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

“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

贝一明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美国经济、制度与文化崩溃的速度有增无减,如今几乎人人都觉察得到,我们的国家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而报纸和电视台只会粉饰太平,简直百无一用。我们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道德荒漠和只为少数权贵服务的奴隶王国。

然而,既然如此之多的人知晓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我们为何依然无所作为,坐以待毙?为何这么多博闻强识、精明能干的美国人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只能讨论零零碎碎的琐事?我们为何不能齐心协力,集毕生之力来改造社会,同左邻右舍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们束手无策,其原因多种多样。七十年来,我们一直沉浸在一种甜腻的消费文化中,而创造它的,是各家广告公司。我们自从小时候会看电视起便开始接受这种病态文化的沐浴,逐渐沦为了影像和感觉的被动消费者。

社会腐朽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心中的权威人士与德高望重之人也都变成了这场恐怖狂欢的参与者——这简直荒唐至极。

然而我并不想通过解剖社会来寻找其症结所在——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吸引来大批观众。

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在二十年前所遭受的可怕创伤已迅速地恶化为坏疽。我们没有鼓起勇气斩去遭受感染的手指、阻止腐坏进程,而只是把创可贴覆盖在了创口之上,此后便闭目塞听,任凭腐毒在社会的血管中肆虐,直至感染蔓延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保守派、自由派、进步人士、社会主义人士——这场闹剧,人人都有戏份。

于是我们落得了如此田地。如果你尚未失业,倒是可以去冷血跨国集团旗下的星巴克同好友商量商量最近的假期该如何度过,或者聊聊你上周享用过的意大利佳肴。

然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忍受了一整天的煎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中,有的要寻找生计——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有的则受尽艰辛却拿不到一丁点薪水。我们几乎连给孩子做晚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还有我们身边的人都觉得了无希望。生活很快就会回归正轨的童话传入我们的耳中,但无人相信。

我们陷入了可悲的境地:没有自由,没有权力,被无形的大手抛来掷去。而此时此刻,我想谈谈导致美国当前困局的三股潮流。媒体灌输给我们的、关于国家的宏大叙事宛若天方夜谭,毫无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商场中,在起居室里,在办公室内感觉到涌动于表象之下的暗流。

这三股潮流分别是“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这几个词并不为人所熟知,或许还会让人有不悦之感。这正常不过,因为我们就是要唤醒沉睡中的人们,让他们重新自行思考,让他们相信自己其实可以有所作为、切实地改变世界。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老调重弹,告诉大家只要改正某些错误,世界会依然美好,而是震醒诸位——将当前的情况轻描淡写本就大错特错。

第一个问题是“运动风”。

“运动风”指通过组织公众集会、筹募资金和开展各种活动来推动请愿书的签署、为某种观点或政策争取背书。它注重曝光宣传、形象塑造,以及利用营利性报纸和社交媒体来博得颓丧群体的关注。

各大运动的领袖经常出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他们不仅出书,还会同政要、歌星、皇室与其他名人会面。

最具“运动风”的典型范例包括2002年以失败告终的反伊拉克战争运动,以解决女性受性侵问题为宗旨的“Me Too”运动,以及由格丽塔·桑伯格开展、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一系列活动。

这几场运动耗费了大量时间,耗资不菲,脸书上关于它们的热帖也数不胜数,让人们感觉媒体大力宣传的活动最终取得了某种成果。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上述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反倒分散了众人的注意力,令责任心更强、真正具有组织能力的活动家备受冷落。

沉溺于“运动风”运动的人往往满怀热忱,却毫不知晓自己的行动收效甚微。

于2002年9月发起、意在反对美国计划对伊拉克开战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均是典型的“运动风”运动。它们轰轰烈烈,成为了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至少我们听说是这样。还有几百名政府官员,甚至几位政坛名流挺身而出,抗议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然而他们声势浩大的运动并未成功阻止那场旨在让少数精英攫取财富、毫无意义的战争。轰炸接连不断,两国的冲突持续至今。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既然提出抗议的人不计其数,为何一小撮权贵还能肆无忌惮地做出如此危险的决定?

为何关于上述抗议活动惨败原因的严肃讨论几乎无人开展?

在媒体上赢得关注至关重要——我们已经完全被这样的错误观念所误导。“运动风”的核心理念便是倘若大批民众了解真相,那么精英集团的决策过程也会多多少少地受到影响。根本没有人考虑超级富豪的价值观体系或许与我们的完全格格不入。

媒体暗示大家:无人关注不足以成大事;要开展运动,名人政客的支持必不可少。然而“关注”正是媒体贩卖的商品,名人政客也是媒体包装出来的偶像。“运动风”的关键所在是让观众相信一场场运动意义非凡、乐趣十足,通过社交媒体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社交媒体恰恰可以通过宣传此类活动、博得流量而牟利。

然而唯利是图的媒体所报道的,都是那些无损于各大企业财团利益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些运动无法在经济上独立,也没有人会引领公众去探寻媒体包装出来的“英雄领袖”是如何从企业财团渔利的。

“运动风”是推行空虚消费、宣扬自我崇拜的活动的延伸,其宗旨是自我实现,而不是构建齐心同德、为开展事业付出不懈努力的群体。

我们在甜腻的广告中沉浸得太久,想当然地认为一场运动在得到大笔资金援助、媒体的认可以及名人的背书之后,我们才能予以支持。

请记住,诸位,你们并非脸书和推特的使用者,而是被贩售给企业客户的商品。

脸书和推特服务的大企业为何要买下诸位?因为它们希望诸位在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的同时认为自己正在从事极其重要的事情。

那么,真正的运动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发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反奴运动,它最终促成了美国经济转型,真真切切地改善了大批民众的生活条件。规模盛大的反奴运动鼓励人们积极加入地方团体、定期会面、讨论国事、开展激进行动。所谓的“激进行动”,包括暗中开辟通路,冒着生命危险接连不断地将非裔美国人运送出南方,以及为自发团结在一起、在南部的种植园内进行激烈反抗的奴隶们提供援助。反奴运动的参加者们付出的牺牲鲜有记载,但他们的组织依然愈发地强大。

反奴活动家们建立起参与性的机构,也缔结起终生不断的纽带。他们并不痴迷于投票选举、分发请愿书让人签名,因为他们知道此类无关大局的行动根本不可能终止奴隶制的罪恶——而正是有人依靠这样的罪恶大发横财。他们的王牌不是富豪慈善家们的支持,而是他们自己舍生忘死的气节与意志。

当时,反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道:

“这场斗争也许是善与恶的交锋,也许是真刀真枪的实战,也许既包含道德较量,也要进行武力对抗,但这必须是一场斗争。没有外界的要求,权力不会让步——它从未,也永远不会自动让步。只要明白了人们会默默地服从于什么,就可以知道可以将多少不公与冤屈强压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用语言、用行动,或者兼用语言与行动予以反抗的那一天。暴君能施暴到何种程度,要看受压迫之人能忍耐到何种地步。”

美国政治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抱怨狂”:媒体进行报道、以及我们在同亲友开展日常谈话时,总是不停地抱怨美国哪里不好、世事有多么不公,但既不深刻地分析其原因之所在,也不为更加美好的未来绘制蓝图,甚至没有建议听众采取某种措施来提供帮助、改变现状。在这个方面,媒体的问题尤为突出。

新闻与政治探讨的这种论调令民众颓丧至极,以至于在面对灾难之时,我们认为自己无路可走,只能陷入深深的绝望。因此有人不禁怀疑,这种残酷的“抱怨狂”之风十分讨权贵的欢心。

政治危机正在恶化,因为非主流媒体也没有让人看到采取行动的机会。非主流媒体的报道或许更加准确,但它们并未提供任何有益建议,告诉人们去社区的哪个地方跟邻居们讨论大事、组织集体行动。至于如何在不依赖于亚马逊、脸书、维亚康姆和微软等垄断企业的情况下做事,我们也无法从非主流媒体得知。

充斥着“抱怨狂”气息的新闻将报道重点放在唐纳德·特朗普、乔治·索罗斯、杰夫·贝佐斯等少数“害群之马”身上,经常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倘若这些人更有爱心、更开明,诸多问题自然能够迎刃而解。

当前的经济结构是怎样成为贪婪与剥削的温床的?掌控金融、制造和贸易领域的少数人是怎样决定我们的经济状况的?我们根本看不到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析。

企业如何通过国家发动战争、推广矿物燃料而获利,以及由此而生的利润怎样用于回馈组织运动、撰写“抱怨性”新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流入他们的退休金账户、或者变为他们的股票资产,这绝对是不可触及的禁忌话题。

