人、一个努力变好的人、一个激发下一代去做同样的事情的人。
贝一明:但是现代中国的情况彻底不同。如果你去问一所中国大学里的教授或者是教育部的官僚,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他们很可能会回应:“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整个教育体系就是这样,我们也深陷其中。”你认为改革的有效方法是什么?我们如何回到轨道上?
普鸣:第一步是重新激起“教育为什么要存在”的讨论。如果我们停止问“如何进入一所好学校”,然后开始问“教育如何能够帮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关注真正重要的问题了,或许会有足够多人意识到这真的有问题,并开始采取具体的步骤去切实改变。
我们需要考虑考试的结构,以及它在我们社会中的角色。只要整个教育体系建立在考试之上,教育就会只关注让学生通过一层层考试。
让我们坐下来思考这些考试的目的——很奇怪,我们很少这样做。我们应该让所有孩子在所有年龄都卷入这样的考试中吗?从很多方面来讲答案也许都是否定的。如果仔细想想,我们会同意一些种类的考试有其存在的意义,但是我们同样需要考虑如何能够通过改变考试的形式,使得考试的价值和动机成为我们主要的关心,而不是考试本身。一旦你改变了预设,原先跳火圈般的教育系统就没有意义了,人们就不会设置层层的考试。
贝一明:作为一个老师,你从谁那里得到灵感?
普鸣:我当然努力按照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想法生活。我恐怕自己还不符合。但是我每天起床拂去灰尘,重新开始。
我很幸运见到一些真正具有改革能力的老师。他们是我真正尊重的伟人。他们将课堂当作变革发生的地方,对我很有启发性。对这些老师来说,教育是关于将学生变成更好的人,而不是学习事实。
不同的老师运用不同的技巧,所以不存在着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他们的方法帮助我打破了自己的惯性思维,启发我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当然很久以后,当我开始阅读中国哲学,我发现有一套词汇可以描述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我的教学目的,是竭我所能帮助学生变得更好,并且希望以一种好的方法帮助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学习的部分他们自己可以做好。
贝一明:能否给一个具体的例子,你是如何受中国教育的启发挑战你的学生?
普鸣:我教的一门课是中国哲学。我上课只用原始的材料——英文翻译。阅读材料都不是古代汉语形式的。但是学生仅仅阅读原始文本,而不读评注,我特别嘱咐他们不要去读二手文献。
我发现二手文献常常试图把原始材料放在我们需要去质疑的框架中。
我告诉他们:“我们会只阅读原始材料。”我告诉学生们,要容许这些文本挑战一些他们的基本预设。我还告诉他们:“你们不喜欢挑战自己的基本预设!你们也许不会同意在文本中读到的东西,那正好!要试图理解这些东西,并且挑战你的预设。”挑战学生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并不准备将文本翻译成任何人都能够消化理解的英文。我希望学生们能够认真对待这些文本,去和它们斗争。你不需要同意文章中的内容,但你必须认真对待它们。
我在课堂上会不断提出问题,并且鼓励学生们提出问题。如果他们给出的解读太过轻巧,我会说:“是的,但是这个词呢?那个短语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要整个课堂随我漫步,试着带领他们看到这些文本是如何挑战自身基本预设的。
贝一明:教授中国哲学有一个风险,就是你陷入了重复儒家价值的泥淖中:“一个君子应该是个好人,尊敬兄长,照顾家庭,诸如此类”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这些文本,你会发现他们并不只是单纯列举出来的美德,这些词汇有各种各样的歧义和可能性。
普鸣:是的!当你阅读文本时,你大可以合上书页很快过掉这些话,不假思索地以为:“做一个好人,努力帮助身边的人”,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是教师的目标应该是为学生指出来:是的,但是你需要真正去阅读这个东西,真正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从字里行间中的缝隙中,看他们说“做个好人”的复杂性,然后追问自己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个特别的类比。
我希望学生进入这些材料的复杂性,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成为一个好人的复杂性。
贝一明:让我们来谈一谈全世界的教育危机。我们看到现在评价一所大学更注重宿舍的好坏而非课程的内容,比起学习更关注就业。整个教育正令人不安地在被挖空。我们需要什么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

