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中国政府计划于不久的将来在全国范围内用电动汽车取代燃油汽车，这个消息令我振奋不已，我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奇怪的是，美国媒体对朝鲜核武威胁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却对如此重要的进展置若罔闻。
中国计划至2020年，共投入3600万美元进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如今中国已经在太阳能与风能的开发与生产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如果某些国家认为靠设计几款花哨的新型智能手机与跑车就能拯救它们的经济，它们会大失所望。这种经济上的转变是根本性的，做出错误判断的国家可能会倒退几百年。
虽然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我并未在中国而是在韩国的大学教书。我带的本科生几乎都上经济学课，可能中国的本科生也是类似情况。这真让我羡慕。遗憾的是，我以前没有机会学经济学，如今在这方面也没有底气。所以我有意在自己的韩国与东亚史课堂上问学生一些经济现象方面的问题——我是真的不懂。
一篇文章关于陈敏豪老师。我特别佩服的知识分子。我往往后悔没有做更大的努力帮助他。
(2009-12-02 00:00:00)
陈敏豪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快八个月了。在这期间，我总是有一种陈老师并没有离开我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他走得太突然，我一直都没有做好准备的缘故。
我没见陈老师已经两年了，因为自己的学业没有完成，一直不好意思回去见他。准备一切都结束了以后再去补偿。谁知道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想到这里就是眼眶温润。在陈老师眼里，一个人的成就高低又有什么区别。在他眼里，不论是金光闪闪的巨子还是落魄红尘的凡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一样的亲情，又需要什么证书来装饰呢？结果今天阴阳两隔，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每念及此，都是痛悔不已。
我是陈敏豪老师的学生。说是学生，其实没有上过他的课。陈老师也不在我面前做师道尊严状。他对我，更多的既像父叔，又像朋友。他教给我的东西，更多并不是语句，而是人生的姿态，对待事物的眼光。不熟悉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的平静的。但是熟悉以后，就会知道他如烈火一样的性格，和岩浆一样的热情。
他热爱生活，他会为俗世生活中，所有鲜活的瞬间感动。我还记得他在俄罗斯时拍的一张婚礼照片。新人和他们的家人走在路上，新娘回头和大家说着什么，人群大笑着走过，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照片充满了动感和韵律。陈老师说，这完全是一次无意中的随拍。他感觉到那群人对生命的憧憬和热望。悄悄拿起相机，就有了这张漂亮的照片。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会为了一个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而愤怒或者欣喜，他会去思考这个世界的命运，整个人类的前途。有一次，他说到另一个为了非自己的权益而不断抗争的人（HJ)，问我怎么看待他。我说，一个人总要有自己的专业，如果不在一个专业上沉下去，今天做环境，明天做艾滋病，每次还总是引来许多关注，那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哗众取宠。结果陈老师一下子就非常激烈地反对我的观点。他的意思是，在一个专业上做学问，那确实是一种人生。但是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去表达，去抗争，也是一种价值。这种行为不是要实现什么声明的目标（因为这些目标显然是实现不了的），而是要在这个压抑、沉重乃至黑暗的世界里表示一种不妥协，不低头，是对权势者、压迫者的一种警告：正义常存，野草不死，报应终来！
那个时候我还不很能理解陈老师。虽然我赞同他的人道主义，他的自由精神和终极关怀，但是对于无结果的、殉道者的牺牲，我却抱有怀疑的态度。注定没有结果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还是在他死后。我知道了陈老师所曾经经历的那些。我才了解到，在他那个年代，他们那样的一批人，早已经知道抗争并没有结果。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牺牲。他们不是为了眼前的是非。他们的眼光已经越过个体的生命，看到人类的良知和正义发散的永恒的光芒－－他们作出了选择。虽然明知道这种选择，会以失去自己的自由乃至生命为代价。
这种牺牲几乎是命中注定－－高傲、倔强、优秀的灵魂，在那样的年代里，必然的结果。牺牲过后，就是人们长久的遗忘。但是这些人毫不在乎。他们的精神闪耀的光芒，不是为了他们那个时代，甚至不是为了我们这个时代。而是一直延伸到遥远的未来。在我们顶上如星辰闪烁，照亮脚下这条荆棘之路。
在这里，我记录下我所知的陈敏豪老师生平。我想，如果一切重来，他还是会一样选择这样的道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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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陈敏豪老师
战火中的颠沛，运动中的磨折，坷坎的命运成就了你。 （陈老师生于抗战时。历经49年后的历次运动）
南京的水，重庆的山，山川的灵气蕴育了你。 （出生地是南京，少年时长于重庆）