知识分子本应站出来维护公共利益,做我们的耳目,可他们与企业利润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因此无法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无法建议公众如何行动。

我们如果组成团结高效、彼此互帮互助、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团体,便可以着手改变经济与政治体系——“抱怨性”新闻一向对此避而不谈。

媒体中抱怨之风的抬头与近三十年来知识分子话语的堕落不可分割。营利性媒体在做分析时根本不会严肃地考虑历史问题,在谈及白宫或者国会时,也绝不会介绍这些机构的制度史。在这些媒体的口中,现在的中情局或者谷歌与十年乃至二十年前别无二致;至于它们内部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媒体则只字不提。

由于缺乏历史语境,读者只掌握了大量负面信息,既无法理解更深层次的问题,也不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最后一个问题是“魔术师热”——对政坛上的“魔术师”大加推崇。

媒体上的讨论时不时地透露出这样的观念:我们要选举出、要跟随出类拔萃之人,倘若他能力非凡,我们的问题即可得到解决。

还有人认为,身为公民,我们就应当等到十一月投票选出此人,随后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把一切问题都交给这位魔术师来化解。

在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宣传中,旨在塑造“魔术师”的花言巧语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奥巴马围绕“改变”这一口号大做文章,由民主党赞助的广告公司也对其进行了大力宣传。

他们启动企业资金,利用媒体和娱乐集团告知民众,这位才华出众、能说会道的政治人物只要获得大众的支持,就可以让美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换而言之,美国在饱受克林顿执政晚期以及布什掌权时期的罪恶摧残之后,只需要让一个民主党人当选总统,便可以脱胎换骨、重振雄风。

这是赤裸裸的谎言。要解决体制性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各阶层民众的力量,制定长期规划,清理门户——此举虽然危险,但十分必要。

但在奥巴马看来,一切都是那样地简单:我们只需要给他投票,再告诉身边的人他将会立下怎样的丰功伟绩。

然而随后,果不其然,“变革”代理人奥巴马便沉着冷静、却又极为迅速地着手为企业银行纾困,为削弱金融监管助力,以此来回报他真正的支持者——帮他占据各家媒体版面的金融界。

伯尼·桑德斯的竞选宣传也对民众颇具吸引力,然而他同样被包装为一个可以替我们化解各种问题的魔术师。他的竞选团队将工薪阶层赞助的资金献给媒体公司,让其在初选中播放极其昂贵的广告。桑德斯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然而他的团队却没有投入一分钱来建立可长期发展的地方性公民组织,让民众得以在政治上自给自足,为自己的改革提供持续动力。倘若说民主、共和两党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在培养公民的依赖性——这一点毋庸置疑。让他们革风易俗难于令老虎吃素。

西达·斯考切波教授的《 衰落的民主:由参与会员型到寡头管理型的美国公民社会》(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一书详细描绘了美国人是如何逐渐远离基督教青年会、共济会、对外战争退伍老兵会、狮子会等定期组织集会、践行民主管理的地方性组织的。

五十年来,民众的活跃参与被一种政治性的管理文化所取代,导致社会民主与透明度大幅滑坡,这一后果是灾难性的:正是由于缺少公民参与,不负责任、暧昧不明的政治文化才能在今天大行其道。

请问,诸位是否收到过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邀请,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

如果只是在脸书上发文、抱怨唐纳德·特朗普的腐败行径,我们根本无法改变美国有名无实的政治参与体系;健康的政治文化也绝不可能通过替政客从媒体集团购买广告来建立。

我们必须成立强势的、由公民组成、保持每日与民众互动的地方性机构。我们必须改俗迁风:关闭网络,敲响邻居的门扉,重拾与朋友讨论切实问题的好习惯。这些事没有人能够为我们代劳。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写道:

“要成为棋艺大师,有两条路可以走。其一,通晓棋路,熟知开局布阵与收局技巧,步步为营——这条途径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另外一条大师之路,则是由自己制定棋规。”

能让我们自己制定规则、创造崭新政治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然而当前美国的政治危机极度严峻,其影响无所不至,令我们在如履薄冰的同时也看到了发起彻底变革的宝贵机遇。我甚至可以说,除了投身战斗,我们别无他法。

“民主经济”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贝一明

“民主经济”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

贝一明

新冠危机并非单纯由病毒所引发。没有任何一种病毒能够在我们的国家掀起如此激烈的动荡与恐慌;没有一种疾病能够搅起如此可怕的纷繁思潮与难以言说的仇恨。

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系统的崩溃:它虚有其表,空空如也;它深受量化宽松政策与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腐蚀,残破不堪;它被股票回购和所谓专家炮制出的金融产品侵害削弱——这些专家据称比诸位更了解诸位的利益何在。简而言之,如今的经济体系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它已经化作一座虚无缥缈的王国,一座充斥着假象谎言、由居住在空中楼阁中的权贵所占据的王国。

这样的“经济”——如果它还能被称作“经济”的话,与我们,与为养育子女而辛苦劳作的人们毫不相干。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土崩瓦解,脱离我们的控制,变得不可理喻,不再视工薪阶层为子民。

既有的经济体系已然崩溃,我们必须予以重建。

然而,对已经朽烂的旧屋修修补补无济于事。

美联储既无法创造工作岗位,也印制不出洁净的空气和水。实际上,政府只要还是权贵手中的傀儡,就永远无可作为。我们必须切断狡诈的傀儡大师手中的丝线;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府,创造自己的经济体制,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体制。

当前推动经济迅速转型的,是恐惧货币。恐惧如同骇人的病毒一样,肆意蔓延,令其所及之处陷入动乱与绝望;它狰狞凶狠,最擅长点金成石,把一切珍贵之物、善念美德毁灭殆尽。

他们许诺的一千美元的支票,可曾寄到诸位手中?现在邮局是否还能收件寄件?同现在相比,六个月之后,一千美元是否还能买到相同分量的粮食与厕纸?当然,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投机的投资银行那里不必等待那么久才付款,破坏环境的矿物燃料企业也一样。

然而我们不必对贪欲唯命是从。作为公民,我们可以把国家经济掌控在自己手中,可以实现经济转型,而这次转型的发起地,既不是参议院委员会舒适的办公室,也不是黑石集团、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银行家经常光顾的高档咖啡厅。

不,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绝不会出资出力,帮助美国从灾难中恢复。这一次,我们无法像2008年一样,在那头大腹便便的蠢猪的指引下发动屠杀,从而得到救赎。

何为“经济”?

何为“经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简单到在新闻中颐指气使地指指点点、就利率与竞争问题大谈特谈、同时在暗中储备积蓄的金融专家根本不屑于屈尊回答。

让我们把关注点放在这个人们原本在恐慌中无暇顾及的问题上来。

经济的基础同伪经济科学复杂的方程式没有任何关系——创造这些方程式的初衷,只是让我们对经济问题望而却步。专家认为没有研习过代数学的人无法理解经济问题,这简直荒谬至极。

其实经济的基础十分简单:保证全体人民有健康食品可以吃,有整洁的处所可以居住,有富于意义、能够贡献于社会的工作可以做。此外,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表达与精神探索应当拥有一席之地,我们应当善待挚爱的亲友、积极参加当地的社群。

众所周知,精神充实、热爱工作、亲友关系和睦之人无需依靠花大钱、住豪宅来获得满足感。然而五十年以来,节俭这一传统美德惨遭践踏排挤,企业堆起的神龛取而代之,供奉其上的是利己主义、贪婪与自恋主义。

如今,引领我们朝败德深渊行进的是超级富豪。关于这一阶层,在此我想同诸位分享一则出自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引言:

“我来告诉你富豪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与你、与我截然不同。他们早早地拥有财富、享受人生,因此我们能够刚强度日,他们却柔弱不堪;我们深信不疑之时,他们却满腹狐疑——这种心态,除非你生在富贵之家,否则很难理解。他们从心底里认为自己比我们强,因为我们要求生,要为自己寻得补偿和庇护。”

他们推销给我们的“经济”,主要由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与投资银行在世界各地抛撒金钱的行为所构成。而运营各家嗜血银行的甚至不再是人类,而是冷酷无情、在计算利润时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二十位的超级计算机。

正是这种虚假的经济催生出浅薄堕落的消费观;它要求我们购买、浪费食物,逼迫我们驾车上班,诱惑我们观看色情作品,怂恿我们通过购买没有用途的化妆品和服饰来取乐、来彰显实力。这种只注重表象的“经济”由公共关系公司和广告商一手炮制,他们的目的,就是催促我们掏钱购物。