Read more

陈敏豪的书 归程何处:生态史观话文明

我最佩服的学者陈敏豪教授:

 

陈敏豪 教授

归程何处:生态史观话文明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归程何处:生态史观话文明》“引言”“绿色——一个日益深入人心的话题”由安徽电视台江泓女士撰稿;“文明从绿色中诞生”由合肥工业大学朱浩先生撰稿;“历史的回眸:绿色与古代文明”由苏州科学技术学陆军王建明先生撰稿;“的、现代的反思:绿色与工业文明”由合肥工业大学周彬女士撰稿;“绿色通道:通往生态文明”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孙显元先生撰稿,其中的最后一个小分题“绿色时空:凝望思索新的千年”由王建明先生撰稿。其他部分由笔者撰写。全书的内容、框架由笔者构思、架构并对全书进行统稿。

• ISBN: 9787503830617, 7503830611

作者简介
陈敏豪,人类生态学者,原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并曾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由于不言而喻的历史原因,1957年被逐出学界,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与世隔绝多年,留下了近30年的学术空白;1985年重新起步,致力于生态文化、人类生态学以及环境与经济协高发展方面的探索和研究;著有《人类生态学:一种面向未来世界的文化》《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此书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等专著以及数十篇不乏个人独立见地的学术论文,其中尤以1992年就国际间污染输出问题致联合国秘书长并转交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公开信《天下一家:生态无国界》,以及1994年关于建议调整诺贝尔奖的奖项设置和科学奖评奖条件等问题致诺贝尔委员会的公开信《造福人类是诺贝尔遗嘱的灵魂》等文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一经脱稿就不胫而走,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或转载,在各国相关领域引起广泛反响,得到有识之士的认同。

 

Read more

脸谱共和国

chinese republic of facebook

脸谱共和国

 

脸谱Facebook 究竟是什

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中国人无法轻易使用脸谱网(Facebook,或称为“脸书”)这一事实。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异常复杂,我们应该避免妄下论断,尤其是依据那些道听途说的事。但是,我仍然努力给出一个诚恳的回答。

让我们先从概念入手。能够让你随时与朋友乃至全世界的人取得联系的软件当然具有巨大的潜能,并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样的新技术可以将我们汇聚在一起,共同应对当下的挑战。这样的网络能够激发技术、管理和艺术上的新合作形式,让人类共同去解决气候变化或老龄化社会的危机。我甚至认为,我们肩负着构建这样的全球网络的道德义务。

然而,尽管脸谱网是社交网络的霸主,但它却完全没有服务于这些高尚目的。脸谱网上的绝大部分交流都是短小、肤浅的——美味的食物、可爱的婴儿或者宠物,诸如此类的照片充斥其间。脸谱网就是被有意设计成这样的形式,让你很难进行深入、彻底的对话交流。在其研发企业的直接影响下,包装脸谱网的整个文化都是按照特定的意图所设计和宣传的,那便是鼓励你只考虑这个网站所具有的及时娱乐与自我满足的潜能。

脸谱网的设计者并不希望你把它当作严肃的交流工具。你几乎不可能将自己在脸谱网交换的信息组织在一起,它也不允许你系统性地寻找相同志趣的人。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脸谱网上也没有任何官员或议员可以联系。总之,创建脸谱网的公司只希望通过将使用者(其实你并非消费者,只是产品)的信息出售给他人而赚取巨额财富,因此这个公司想要确保你只以最肤浅的方式使用脸谱网。

在与他人进行严肃交流方面,脸谱网设计得非常差劲,而且不易使用。作为使用者,你无法收集所有的通信内容,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设置主页,无法进行视频会议,无法添加其他的爱好或者链接其他的栏目,很多能够将脸谱网打造为富有意思的合作社区的事情都无法施展。网站上的这些漏洞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脸谱网本意并不想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即便网站如此设计,人们还是照常进行着社交活动。