从东北到贵州，二十年的风霜见证你的傲骨。 （毕业于东北，分配到贵州。在贵州入狱）
从上海走向世界，四万里的旅程诉说你的沉思。 （主要学术工作在上海交大。游历世界）
五十知“天命”，首倡“生态文明”， （知“天命”，是指陈老师以超乎人类的眼光看历史）
你敏睿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尘埃。
花甲诲新知，书造化雄奇， （陈老师教课时，已经快六十了。）
你豪阔的辞章开启年轻的心扉。 （他的课为一批学生开启了新的视界。）
《归程何处》？你以自然史观话千年的文明 （陈师的书《归程何处－－自然史观话文明》）
《文明前景》！你以生态文化解全球的危局 （陈师的书《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
你是长者，永远给天涯羁旅的游子留一扇通往“家”的门 （呜呼！写到此句，我又再次忆起学生时代，孤身在外的我在陈老师那里得到的家一样的温暖。情实不能自抑！）
你是青年，永远轻松俏皮。无论何时想起你的玩笑，总是莞尔不禁。（回想起他的玩笑，却又让我泪中有笑）
你显示着什么叫干脆，洒脱，无拘无束；让我们这些凡俗之人徒然羡慕你超然的人生。
（若是让陈师选择，他也应该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告别人生吧。这是他的性格。）
你给我们温暖、信心、勇气和骄傲；当我们忆起你酣暢的大笑，戏谑的嘲笑，会心的微笑－－－
我们没有别离，亲爱的敏豪老师
抬起头，在那白云之上，彩虹的尽头
你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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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这些日子里，我总时时想起你。虽然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总是感觉你就在看着我。在我人生中做出一次次选择的时候，我总在想，如果你在，你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呢？照片上的你，却依然那样微笑不语。
陈敏豪老师的告别会后，他的外甥说，他觉得苏轼的《定风波》，正是陈老师一生的写照。
其中的两句，正可以作一副联送他：
竹仗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不错，这就是我们的敏豪老师！我们永远以你为豪！
卢昱 2009年11月
目前智库（think tank）在全世界范围成为政策讨论的核心空间，智库是专家、政府和民间部门代表以及市民讨论社会、经济问题的平台。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以及传统基金会一直以来以讨论政策的传统而引以自豪。华盛顿既是美国权力中心，又是智库林立的地方，更是国际情报中心，这里每天汇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权力怎么用，重大决策怎样做出，智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言及中国智慧的时候，有两个来源不可忽视，一个是来自民间的智慧，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尹文子•大道上》曰：“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圣人有治世之才固然可贵，更可贵的是他能调动大众共同治理国家。
许多中国学者似乎从开始就认为智库本质上是西方的东西，因此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智库之前，应当不遗余力地对CSIS等华府智库加以模仿。他们认为中国智库需要不加分辨地从模仿西方智库开始，随时间推移，中国智库日趋成熟、日渐完善，自然也就会拥有中国特色。
但这是建立新一代中国智库的最佳方法吗？毫无疑问，倘若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先进的智库只存在于西方，中国智库必须以西方智库为榜样，那么就会陷入一种等级观念：中国落后于西方，将自己看作必须效仿发达国家的人群。
中国智库有自身的传统，不应该认为中国智库是全面落后的而需要完全采用西方智库的习惯与模式。看看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的乱七八糟政策，中国的行政分明是走在前面，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已经大大超越美国。
明确中国的国家本质后，我们即可将西方智库的方方面面去粗取精。倘若对中国的智库传统不甚了解，我们就很难判断西方智库各个方面孰优孰劣、是利是弊——尽管我们对“西方智库”这一提法时有耳闻。如果我们不清楚中国的需要、中国的传统，就很难评价西方智库哪些是重要的，那些只是表面上很有名气。
2018年1月30日，全球最具权威性的智库排名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在全球100多个城市的170多个组织盛大发布。亚洲研究所（韩国）所长贝一明教授，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丁一凡，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方晋，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经济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倩，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处长左传长等智库领袖及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并就“新格局下全球智库的价值和使命”进行探讨，发布会由CCG副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