消费是这一经济体系的核心。然而无人可以针对这个虚假的偶像提出质疑。大家都认为,我们每时每日都要浪费东西,浪费得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我们所缴纳的税款,有一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流向了消费类企业、用于策动人们消费,环境也因此遭到了破坏。这个过程没有带来多少幸福感,却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的体验,碾碎了我们的灵性,破坏了我们的人际关系,令生活沦为了追求浮华的简单活动。

经济增长是消费的连体双胞胎,增长的高低恰恰代表着我们破坏的多寡。倘若目睹物种灭绝、海洋变暖、同胞受贫等惨剧,我们就会明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然而为了谋求一时的财富,无人光顾的摩天大厦和超级商城依然在拔地而起,塑料与肉类仍然在多此一举地跨洋运送。

倘若我们以“增长”、“消费”一类的术语来定义经济,倘若我们认为促进经济发展只能通过提高或降低利率来实现,那就意味着诸位对家人的爱、诸位为更好的世界而付出的努力、诸位过节俭生活的决心,以及诸位对父母留下的传统的珍视毫无价值——诸位应该把用过的一应旧物丢弃,随后前往商城购买崭新的时尚商品。

请大家注意,潜伏在这种虚假经济背后的罪恶不止于此。我们将印有图案的纸张紧紧握在手中,称之为“钱”;我们了解到金钱具有价值,我们可以在商店用它交换食物、电脑、割草机,等等。然而钱的价值从何而来?这样的交换因何得以实现?为何我们如此之多的人对支付薪水的公司企业,而非身旁的同胞依赖至深?

早年间,货币以黄金为支撑,人们拿到钱后,可以用它来交换黄金。但美国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金本位。

现在,钱的价值并非源于人与社群之间的合约与协议。制造钱币的,是美联储——一个身份不明、不受监管、由私人银行运营、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组织。

我们的薪水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银行是在邪恶的金融黑箱之内凭空造钱,至于我们的生活是否遭到破坏,他们漠不关心。其实,见到民众依赖他们才能过活,这些人欣喜若狂。我们生怕丢掉工作,因此根本无暇质疑他们印制的数万亿美元的流向——在最近的金融危机过后,这笔钱被装进了投机者的腰包。

他们施“法”造钱,推开了通往恶性通货膨胀的大门。通货膨胀一旦发生,一块面包的价格就可能会在短期内从三美元涨到十美元乃至一百、一千美元。这样的悲剧早有先例。

媒体满口谎言,对真相避而不谈,然而征兆就在我们眼前。回望十年之前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如今的食品通胀已经远远高于当时。这一切根本无需哈佛的教授来揭示。

现在钱没有依附在任何实物之上,决定其价值的,是印象,是情绪,是文化,是民众对美国的信任以及对世界体系、对美国在世界体系中霸主地位的信心。这种心态一旦动摇,我们手中钱币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

已有多种迹象表明,民众对美国、对以美国为主的世界秩序的信心正在崩塌。

银行家们想要在印钱的同时令美元不至贬值,从中渔利,因此施展了两个花招。

首先,他们怂恿国家动用武力,同时在民众中煽动军国主义。由此一来,他们通过贩卖武器、推动毫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借助已然成为金钱黑洞的五角大楼赚得了数万亿美元。四处动武的美国似乎实力超群,所以即使并无实物支撑,美元的价值也能一路飙升。

然而银行家们尚未满足,还将美元与石油捆绑,为确保石油以美元出售、各大石油生产商使用美元交易而不遗余力。这种强行通过促进石油销售来为货币创造价值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犯罪。石油正在影响我们的气候,将我们的子孙后代推向惨淡的未来。尽管如此,很遗憾,石油还是决定着经济的方方面面,逼迫人们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逼迫人们驾驶汽车,逼迫人们使用矿物燃料产生的电力。

各大企业收买了专家,欺骗民众说环境遭到污染、人们每天都要开几小时车再自然不过。美国的年轻人在对外战争中抛洒着热血,保证乌黑的石油能够源源不断地变为钱财。

近来油价的暴跌令我们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性一览无余,这一事件也导致了国内经济大幅下行。民众不得不依赖于石油,表明普通百姓正在遭受各种势力之间暗战的摧残。大批美国民众已经被迫将自己的生活同石油经济挂钩——他们之中有的在铺设高速公路,有的在炼油厂中炼油,有的在加油站工作,有的在维修店修车。

民有、民享、民治的经济体制

我们的经济体制并未崩溃,只是从根本上遭到了扭曲,因此仅仅服务于一小撮富人的利益。所谓的经济学家表示,面对当下,我们只能提升或降低利率,要么印钱,大量印钱——我们要是听从这些愚蠢至极的建议,最终只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经济制度必须民主化,必须具有参与性。全体民众都应通过正当媒体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了解真正的经济为何物,应当接受必要的教育,明白经济如何运行。我们要为他们开辟渠道,让他们能够创造价值、提供对社会有益的商品与服务,能够在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同他人交换或者交易商品与服务。

但是上述经济活动大多是通过沃尔玛等大型企业来进行的;这些企业为其所有者创造了数百亿美元的财富,付给员工的薪水却少得可怜。工人根本没有机会就超市、餐馆、便利店或其他商业设施的运营方式表达意见。

我们或许在沃尔玛等公司辛勤劳作一生也得不到一丁点股份,享受不到一点点所有权。上司对我们的观点充耳不闻——其实他们希望我们只会乖乖干活,满脑子都是吃吃喝喝,只知道看愚蠢浅薄的视频、读时尚杂志。这绝非偶然。

这些企业老板们的财富并非源于他们的天赋与创意。几十年来,大企业从银行获得巨额低息贷款,而为他们做担保的,正是你我。他们利用这笔钱将弱势竞争者残酷地排挤出局,其中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父母经营的小店。毋庸讳言,如果大型零售连锁店没有这一笔笔低息贷款,效率低下、浪费与腐败问题严重的它们根本无力同健康的地方民间经济实体竞争。

请记住,这些银行视民主为无物,从不讲求透明公开。它们自行凭空印制钱币,其结果是我们手中的钱大大贬值。

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让它在避免破坏生态环境与精神心境的同时带给我们大量财富。我们可以修建能够屹立五百年的房屋,可以使用一百年不坏的家具,穿三十年不破的衣服,可以同邻居分享工具与技能,以此来削减支出,增进健康。我们没有必要开展毁灭性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让人工智能来驯化我们。

倘若我们有民主的经济体制,诸位即可同沃尔玛一样,享有低息贷款等诸多权利。届时如果有人想使用太阳能电池板、风车等设备来自行发电、拯救我们的地球,同时摆脱虎视眈眈的石油公司的控制,那么银行将会向他提供一笔偿还期长达五十年的低息贷款——届时普通民众也可拥有银行的股份。这样可以使利用风能与太阳能的成本比使用危险的矿物燃料更加低廉;而现在,银行恨不得逼大家直接吃煤炭、喝石油。

到那个时候,不会再有广告公司来给我们洗脑,怂恿我们自私、自恋、进行盲目消费。广告这一危险的行业破坏了家庭的亲睦,疏远了邻里。

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正在处于无业状态。我们宅坐家中,无计可施。在制度的影响下,如今我们甚至比以往更加依赖这个腐败的政府。一夜之间,我们竟然需要靠别人的接济施舍来果腹度日。

现在,奴隶经济距我们仅有咫尺之遥。或许许多人会觉得我的话过于刺耳,想把我的肺腑之言贬斥为阴谋论者的胡说八道。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确无路可走,面临着绝境。

我们何去何从?