此外,脸谱网已坐上全世界社交网络的头把交椅,但这并非因为其创建者马特·扎克伯格(Matt Zuckerberg)是天才。脸谱网所践行的在线社交网络的理念在2003年或更早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发展成型。如果仅仅是出于脸谱网的能力,它不可能变得如此成功,因为有其他的网站形式做得更好。但是,脸谱网与微软类似,有能力通过政治游说与美国政府达成多个大型政府协议以保证其收入,然后得以从投行获得巨额贷款以用于广告宣传,直到其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随后,脸谱网开疆扩土,直到扩展到当前的市场规模。现在,即便网站设计得不尽人意,仍岿然不动地承担着世界头号社交网络的重任。

Read more

「孝道と韓国の未来」 中央日報 2016年 4月 16日

中央日報

「孝道と韓国の未来」

2016年 4月 16日

エマニュエル・パストリッチ

 

私は『韓国人だけが知らない別の大韓民国』を執筆した当時、韓国の伝統文化のうちどの部分が韓国の未来の発展で青写真の役割をするかを考えながら多くの時間を過ごした。韓国の未来で孝道が占めることになる価値について一つの章を書くことにし、概要を作成した。結局はやめた。韓国の友人の反応があまりよくなかったからだ。

韓国の人々は孝道が義務だと言いながらも、これといって孝道に対する情熱を見せない。しかし朝鮮時代の孝道は「珍奇な(quaint)」な習慣ではなかった。孝は抽象的な道徳と具体的な実践の間に橋をかける倫理体制の核心だった。また孝道は個人の領域と公共の領域を一つにして持続可能な政治体制を作った。

18世紀、中国人は韓国の孝道を高く評価した。中国人は年長者と先祖に対する韓国人の尊敬を文明社会の兆候だと把握したのだ。韓国の未来を設計する時、孝道を除こうとする考えは間違いだ。

Read more

“请给年轻人提供挑战的机会” (中央日报 2016年 3月 26日)

中央日

“请给年轻人提供挑战的机会”

2016年 3月 26

贝一明

 

笔者上周在首尔江南区的一家咖啡店坐了几个小时,在处理完文件业务后还读了书。那家咖啡店使用舒适的皮质椅子、用橡木进行内部装潢、优雅的陶瓷杯子中盛着拿铁咖啡,非常有格调。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只有笔者一个顾客,因此有了和在咖啡厅担任服务工作的年轻人聊天的机会。

他是一个思想深刻而有求知欲的年轻人。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对于韩国文化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虽然可能是不合适的要求,但是笔者还是邀请他同坐相谈。

每隔20分钟笔者观察那位年轻人,他在柜台后边坐着,脸上带着有些无聊的表情玩智能手机。

在咖啡厅里我看到上述场景,因而离开咖啡厅的时候,沉重的心情感到分外难过。与此前不同,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不再让我感到舒适。在江南的咖啡店我所发现的是韩国卓越的教育体制的产物——极有才能的年轻人。

尽管他拥有良好的修养和洞察力,但他所从事的工作却不能提供给他学习新技术的机会。没有与公司同事一起做项目的机会,没有向上司学习的机会,也没有为了公司的创新而提出自己观点的机会。

我不禁向自己提问“韩国就是如此对待比黄金、钻石还宝贵的人力资源的吗?”为什么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学校教育,为考试熬了那么多夜,在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教育体制中完成了作文,最终还是在没有特别挑战和收入不佳的不稳定工作上浪费自己的才华?而且韩国不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对教育投资了几十亿美元吗?

韩国并不是无事可做。我们应该建设聚集所有市民解决共同问题的社会。市民共同体应建设使用风力和太阳能获得所有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在发生巨变的时代我们应该建立管理社会的新体制。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