笔者曾询问一位记者朋友，为什么近来深度调查报道急剧减少，而关于明星、美食、时尚等的八卦新闻大大增加，社会应该怎样应对这样的状况？在笔者指出最近的新闻报道缺少深度后，这位朋友马上反驳道，现在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根本就没有耐心去阅读一个长篇报道。也就是说，新闻消费者喜欢有趣且篇幅不长的报道，而对于详尽的深入型报道则很容易感到厌烦。
人们缺少阅读长篇新闻的耐心，不愿浪费精力仔细查看详细分析社会变化的细节报道，即便在当下确属事实，也不能说明这一事实永远不会改变。而如果年轻人真的连如此程度的耐心都不具备，则说明社会已面临危机，说明我们急需对此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不少人喜欢阅读长篇小说，喜欢追看长篇电视连续剧，说明他们并不是对所有长篇的东西缺乏耐心。我相信真正有深度、真实可信的长篇报道，同样会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们需要帮助人们找回对复杂事件的注意力以及对此进行深入思考的能力。人们失去关注复杂事件的能力是一件可悲的事。媒体的退步和普通人知性的衰退，会导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变得更加困难，社会如果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国家运转也可能出现问题。
贝一明：
柯南特校长来到哈佛之后采取了什么特别的措施呢？
罗索夫斯基：
1933年柯南特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之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取消了一些守旧的做法，例如要 求学生学习拉丁文课程等。在他领导下的哈佛开始从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中招收学生，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
在他任期的前几年，哈佛研究生院还开始招收女学生。不过他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制定了“不升职就走人”的政策。这个制度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至4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哈佛的教授们有一个长达八年的试用期，在此期间如果不能完成逐年递增的科研任务，就会被学校解聘。“不升职就走人”的制度并不是拍脑瓜政策，哈佛用这项著名的制度来评估它的专家教授们，用他们在某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来决定谁该升职。
这项措施让评定教师职称的标准从学院内部的人际关系变成了学术领域的成就。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刚才重点强调的是教师队伍的建设，而不是教学设施、预算、资助或者优秀的学生。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一个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教师、学者和管理者，我相信教师队伍的素质决定了一所大学的质量，其他的东西都取决于教师队伍的建设。有了优秀的教师，才能吸引优秀的学生，你的毕业生才肯为学校捐款。哈佛的另一项创新之举是聘用学术行业里最顶尖的人才担任教职，我认为这让哈佛改变了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子里，哈佛一直在努力寻找最优秀的人才，而不是任人唯亲和依靠裙带关系，因此哈佛没有那种按照个人关系来决定教师去留的氛围。作为一个学院的院长，我对哈佛的这种校园文化十分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纳入麾下。
——倡导“诺贝尔环境与经济奖”
1991年我在日本读研究生，在东京大学写我的硕士论文期间，我正好开始考虑回到美国去攻读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我对明代文学尤其感兴趣，因为它对18世纪的日本（我研究的专业方向）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我寻找好的研究项目时，我被介绍到印第安纳大学，认识了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司徒琳教授。我原本认为我可能和她一起在美国研究。我给她写了信，了解到她这个夏天将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于是我很快定了机票，并预定好和平饭店作为在上海的住处。那天晚上我的航班到达上海晚点了，当我到达酒店时我吃了一惊，因为发现几年前我住过的和平饭店已经完全变样了。不再是那个学生为了便宜而居住的破旧小旅店，而变成了相比两年前的价钱贵四倍的豪华酒店。一个我在东京大学时认识的中国朋友给我推荐了交通大学的陈敏豪教授，说在上海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忙。尽管我并不认识他，但我还是立即打电话向他询问意见。通话后陈教授立即到和平饭店来见我。他立即带我去了他的朋友那里，一个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更重要的是，有一群热情的学生可以给我很好的照顾。虽然陈教授从没见过我而且也只是经一个他不太熟识的学生引荐的，但他一直到完全解决了我的困难才去休息，他的热情和细心周到让我感动。