要创造民主、富于参与性、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我们需要迈出关键的两步。

首先,我们要自发地在地方层面上组织起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村镇,村民均是我们社群的成员。我们要跨越种族与文化的界限,为大家的共同利益通力合作。这些社群将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念、拟定自己的行动纲领,绝不允许跨国银行和企业插手干涉。最后,我们会创办自己的独立银行与公司。在起始阶段,先让社群成员同彼此签订协议,同时召开一系列会议,让我们——不拿高薪的“政坛人士”——开始商讨应当做些什么、如何去做。

然后,我们要在政府与民间建立各种地方、国家与国际机构,保护民众的努力成果免受权贵的破坏。政府必须转型,拥有管控富豪巨额财产的能力,保证国家决策过程永远不会遭到外包出售。

我们万万不可幼稚大意。政府可以用来唤回民主与公正,也很容易被人为达成邪恶的目的而操纵。而且如果要在腐败的体制之下实行变革,甚至一点点改进性措施,哪怕是最为勇敢刚毅的改革家也会要么一败涂地,要么被关进镀金的笼子。

如若没有齐心协力、了解实情的地方民众的大力支持,我们绝对无法执行国家与国际政策。而大家同心同德不是为了赢得哪一场大选,而是要为营造公正平等的经济环境开展日日不懈的斗争。

我们鼓励大众积极参与、讲求民主的群体会建立我们自己的经济体系,一个公允透明、重视道德的经济体系。

我们不需要,也不能指望得到中央政府或权威人士的认可与支持。如果我们的组织管理得当、光明磊落、刚正负责,那么所谓的“政府”就会向我们虚心请教,寻求启迪。要改变我们国家,这种做法远比选出一群变戏法的小丑要高明得多。

现在的美国与六十年前迥然不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仅凭当地的资源生产食物、制造家具与工具。一场场令人憎恶的仪式从我们这里剥夺的一切都被献给了黑暗之神——技术与全球化。我们不断购买并非必需品的物件,因为媒体鼓动我们与周围的人攀比,要比他们更时尚、更前卫。

我们绝不认可银行、亿万富翁和“精英玩家”有凭空造钱、为亲友挥金如土的权利。

这一次,我们不会给这群罪犯保释的机会。不,我们的政权要全盘没收他们的非法所得,废除他们和他们在美联储的伙伴印制的所有假币。没错,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们要创造一种公民共享型的经济模式。我们要同左邻右舍、全国同胞,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们精诚合作,一起开创、发展这种全新的经济模式。

诸位,你们比所谓的精英银行家们更加懂得何为健康经济与公众社群的必需之物——他们不过是妄图通过期货和外币谋利的投机分子。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一旦诸位获得权力,你们就会真切地感觉自己应当帮助子女四邻,感觉自己对他们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倘若你们吃的食物、你们使用的工具产生了某种利润,那么它也理应用回到你们、你们的子女、你们的邻居,而不是投机家的身上。

至于新冠疫情,它已经成为了权贵们攫取暴利的富矿。众多美国普通民众无法外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首次面临受饥而死的危险,而顶级富豪的财富却猛增了2,800亿美元。

但是,银行家先生们,请不要误会!我十分理解你们的处境。你们通过这次疫情赚得盆满钵满,肯定恨不得下一场瘟疫早一些降临人间。你们想要大批量生产疫苗,但你们要对付的是病毒,绝不是寄生虫。

最后,我还想就这次选举再说几句话。昨天,一位挚友问我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她说独立参选人,尤其是不受权贵、说客和顾问们欢迎的独立参选人根本不可能筹集到参选所需的资金。

我是这样回答的:

“那天我有所顿悟。我发现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真理。尽管人们可能要为寻求真理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真理完全是免费的。不仅如此,‘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感谢诸位拨冗聆听。

“重新考虑东北亚的真正危机”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重新考虑东北亚的真正危机”

2019年 10月 8日

贝一明

美国如今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着不折不扣的灾难,这完全是其咎由自取:它轻率地对华发起贸易战、坐视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税战,同时竭力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令多方为合作交流付出的广泛努力付之东流。在我们默默的注视之下,善意的“不干涉”政策转变为恶意的无视。亚洲人或许会对此缄口不言,但“美国是破坏性力量”这一观点正在他们之中迅速传播。

“推特(Twitter)治国”以及“国际社会要以特朗普为先”的崭新观念反映出人们对眼前利益愈发重视,而正是这一趋势埋葬了美国的国际主义传统。美国拥有自由女神像,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也曾全力支持为解决核扩散、贸易和恐怖主义问题而制定的全球性条约——这些都是其国际主义传统的象征和体现。

东北亚危机的源头并非平壤,而是华盛顿——华盛顿的贪婪和自大在亚洲的首都城市找到了新的宿主。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在亚洲掀起新一轮“冷战”?要知道,美国或许非但无法借之以挽回失去的威望,反而会被抛出该区域。

日本也已将韩国视为假想敌,预测可能会与其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必须即刻探索新的途径,避免军备竞赛的发动,阻止韩国、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否则可怕到难以想象的噩梦就会降临。所谓“新的途径”内涵甚广,改变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色便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言之无物的峰会还是美国国会采取的行动,都无法解决东北亚危机。我们需要放眼东北亚的未来,助其开展变革,令其踏上光明之路。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曾写道,世界上有两种棋艺大师:一种通晓规则,赢遍天下而不费吹灰之力;另一种则能够自己制定规则。

对于我们来讲,后者颇为陌生。我们已经习惯于维持二战结束后确立的世界秩序,从未尝试过破旧立新。但我们在东亚逐渐瓦解的地位无法通过缓慢的变革来挽救,我们必须彻底转变美国在亚洲担当的角色。

在考虑上述问题时,只要放弃以妖魔化别国为条件,答案就会跃然而出。

世界正在深受气候危机的困扰——瑞典女孩葛莉塔·桑博格(Greta Thunberg)感人至深的演讲将这一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无数心怀热忱的年轻人都曾呼吁为了让人类免遭气候灾难之害而彻底改变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他们知道,倘若坐视不理,承受可怕后果的将是他们自己。

他们改变世界的诉求为美国重新定义自己在东北亚的角色,为解决中美之间的对抗,为鼓励日韩之间的交流合作创造了宝贵的机遇。

美国必须认识到,海平面上升、海洋变暖、沙漠蔓延、热带风暴肆虐——不论气候发生何种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便是东北亚地区面临到重大威胁。许多人正在垂死挣扎,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在几年内死于非命。

然而要实现上述根本性转变,我们需要彻底调整自己的观念,而这正是葛莉塔所呼吁的。

这意味着美国需要把关注点从军事,从战斗机、军舰、子弹和导弹上移开,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使命,令国家摆脱对矿物燃料的依赖,重新造林,保护海洋、河流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尽管军队是主要的污染源,但还是可以将其加以规范,使其为清理污染以及推行石油开采、煤炭使用的禁令贡献力量。

这样的愿景似乎太过异想天开,无法实现。然而气候危机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全盘重新考虑。

以东亚问题为例,倘若美国能将目标从发动常规战争转移到遏制气候变化(植树、保护生态系统、防止企业为谋利而破坏地球上的宝贵资源),我们就会发现,美、日、韩三国的军方其实可以在多个领域通力合作。倘若中美两国的军方都能关注如何适应、缓解气候变化,双方的合作根本无需多加考虑。

设立军队的初衷并非达成上述目的,其所秉持的安全与国防观念未免已经不合时宜。然而,倘若军方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其实现上述转变的效率将比行政部门高得多。

军方可以不计收益地制定长期预算、用以发展科技,可以规定全国一律使用太阳能、风能发电的时限并坚决执行。我们应当集中美、日、韩三国的经验与技术,研究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而非反其道而行之,大搞军事扩张。

“香港真正的地缘政治意义” 斯·维尔克森 Lawrence Wilkerson 采访录

香港真正的地缘政治意义  

劳伦斯·维尔克森 Lawrence Wilkerson 采访录

贝一明:近日来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受一股大肆蔓延的不满情绪所推动,抱有这种情绪的年轻人感觉自己未来无望。然而我们目睹的许多事,其起因并不能单纯地从年轻人对现状不满这一角度解释。目前香港的政治危机是否有美国的参与和干涉?

维尔克森:美国当然脱不了干系——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美国一直都在加拉加斯搅局,这次它下手的对象换成了中国香港。2002年我去过加拉加斯,也曾亲眼目睹美国为推翻乌戈·查韦斯以及后来的委内瑞拉总统采用了何种残暴的手段。我们一直希望改变那里的政治格局,现在又在拿尼古拉斯·马杜罗做文章。然而我们只是将委内瑞拉推入了无能的困境,而同无能并行而至的,往往还有失败。我们成功地通过制裁令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民受苦受难,给他们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尽管媒体从来不把加拉加斯和香港相提并论,但我们仍然能明确地锁定可疑目标: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在香港的活动突然活跃起来,以对香港年轻市民普及“民主教育”之名,向其提供了用意可疑的赞助。

我担心的是,美国会重施1956年在匈牙利施展的手腕,给香港的年轻人设局,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我担心美国会像当时那样一味地在他们背后怂恿煽动,然而他们遭受镇压时,却只是袖手旁观——1956年苏联的坦克开进匈牙利、平息叛乱时,美国根本没有什么作为。

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背后的势力是中情局,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然而香港抗议活动仍然与匈牙利事件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一次我们运用社交媒体和突发新闻播报,通过更为复杂巧妙的手段针对假想敌——中国发起了秘密行动。

当然,习近平一定要步步为营、谨慎应对,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生活在台湾的2,300万人民看在眼里、加以解读。习稍有差错,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敌意便会愈发强烈。

贝一明:但是很明显,特朗普根本没有处理这种局面的才智和能力,他个人更可能只是想碰碰运气。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维尔克森:目前为止,是约翰·博尔顿一直在操纵全局。他顶着国家安全顾问的头衔接连发起行动,破坏美国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情局的“酷刑女王”吉娜·哈斯佩尔也做过他的帮凶。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的幕后主使不止一人。

贝一明:那么约翰·博尔顿离职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善?