陈教授是一个非常热情、善谈、总为他人着想的人。在当时他对我及我的工作表现出的兴趣，甚至让我感到有一点不舒服。为什么这个我不认识的人总是对我这么好？我开始担心是不是他想从我这得到什么。我猜想也许陈教授也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些潜质?，发现了一些我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我在复旦大学呆了一天，与中国文学系的教授老师们一起讨论问题，并见了司徒琳教授，但每天晚上陈教授都在照顾我，继续我们的谈话。他常带我去饭店吃饭，我总会觉得这太让他破费而感到不舒服。但似乎他觉得和我谈论时要尽可能的得到我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讨论当今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以及它的变化对日本及美国的影响。陈教授总是提出一些有关环境的问题，这些我当时并不太能理解其重要性。
陈教授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并有思想的人，但从不吝啬赞扬，所以这让他在我眼中显得不那么有深度。我只是不清楚他到底想从我这得到什么。之后，我终于知道了陈教授在想什么。他邀请我去了一个曾是银行家房子的饭店，问我是否可以帮他翻译一个他准备提交诺贝尔委员会的提案。陈教授在提案信中提议委员会应该将现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改为新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奖”。当然，我并不赞同他这个提议，我没有看出他们的相关性，而且十分怀疑诺贝尔委员会对这个提议接受的可能性。
但陈教授坚持让我尽快翻译出提案，我想如果我不帮他做他破费更多去赢得我的同意？。确实，当时有很多中国人找我帮忙，试图说服我帮他们将文章翻译成英文，而这个提案对于我似乎并不那么重要。那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钻研18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的细节上，我并没有理解为什么这个提案信对于陈教授如此重要。这件事看起来甚至毫无关联。但鉴于陈教授一直尽他所能让我在上海住得舒适，所以我最终同意阅读他的书并帮助把提案翻译成英文。
事实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上海。由于很多原因，尽管从那之后我去过中国其它10个城市，但并没有机会再去上海。后来，我只和陈教授在电话里聊过几次。
当我开始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他仍继续写信催我关于翻译的事。但我一直在拖延，毕竟我回到美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已经有五年多时间没有呆在美国，我也需要去学习如何用我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更有效。在一定程度上，我失去了一些我的写作能力，并且我并不太了解美国关于东亚研究方面的信息。
但是陈教授总是写信过来问我研究的进程。最终，我抽出一些时间仔细读了他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提案，翻译过程很缓慢且费力，其中很多词语过于琐碎，主题内容也与当时我的研究领域相差甚远。在1993年春天，我终于完成翻译并给陈教授回了邮件。我其实有一点怀疑我的翻译质量，整篇信看起来似乎有点混乱，但我对于朋友尽到了责任。
他很快给我写了回信，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我的翻译水平，说这对于他真的很重要。我再也没有见过陈教授，但感觉从那时开始，我和他走得更近了。我们开始相互写信，之后开始用邮件联系。他有时也会给我寄来一些他写的书和论文，我幻想过有一天我要再去上海，但那一天从没实现。
1995年，由于准备去韩国学习，我收到了陈教授的一个大包裹，里面包括他的书《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我只是飞快地翻了几页便把书丢在书架上了。多年后，当我重新找出这本书并重温一遍后，我发现这是我读过的书中最具有深刻见解、先见之明的一本。
直到我收到书的10年后，也就是2005年的春天在华盛顿，我终于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意义。我在华盛顿参加各种有关外交安全的会议和研讨会，在华盛顿大学教书并为韩国大使馆文化中心工作，组织一些介绍韩国的活动。
2000年左右我开始写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重点强调需要扩大我们对于“安全”这个概念的理解。但在2005年时，当我看到有关环境安全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性缺乏讨论，我意识到这方面出现了重大错误。
然后，我突然想起陈教授的文章，我开始理解他文章的重要性，这是第一次我了解到为什么我帮他翻译的文章对他如此重要。我又重读了一遍他的文章，并思考他的写作意图。我终于意识到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我就像是寓言故事“无价宝珠”里的主人公，他有很多珠宝被缝在大衣的内衬里，而他却一直不知道。
现在轮到我奔走世界宣扬环境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像陈敏豪教授试图在中国做的一样开始在美国宣传。之后，我试着在华盛顿组织了一个交流讨论环境问题的系列活动，但收效甚微。我和乔治敦大学的大卫·斯坦伯格、威廉玛丽大学的拉里·威尔克森一起组织了一个非传统安全的会议，重点放在环境问题上。尽管有这些大量的努力，政府的资金却一直没有拨下来。
2007年我到韩国以后，我开始和大德？的研究组成员们一起研究科技与社会的有关问题。最终，我成为了“大田环境论坛”的共同创办人之一，这是一个将各个研究所的研究员们集合起来一起讨论如何将大田建设成环境友好城市的小组。我写的一篇呼吁将大田建设成亚洲典范的生态城的文章被广泛流传，我也继续在有关当今环境问题的领域工作，这成了我学术和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在韩国我与陈教授通过几次电话，他很高兴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希望我能再去上海。他也提到到了他日益下降的健康状况，限制了他的行动。之后我便没有了他的消息。直到2010年我打给他电话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我又花了一些时间去研读他的书《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中传达的思想，意识到不仅我从陈教授那学到了许多，而且还有许多我仍需要去不断学习的。
我想作为一个从耶鲁和哈佛出来的人，我一直对陈教授有偏见，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他的思想。陈教授是一个如此谦逊的人，1992年我见他的时候，他并不像常春藤学校的教授们那样穿着得体。我从来没想过他的思想会如此重要和有远见。陈教授呼吁我们重新修正我们对于生态危机给城市文明带来的影响的理念。在1992年，他的想法看起来并不实际，到了2010年，会有一个具体的生存计划方案。
这是从他的书中摘取的一段：
时代不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再也不仅仅是军事性质所能囊括与涵养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单一性的威胁实际上已经被多样性的威胁所取代。不受一切疆界限制的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是一种普遍危及各国，各民族生存发展的非军事威胁；在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基础上建立，壮大起来的各国军事力量（即使十分强大）在这种威胁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3]
陈老师去世后我有机会了解多一点他的背景。陈老师本是人类生态学者，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同时也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及国际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由于在不适當政治情况发言，1957年他被逐出学界，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倒霉了一年多。 此後陈老师有近30年的学术空白，但1985年他重新起步，致力主张生态文化的必要、继续向大家介绍人类生态学以及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他的著述有《人类生态学：一种面向未来世界的文化》、《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此书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其中尤以1992年就国际间污染输出问题、致联合国秘书长并转交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公开信《天下一家：生态无国界》。1994年 陈老师建议调整诺贝尔奖的奖项设置和科学奖评奖条件等问题致诺贝尔委员会的公开信《造福人类是诺贝尔遗嘱的灵魂》。 这文章就是我帮助他翻译。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一经脱稿就不胫而走，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或转载，在各国相关领域引起广泛反响。
上一代人对于环境问题的漠不关心和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不去做深刻思虑的事实, 让现在的年轻人们深感忧虑.。他们也清楚地知道，那些掌握决定权的人们不仅对于环境变化关心甚少，而且也不准备为了环境保护而采取任何长期性的行动。关于环境问题的谈论，基本都是与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联的, 类似北极熊或冰河一类的话题。这样的谈论所能起的作用, 不过是让人们认为环境问题与日常性的实践无关，仅仅是那些领取国家俸禄的专家们的事。除了寄希望于那些专家们可以处理好以外，普通人好像没有什么事可以做。青年人们经常被引诱去相信, 那些掌握决定权的人们如果关于特定的文件达成共识并签字承诺, 环境将会有所改善。或是轻易相信绿色和平组织 (Green Peace)能够做出某些贡献和富人们或高位公职者们可以带来某些革新性的变化等等。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关于为了环境保护可以具体做些什么的实质性信息，却很难接触到。在电视里出镜的大学教授或高位公职人员们，已经放弃了亲身实践，而是热衷于误导青年人们，给他们传达一些实际上毫无意义的信息和灌输一些错误的观念。
必须要知道，高等教育机构所传达的知识里，假若缺乏伦理性的判断或具体的实践指南，那些知识就像是仅有血液流动而心脏停止跳动和肺部停止呼吸的身体一样。缺乏伦理判断的知识，是死的知识。而与传播死知识相比，更经常被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是，教育堕落为娱乐节目的显著征兆。娱乐节目可以转移和分散大众们对社会重大议题的公共关注度，这个作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了改善人口剧增、沙漠化、水质污染、海洋生态界问题、农业危机和大气污染等问题，在各个阶段并不要求急剧的变化。但是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总是在不断重复极为僵化且与真正需要关系甚远的谈话。 哪怕仅仅是为了真正的需要做一些最基础的事情，国际团体们也在回避。