维尔克森:我在克里斯·海耶斯的节目上说过,约翰·博尔顿的离职并不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没错,一个货真价实的战争贩子离开了国家安全顾问这一岗位,但国家安全顾问影响力的大小,完全是由总统决定的。罗纳德·里根在八年里任命了六名这样的顾问,原因很简单:里根认为总统就得自己拿主意。而理查德·尼克松和吉米·卡特则完全不同;在外交政策上,他们分别同亨利·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共同掌权,共同决策。

要让总统的决策有所保证,最好的办法是定期更换国家安全顾问。

特朗普不是里根,而且与里根相去甚远。因此他身边的人,从麦克·蓬佩奥到吉娜·哈斯佩尔,再到斯蒂芬·米勒和财政部的史蒂文·努钦,都只会不顾形势地自行其是,因为特朗普根本没有能力仅凭一己之力管控他们。

约翰·博尔顿走了,是件大好事。尽管媒体把他大肆炒作成才华横溢的奸邪之徒,但他实际上只是个十足十的恶棍。说到“才华横溢的奸邪之徒”,阿伦·伯尔才是,约翰·博尔顿根本排不上号。

没错,一个恶棍离开了政府中重要的岗位,的确令人欢欣鼓舞。然而当初把他推上重要岗位的无能之人——总统,其地位仍然安如磐石。这才是问题所在。

贝一明:许多乱港分子都与台湾有直接联系,台湾当局甚至为他们摇旗呐喊。蔡英文今年对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讲话令我深感诧异。她采取了相当极端的态度,将整个中国大陆描绘为邪恶势力,却没有讲求逻辑地、系统地解决台湾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还没见过台湾方面如此地避实就虚、如此短视。台湾领导人的这番言论只会让众多中国人将台湾视作西方极右翼势力的傀儡。

维尔克森:早在21世纪初期,陈水扁便开始不时地发表相似言论。回想一下,蔡英文当时是在对退伍军人协会发表讲话,而那番言论对退伍军人这群热血听众极具煽动性。听她讲话的听众群体极为有限,她却在其中精挑细选,大做文章。尽管博尔顿可能会希望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按照内塔尼亚胡的风格做一次演讲,但好在特朗普政府中还有一两位在台湾问题上理智尚存的人。

她站在自己的角度,认为她的讲话对自己的听众——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乃至北京至关重要。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也觉得她措辞谨慎、用语得体。

尽管如此,正如你所建议的那样,她应当放眼全球,把目光放在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上。然而对她精心挑选出的听众讲这些,无异于对牛弹琴。

贝一明:毫无疑问,香港许多年轻人之所以参与到抗议活动中,是因为对自己黯淡的前景愈发担忧。然而他们所谓的领袖曾与彭斯和博尔顿会面,他们的抗议对气候变化和财富集中对香港造成的影响(香港是全世界财富集中问题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以及精英阶层对民众的冷漠避而不言。为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反倒被束之高阁?

维尔克森:人们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的恶化视而不见,却对声色犬马、各种噱头和危险之事趋之若鹜,这并不是新现象。看看特朗普在美国的拥趸就知道了。不论是为富豪减税还是加征贸易关税,承担特朗普经济政策不良后果的,都是支持他的选民。但是好像只要他承诺给“罗伊诉韦德案”翻案,使堕胎非法化,让基督教祈祷式重现白宫,他的拥护者就甘愿受苦受难。现在人类立足于其上的地球正在病痛中垂死挣扎,可能很快就会沦为不毛之地,香港的抗议者们却想去摘天上的星星。

贝一明:还有军事拨款法案。这里面的逻辑十分简单:如果一大笔钱突然被划拨出去,用于准备同中国开战,那么不论政府官员有多么深谋远虑,他们都会在制度压力下推动美中对抗。

维尔克森:你指的是台湾还是美国,或者说二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贝一明:美国的军事预算规模相当庞大,官方披露的数字是7,500亿美元,而且由这笔预算支持的许多昂贵军备都是为对付中国而添置的。

维尔克森:美国制定了巨额国家安全预算,用意不言而喻——它的具体数额也许更接近1.3万亿美元,其去向涵盖了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核武器能源部、国防部以外的情报源,再加上中情局、国家情报局局长和国际事务部部长的账户。此种预算给美国造成了许多不验自证的危害。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冷战时期发生的一切,就可以知道国家预算是如何推动军备竞赛(包括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如何在每一紧要关头影响战略决策的。支持针对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对抗的预算框架会使爆发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

贝一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消除这种紧张态势和冲突的根源,扭转乾坤?我们能否组织活动,让香港民众和全世界的地方政府共同讨论关乎于年轻人、气候变化、经济军事化(这一问题中美均有)危害的切实问题?或许还有其他别具一格的方法?

维尔克森:我们可以做一些积极的尝试。但我认为,组织人们就严肃问题开展讨论恐怕收效甚微。除非我们能够在人力、物力和组织能力方面与中情局匹敌甚至略胜一筹,否则我们根本无法促成更为理智、高明、切实的对话。我不想说丧气话,但组织这样的活动一定要以讲求实际为前提。

贝一明:可是香港问题与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制定相关政策,而且是富有建设性的政策。

那么具体说来,怎样的政策更能收到成效?

维尔克森:我们应当重拾我们在乔治·H·W·布什当政时期及冷战末期所秉持的态度:警惕谨慎、讲求方略、和平竞争。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经济整合;我们应当通力合作,共同面对跨国犯罪、气候变化、难民潮(现在已有7千万人,而且数量还在增多)等全球性挑战,以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成功解决的问题。保险起见,我们一方面需要维系日本、韩国等盟友,另一方面需要拓展同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准备一支装备齐整却又不会耗资甚巨的军队。但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以和平与和平竞争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贝一明:美国有许多博识多才的知识界人士,他们可以前往香港、台北、上海或北京跟同道中人就我们共同的未来开展富有意义的深刻探讨。倘若这些学者和普通公民开始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展合作,状况即会得到极大的改观。如果我们能够就气候变化、社会经济问题和虚拟空间的未来进行对话,或许可以用积极的内容填补媒体中的空白。

维尔克森:我也认为此举会受到大众的欢迎。我们的总统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中的大小官员要是懂得其中的关窍,将会对这一事业大有助益。

贝一明:当局为什么会认为有必要在暗中执行外交政策?我们怎样才能终结在其他国家搞破坏的秘密行动,回归切实的文化交流,从而引导年轻人集中精力从事积极的事业?

维尔克森: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新政府,一个开明的政府;国会需要对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有所了解的新议员。我们需要全新的媒体,不把中国贴上“敌对国”标签、不把宣扬新冷战视为己任的媒体。最后,当然,我们还需要各行各业富有责任感、能够开展对话的学者和公民。

“终止美国的“特有制度” 摒弃致命的矿物燃料”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终止美国的“特有制度” 摒弃致命的矿物燃料”

2019年 6月 4日

贝一明(合作人:乔纳森·敏特拉姆)

如今以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为首的部分美国民主党人正在大力呼吁实施“绿色新政”,称此举可以促成经济转型,让美国以及整个地球的发展模式更加契合环保理念,这番新气象的确令人欢欣鼓舞。

特朗普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矿物燃料的使用,奥巴马政府也支持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矿藏,与之相比,上述观念显然更为进步。然而,倘若我们用科学方法对美国的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加以评估,得出的结论恐怕会让人们大失所望:很可惜,所谓“绿色新政”有些言过其实,不足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当然,进步媒体已经告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美国政坛与媒体界已经被石油巨头所染指,然而这番警告对扭曲的经济体制几乎无法造成任何影响。我们身处其中,受其所迫,无时不刻不在使用塑料、石油和煤炭。我们时常懵懵懂懂地听着关于未来灾难的不详预言,模模糊糊地知道北极熊的生存状态有多么悲惨。要想改变现状,除了等待下次大选、不再使用一次性杯子,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美国得了重病,我们无法再对它的病症视而不见。就好像吃下了变质的食物,肚子疼可以忍,但最终还是要靠呕吐来把有害的东西排出体外。