他们为了自己的便利，仅仅关心对环境的消费，而基本不考虑后代的安危。
带来真正的变化，仅需要非常小的实践，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简单实践而已。为了亲身践行，并不需要阿尔·戈尔(Albert Gore)的气候政策，而仅仅需要勇气和想象力。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说：“幸福的钥匙在自由里，自由的钥匙在勇气里。”
他的意思是说，在高档餐厅里享用昂贵的食物或乘坐豪华汽车, 并不能直接给人带来幸福。无论是什么, 通过消费某种物品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只会让自己与幸福越来越远。人想要在沉迷于消费的过程中，找到某种自我进步和提升的感觉, 只是一种无益徒劳，并会迷失自我。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自由，在于你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能独自做出任何决定。总是轻易接受广告等媒体的宣传或身边人对自己的灌输。在这样的状态下不可能找到幸福。当你真挚地去探知和去独立地去判断的时候，即使你一无所有，也会感到自己变得更加自由。同时，你可以获得在享用昂贵的食物或住大且漂亮的房子等生活之中，所无法获得的幸福感。并且当一个人知道, 消费昂贵的食物或住大且漂亮的房子的生活不仅会牺牲环境，也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时，他会跟随自己的良心去清算那种生活。
在这篇文章里，要做出几点倡议。在日常生活中为了保护环境可以立即做的实践中，有些实践容易，有些实践则需要多一些的努力。同时与此相关，还会提出一些现实性的议题。虽然周边的人并不总是善于倾听，但为了自己与身边人的变化，如果有勇气并坚守信念，那么终会形成产生变化的力量。
这一点，有必要与周边的朋友们、父母、邻居们分享。如果去超级市场，那么就应告知人们必须做的事情。虽然这样做会给别人增加一些负担，但不断的坚持则会形成一种现象。不仅是你自己，周边的人们也应一起参与。这样的现象形成以后, 则会成为普通市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但很多情况是, 在日常的具体场所里不清楚要做什么。所以，不仅需要有追求改变的意识，还要明确认识到需要怎样的变化。
就像环境专家詹姆斯 · 斯佩思(James Gustave Speth)早就指出的那样, 我们必须懂得何为文化运动。
“我曾一直认为, 环境问题中最重要的主题是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减少、生态界的崩溃和气候变化。 我曾经预想, 在30年之内科学会着重地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才认识到，真正重要的主题是自私自利之心、贪欲和漠不关心。为了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的是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变化。”
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你都不得不在‘消费文化’的紧张状态里挣扎。我们被囚禁在迅速地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破坏的‘消费文化’里。当我们认为消费他人和环境是一件好事的时候，当我们对现在的消费文化没有批判态度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处在问题状况之中。需要做的是要抵制消费和抵制怂恿消费的文化。
每一个人都应该从上幼儿园时节开始接受关于消费文化的危险性教育。对于那些关于人类的狭隘性解析观点所作出的警告信息，应该在我们阅读、视听和观看的所有媒体里反复传播。生活中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至少消费不是其中之一。在与身边的人们谈话的时候，也可以把消费主义和其所带来的弊端作为话题。为了建设以“对话文化”为根基的社会，我们必须发挥想象力。在像研讨会或专题讨论会一样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或者是在其它树立新颖主题的共同体活动中，也可以把现今消费社会的危险性作为主题。现在必须立即开始。
2017年 6月 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并撤销奥巴马政府为限制碳排放而准备的项目。8月4日，美国国务院证实，美国已向联合国递交了文书，正式表达了退出《巴黎协定》的意愿。
在对其表示不满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美国的退出也许会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飞跃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不是吗？我们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可以果断地打开一条通道，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发展实质性的可持续经济。
美国政府和企业极力弱化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巴黎协定》，使该协定只具有单纯口头协议的意义，不具备实现目标的明确框架，也没有对使用技术或政策作出相应要求。同时，美国一直执着于石油的生产和应用，对国际社会为应对目前的环境危机而推进的几乎所有措施都推诿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