我们应当面对现实,明白尽管“绿色新政”的宣传照片光鲜亮丽,但新政的宗旨并不是立即叫停矿物燃料的使用,更不是让民众主动接受可再生能源。新政中的漏洞大到足以通过一艘超级油轮,然而娜奥米·沃尔夫对其提出质疑之后,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谁认真地对她加以驳斥。倘若我们继续沿用现行体制,就会为大企业和投资银行利用法律挪用资金乃至开展危险的地球工程项目大开方便之门。

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及其民主党战友仍旧依赖大企业来获取资金(就算不是直接收受,也是通过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因此拒绝同更加进取的组织合作,因为后者不对民主党亦步亦趋。

然而另有组织做出了政治回应。我们见到反灭绝抗争团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发起了抗议,他们对气候变化持有坚定立场,认为当前的问题亟待解决,认为无法支持人们开展活动、追求真相的政治体制一无是处。

反灭绝抗争团着眼于气候的灾难性变化以及我们面前的严重危机,将人类灭绝做为其全球性活动的核心问题。他们既不会给政客溜须拍马,也不会跟大企业CEO和说客谈天说地。反灭绝抗争这一政治运动并不会因为顾忌观众的心情而低调,也不会根据财团媒体的要求来调整消息发布口径。

反灭绝抗争团的首要任务是让高碳经济体系立即停止运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让全球的大城市陷入停滞状态。

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在六年之内实现零碳排放,其途径是重塑全球经济体系,树立新型文化,从而大幅降低消耗,彻底转变经济基础与社会价值观。将这样的政策变化称为革命毫不夸张。

反灭绝抗争团与懦弱无能的民主党不同;他们在其名为“真相”的网页上毫不避讳地指出,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海洋、森林、南极、北极以及人类自己正在遭受摧残;留给我们的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尽管很多人认为反灭绝抗争团的做法过为极端,但实际上,反灭绝抗争是人们迄今为止发起的唯一一种以科学实证(而不是臆测观点)为基础、以推行某种政策为宗旨的大型理性政治运动。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失败,随着政客、知识分子和名为“媒体”的可悲机构对残酷现实避而不谈,将迫在眉睫的灾难轻描淡写、称之为“气候变化”,反灭绝抗争愈发合情合理。

其实反灭绝抗争团发出了早在二十年前就该响起的声音:这种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费型经济兴起便浸泡在石油中的文化,必须予以终止。

我们中间没有无辜之人。我们每次打开Email、洗热水澡、开车去超市、乘飞机去拜访亲友,都在人类之棺,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棺材上钉下了一枚钉子,更不用说不计其数、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其他物种已经难逃灭绝的命运。

美国的“特有制度”

我们要努力正视采取激进行动的必要性,舍却“共同梦想”(Common Dreams)、“挖掘真相”(Truthout)等媒体以及罗伯特·赖克等满嘴谎言的知识界人士所大肆鼓吹的“进步”方法——赖克根本不承认人类正在面临巨大的、将置自己于死地的严重危机。

我们要明白,被进步人士普遍视为重大突破、被愚昧的特朗普弃如敝履的《巴黎协定》,其签订不过是保留彼此面子的政治策略,目的并不在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

要想生存,我们就必须立即实现矿物燃料的零使用,不能再等到2030年,慢慢地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提高到40%。在此紧要关头,出资支持“进步”运动,等待下一次大选,无异于自杀。

我们需要做的,无非是终结这种消费文化,颠覆认为生产、消费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想法,明确我们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会对地球产生直接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年轻人远离从矿物燃料经济获益的银行和财团的误导,不要让他们接受碳交易、使用混合动力汽车、开展地球工程、开发新生代核能等危险的折中手段。

既然美国各方(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大企业、非政府团体和教育组织)面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那么民众就应当立即采取大规模行动。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大家曾寄予厚望的看门犬已经变成了哈巴狗,只顾吸金,根本无法与矿物燃料巨头较量——不论他们的花言巧语有多么动听。

我们必须亲自参与国家治理。

350.ORG是一个大型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发布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相关资讯。该组织于2019年4月23日向其成员发送电子邮件,内容是这样的;

“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于周五做出了大胆的气候承诺:如若当选,她将在就职首日签署行政令,禁止一切公有土地上的矿物燃料开采活动。”

350.ORG称赞沃伦的话“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尽管比起其他总统候选人来,沃伦似乎领先一步,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种族来讲,她的承诺未免太过苍白无力。

禁止公有土地上的开采活动?其言外之意相当明显:我们应当要求不支持这一政策的候选人立即退出竞选。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永远禁止美国全境乃至全世界的石油开采活动。或许这种提法更具实质意义和说服力:一年之内让使用石油这一行为非法化。

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对损害臭氧层的氟氯碳化物的使用做出了广泛管制;这一先例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可借鉴。我们需要签订禁止使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伦敦议定书》,因为它们的生产和消耗都会对大气造成严重影响。此种由各国共同担责的国际性协议意义重大,签署此类协定是让全世界停止使用矿物燃料发电的第一步。

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所借用的政治神话是,我们正在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保守派对峙,他们贪得无厌、目光短浅,必须逐渐通过政治过程予以压制。

然而事实是,与我们对峙的并非“保守派”,而是大批罪行累累的企业——它们掌控着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正在用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搞破坏;能够规范其行为的机构已经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对既得利益的痴迷令我们无法摆脱矿物燃料,更让这种依赖性根深蒂固——与这一现象形成类比的是美国在19世纪为推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有损道义的奴隶制。

奴隶制通过不加限制地剥削无偿劳工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南方种植园主的收益,而北方的银行借南向投资也分得了一杯羹。在某种意义上,奴隶制似乎为制造业和种植业提供了廉价动力,但其隐形代价其实相当可怕。

身为“奴隶”的非裔人种的人文素质被名不副实的法律系统所压制——在“证实”人种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伪科学的支撑下,当时的法律系统更加牢不可破。奴隶制玷污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创造了一个以罪恶为基础、视犯罪为本国特有文化的社会。然而南方各周州的上流社会家庭均对这一现实视而不见。

当时人们将如此可怕的体制尊为“特有制度”,似乎在暗示美国南方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习俗。然而创造这样的名头不过是掩耳盗铃,其背后仍然是没有健康社会予以支撑、崇尚剥削的罪恶体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许多进步人士(废奴主义者)为阻止奴隶制扩散至新加入美国的各州而奋力抗争;他们试图通过改革来改善奴隶的境遇,并且允许逃出蓄奴州的奴隶自由地生活。然而大多数改良派废奴主义者的基本想法都是:拥护奴隶制是恶政,需要慢慢将其改变。

与之相似的是,当前美国的政治讨论都纠结于如何普及风能与太阳能、如何使可再生能源更有经济效益方面的吸引力,以及如何终止特朗普政府补贴煤矿公司、对可再生能源产业苛以重税的极端政策。

但只有在无视以下事实时,类似的政治讨论才有意义:矿物燃料企业正在通过大规模犯罪来让我们保持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矿物能源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在损害环境,将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换言之,上述观点只是自欺欺人。

支持使用矿物燃料的说客和政客,以及因开采石油煤炭而暴富的CEO和亿万富翁对美国的政治讨论格局并无异议。他们因利丧德,共同策划着一场巨大的阴谋,不惜为追逐利润而毁灭我们的地球。

反灭绝抗争团就是要将经济体制掌控在自己手中,舍弃中间人——以撰文为生的受教育人群。正是这群人鼓吹长期的“进步”措施,怂恿国会议员利用不温不火的提案来取悦企业、获得资助。他们说风能可以与燃煤相媲美,还将联合国报告中提到的生态崩溃作淡化处理,其目的还是保证他们的研究机构能够源源不绝地获得某些组织的献金,而这些组织的背后就是依赖矿物燃料获利的财团和银行。

我们的约翰·布朗时刻

如果要从历史上的反奴隶制斗争中寻找出某一重要时刻,借之以动员大批民众参与反灭绝抗争、反对矿物燃料的使用,最贴切的例子当属约翰·布朗及其追随者发动的起义。反灭绝抗争团要为摒弃矿物燃料、阻止人类灭绝而摆脱“进步措施”的桎梏,正如约翰·布朗等人宣布败坏道德、推行奴隶制的政府是非法政府。

在约翰·布朗发动起义之后的一百年里,美国南部还有许多人称他为叛军首领,污蔑他是叛国贼、是疯子。但只要读一读布朗的文章,人们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有完美的逻辑和深刻的道德信念做为支撑。布朗于1859年10月突袭弗吉尼亚州哈伯斯·费里镇的联邦军火库时,其意图便是通过建立新政府、抛弃腐朽的经济体系来终止奴隶制。他的起义军很快遭到镇压,他本人也因叛国罪(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该罪名)而被处以绞刑。

通过奴隶制谋利的群体(民主党)指责布朗卑鄙无耻、破坏了他们的生计。而北方的进步人士(共和党)大多隔岸观火,表示不插手蓄奴州的“家务事”。

我们还是看一看布朗起草的《临时宪法条例》吧:

“由奴隶制引发的矛盾堪比自美国诞生以来其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其所导致的要么是无休无止的监禁和令人绝望的奴役,要么是彻彻底底的人种灭绝,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享有白人尊重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

这段话稍经改动,就可以与危机重重的眼下,以及我们对石油和煤炭极度依赖的状况相契合。

“在是否使用矿物燃料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堪比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最终将导致地球沦为炼狱,让人类永陷水深火热,直至灭亡;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拒绝矿物燃料产业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以下《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免受由矿物燃料经济招致的灭顶之灾。”

这两段话蕴含的道德理念完全一致。

反灭绝抗争团与布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采用的是非暴力方式;但反灭绝抗争与布朗起义之间的类比仍不牵强,因为前者的参与人员一旦行动,就会面临入狱、受暴甚至死亡的危险。

扭转乾坤,抗击制度化犯罪

与民主党不同,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各种问题得到切实解决,而前者只会提几条不痛不痒、肤浅粗陋的改革方案——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保守”观念是民主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与之妥协。

在某种意义上,反灭绝抗争反映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时提出的告诫:“民众不提出要求,权力便不会退步,过去也好,未来也罢,都是如此。只要弄清楚民众可以默默地承受什么,就能搞明白可以用何种手段来盘剥和欺凌他们,直到他们用行动、言语予以反抗——有时还需要二者并用。”

道格拉斯的话说明,一味地就矿物燃料的长期负面效应做抽象阐述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提出坚决、具体的要求,解决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坚持立即废除当前罪恶的、让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能源体系。

约翰·布朗提出奴隶制并非“特有制度”,保留奴隶制是一种罪恶行径,是对某个群体“开战”,从而改写了游戏规则。同样,我们也应当掌握能源领域的话语权,重新定义关键术语。碳排放并不是能靠交易解决的小小流弊,而是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巨大隐患。

换而言之,我们要做的不是谴责右翼分子犯下的暴行,而是主动向尽可能多的民众普及当下急需采用的文化和经济制度。我们既不能依靠比尔·盖茨等深陷现行经济体制的富豪,也不能仰赖曾长时间支持通过矿物燃料谋利的民主党人;我们不能看见有人做出一星半点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就心满意足。

美国国会中的“保守派”政客数不胜数,他们在委员会上发言,否认气候变化会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宣称气候变化并非确有其事。他们从矿物燃料产业捞得好处,经常让科氏工业等石油巨头豢养的“专家”现身说法,证明矿物燃料完全无害。这些“专家”在研究活动中造假,公然挑衅科学事实。

目前,进步政坛人士正在埋怨“保守派”政客无知、自私、短视,嘲笑他们的专家和拥趸“愚蠢至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党人的主张不是彻底废除奴隶制,而是限制南方各州的蓄奴规模,他们的态度简直与当今的进步政坛人士如出一辙。

气候变化不是一种观点,而是科学事实;能解决气候变化的也不是利益调整,而是法律。

那么法律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法律规定相当明确。倘若某议员亲自、或请专家在委员会上提交关于气候变化并不存在或者不具危险性的证言,那么此举并非表达保守观点,而是做假证。根据法律,这一行为已构成重罪;涉事议员要么会被迫辞职,要么会面临牢狱之灾,作伪证的专家也会落得同样下场。

从逻辑与合法性两方面来讲,上述论断无可指摘。然而那些议员和专家证人在国会山明目张胆地犯罪时,却没有一名民主党人鼓起勇气对其提出指控。罪行就是罪行,不会因为持续了几十年而变成合法行为,正如奴隶制即使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仍然有损道义。

倘若没有国会议员、行业律师、说客、咨询公司和咨询人员愿意秉持公正、合法的立场,那么民众就应当挺身而出,要求上述犯罪行为得到严肃处理,要求犯罪者不能再踏入国会。抗议达到一定规模时,政客们便会在重压之下做出改变。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采取如此强硬的路线无异于逼迫数以百计的国会议员,以及数以千计的政府员工和游说人士离岗入狱。然而,为了让人类得以延续,即使诉诸于这样的方案,我们也在所不惜。我们应当做好准备,倘若情势要求我们对数不胜数的民主党人提起刑事诉讼,我们决不会退缩。

因此,即使我们发现全部国会议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嫌犯罪,我们也有权力和义务要求他们通通下台,要求自行组织选举,不受任何同罪恶矿物燃料产业有所关联的组织干涉。

现在国会议员从矿物燃料企业和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处收取献金似乎已经成为惯例。鼓励使用矿物燃料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七十年——就连政府都为炼油厂和公路系统提供补贴,但这一切不属于民主过程,不体现人民的意志,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通用汽车、标准石油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通过前台组织运营,购买或者拆毁公交系统,要么是为了提升民众对石油这种危险化合物的依赖度,要么是为了重组美国军队,让其植根于石油,并为此而保障石油供应;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一系列政策决策的罪恶实质。

我们已经知道,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公司等石油提供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完全明白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以及他们的有害产品正在荼毒环境——或许还要更早一些。他们对人类眼前的重大危机心知肚明,但还是将调查结果秘而不宣,并雇佣专家和公共关系公司通过发布广告、篡改研究结果和游说向公众发布误导性的虚假信息。然而进步民主党人只能责备这些企业自私自利,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众捐款,支持他们参加下一次、下下一次竞选。

请问问自己,如果你销售的产品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夺去了全球成千上万、甚至几十几百万人的生命,更会导致全球变暖,令几千万人惨死,你会有何下场?如果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知道自己产品的危险性,非但将实情瞒而不报,反而用脏钱贿赂政客、收买冒牌专家,让他们对国会撒谎、为你的犯罪行为辩护,你又会怎样?

毫无疑问,你将遭受阴谋罪指控,立即被捕入狱,你的资产也会被尽悉没收。你会为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付出比所得多得多的惨重代价。

那么当矿物燃料企业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如此明知故犯时,我们应当怎样应对?同样,民众也该要求将上述企业做为犯罪组织看待,剥夺它们利用不义之财为自己辩护的权力。责任方应该立即入狱,为他们四十年以来犯下的罪行遭受指控,为虎作伥的政客和说客也当如此。

埃克森美孚和科赫工业等企业的资产,以及企业所有人的个人资产应当全部充公,用以弥补他们造成的损害、赔偿全世界的受害者。

无需考虑矿物燃料企业应当出资多少来支持“保守派”代表参选,也不用琢磨较为强硬的“进步派”在如此不公的政治环境中赢得大选需要多少钱。一旦矿物燃料企业的资产充公,一旦受其雇佣、助纣为虐的说客和专家被挡在政坛大门之外(正如昔日南方军的领导人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内被剥夺了选举权),我们就可以根据科学共识和宪法制定切实政策,应对气候变化。

大批政客已经被矿物燃料公司、银行和与矿物燃料企业狼狈为奸的富豪收买。我们有权力、有义务要求他们不得向国会提交证言、参与政治过程;在许多场合下,我们还应当要求他们立即辞职。参与大规模造假的智库研究员、教授、律师、说客和其他公众人物也不该受到区别对待。

政治辩论必须以科学发现而非主观想法为基础。在我们的默许下,企业像某些人一样享受各种特权,关于气候的虚假言论因为有财团的支持,被奉为金玉良言。这一切都应当到此为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哪怕能够清楚地表达逻辑观点的人只有一小群,他们也可以在美国掀起思想转变的潮流。然而,倘若不把追求真理做为基本政治原则,民主便会沦为闹剧。

但我们的任务不止于此。我们还要声讨广告,将发布广告视为犯罪,因为美国民众在广告的误导下低估了工业社会的危害,尤其对汽车、飞机和基于煤炭与天然气的工业生产对环境和人身造成的不良影响置若罔闻。

企业用广告贿赂媒体,使其无法发挥公布真相这一重要作用。在需要动员群众的紧要关头,广告和公共关系公司把新闻变成了供人娱乐、可有可无的消遣,让大家无法把目光放在真正严重的问题上。只要商业媒体还在给民众灌输经过篡改和扭曲的讯息,后者就无法做出客观决定,民主政治也永远不可能实现。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广告文化。它粉饰太平,暗示人们拥有汽车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它不鼓励精诚合作,反倒宣扬自私与及时行乐。我们要通过自办报纸、在公共场合做宣讲等直接手段来向民众准确解释气候灾害为什么会毁灭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我们还要认识到,导致教育经费短缺的,不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理念分歧,而是当权者的的愚民之策——人民愚昧无知,就察觉不到眼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有多么严重,也无法想出应对之计。

我们必须要求学术研究与新闻事业由政府资助,补助金源于税收,其分拨必须透明化。以利己为目的、议程不明的所谓“研究”必须从政府及民众的政策讨论中消失。这一点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尤为重要。

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应当接受教育,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明白人类面临着哪些潜在的威胁——我们要保证他们不会因沉迷于电子游戏、娱乐视频和色情图片而对周围的危险迹象置若罔闻。

同“自由贸易”、“军事安全”等虚假观念较量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性运动披露的是残酷的真相,而不是令“进步媒体”心安神泰的有限讯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同政客们远而避之的两只巨型怪兽较量,它们一个名为自由贸易,一个叫做军事安全。

二战后,民主共和两党和美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国际通商对美国国民乃至整个世界有益,因此应当不断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让我们财源滚滚。

如果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各大企业就可以把工厂迁至国外,同时拿关闭工厂来威胁当地工人和社区,以获得政府补贴。海外工厂为美国供应廉价产品的同时,也隐瞒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大规模工业生产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环境,还对全球气候产生了不良影响。每一个宝丽龙泡沫盒子,每一件尼龙套衫,每一套塑料玩具,不仅会在被丢弃后毒害我们的土地、河流和海洋,而且其生产过程也会给气候带来负面作用——而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这些东西的产地远在印度或者泰国。

自由贸易控制了我们的经济,逼迫我们购买在海外生产(常常会以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为代价)、再耗费大量矿物燃料运来美国的产品。生产一次性物品时造成的污染,对气候影响的严重程度并不会因为工厂在哪个国家而改变;而且经过几千公里越过重洋运输商品时,又会排放大量尾气。然而就连左翼组织都对自由贸易的这一可怕后果避而不谈。

同时,进步及左派刊物已经接受了“GDP”、“消费”、“增长”、“发展”等极其片面的经济指标,至于它们没有反映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生态、社会和文化影响,没有涵盖土壤、水源和空气的长期恶化这一缺陷,知识分子却甚少提及。尽管有人曾经提议采用其他指标来衡量经济,但类似提案并未被纳入议程,更不用说投入使用。

美国国内经济与矿物燃料的勘探、生产和消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军方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军方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污染制造者,其对气候变化应付的责任比许多国家都大。

美国军队正在肆无忌惮地扩张,在全球设置了数以百计的基地。在许多情况下,其主要任务已经变为推动矿物燃料和其他矿产的开采,从而促进消费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做法会对气候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样的军队与“国防”和“安全”毫无关联。

除非军队的作用发生彻底转变,否则美国不可能采用贴近实际的气候政策,而这种转变必须以改变“安全”的定义为前提——要把减缓气候变化做为实现安全的第一要务。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且考虑到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实现上述转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要抛下武器,但在与矿物燃料巨头对抗时,却又离不开战士们的勇气和自律。凭借独特的创意和非凡的勇气,我们可以令美国军队脱胎换骨,令其角色和本质发生彻底转变,让它将气候变化视为首要的敌人。

最重要的是,应当把国防部重组为“人类安全事务部”乃至“气候变化应对部”,通过周密的计划取消不正当的军火开支。以此为目标,究竟是开展体制改革,还是推翻现行制度重新开始,可以在行动过程中决定。

结论

近日来“革命”一词在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的演讲中频繁出现,已经变为空洞的口号。

然而美国立法者并未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拟定长期国家政策,这说明美国政坛已经深陷臆想与错觉。

根据气候恶化趋势方面的科学预测,未来我们将没有财力添置战斗机、航空母舰,甚至高速公路和体育馆。前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泰因曾提出应当像在二战中一样调配资源,而为了平安渡过气候变化危机,我们恐怕要以更为谨慎的态度对待各种资源。

可悲的是,美国目前的确正在经历一场变革,然而是反面意义的变革。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各部门中的专家人才惨遭驱逐,有责任感的正义人士要含冤受辱。他迅速将政府职能私有化,让政府沦为精英阶层敛财的工具,不再为普通公民服务。

我们无暇讨论革命性转变的“正面意义”——特朗普政府采取的革命性新政包括对可再生能源加税、发放煤炭和石油补贴,以及将科学方面的考量剔除出政策制定过程。

等到下次大选、退而求其次、支持针对气候变化发表敷衍声明的民主党代表——此类提议毫无意义。一场反动的革命正在发生,我们唯一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应对。

“美国的“文明冲突” 和中国的“文明对话”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美国的“文明冲突” 和中国的“文明对话”

2019年 6月 3日

贝一明

在被问及中美关系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凯伦·斯金纳表示,美国正在与“全然不同的文明抗争”,进而又补充道:“这是我们首次面对高加索人种以外的强大对手。”

这番话并非无心之言,充斥其中的,是史蒂夫·班农奉行的种族本质主义。斯金纳提起冷战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地缘政治斗争,仿佛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类似冲突已变得无比可怕,将会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她并不是在单纯地回忆往事;这番“与非高加索人种对手抗争”的言论,其实旨在再次兜售十九世纪席卷美国的“黄祸”之惧。当时的运动提出亚洲人会对美国文化造成威胁,从而导致1882年排华法案的诞生,令来自中国的移民沦为非法居留者,也使东亚地区的移民活动受到了严重限制。她还表示,中美文化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人权较量“不可能在中美之间重演”。她的话与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于1901年在参议院发布的无耻演讲遥相呼应:

我们绝不会放弃自己在履行种族使命时、在世界文明中所担负的角色:我们是身受上帝托付之人……中国是我们天然的主顾。菲律宾是我们在东方世界门口的基地……曾有人指责我们的行为(美西战争)太过残酷。议员们,现在情况正好相反。议员们,请记住,我们要对付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欧洲人,而是东方人。

斯金纳和班农对美国人的告诫同自由贸易原则乃至民主和法制纲领毫无关联,其背后不过是对一种无法同化的外来价值体系的排斥。

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于5月14日在北京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通过演讲对斯金纳与史蒂夫班农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习主席并未直接谴责美国,而是指出中国乃至全体地球公民都“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他认为人类是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来取得进步的,暗示人类经验中有超越西方后启蒙时代价值体系与方法的共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发展的快慢归因于文明的优劣。

习主席的话是否预示着某种政策上的转变,我们尚不清楚,但“平等对话”这个短语在他的演讲中出现多次,其暗含的深意是,在衣食住行、民生学术等各个方面,应当让多种文明持续交流的气象取代一种文明占绝对权威地位的局面。演讲中或许有空泛之词,但它确实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秩序提出了严肃批评。

习追溯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等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列举了人类在建筑、绘画、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提到了日本小说《源氏物语》、古印度诗集《梨俱吠陀》、阿拉伯短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文学著作。

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在文明对话中起核心作用的三个必要条件,以及各国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条原则。

亚洲开展文明对话的三个条件是:使亚洲和平安定,令亚洲共同繁荣,让亚洲开放融通。

推进未来合作的四条原则是:1)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3)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4)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特朗普团队从塞缪尔·亨廷顿狭隘的“文明冲突论”和十九世纪的一系列排外论述中汲取灵感,而习所提及的文明对话传统可追溯至列夫·托尔斯泰。文明交流方面的先例,有1974年教科文组织开展的跨文化对话,也有科菲·安南将2001年宣布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这一举措。此外,土耳其和西班牙也于2005年倡议成立了联合国文明联盟。

习谈到了历史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还有西学东渐。讨论欧洲文明的影响时,他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用“社会主义”一词(尽管这篇演讲中可以找到毛泽东《矛盾论》的部分主张)。

我在中国参加过的会议中,有许多把中华文明奉为人类最优秀的文明,强调不同国家的文化有高低优劣之分。我曾经担心报纸和书籍会从中国消失,担心中国大城市的扩张会导致贪婪的消费型社会无限膨胀,担心工厂中的工人待遇太差,担心中央政府的权力愈发集中——这些也是全球趋势。

然而本次文明对话大会上一系列富有洞见的演讲、对国际视野(而不是全球视野)的公开呼吁,以及不同文明完全平等的提法,都可与美国的“文化冲突论”分庭抗礼——后者正在迅速沦为毫无意义的排外言论。在北京听到的这几场演讲,令我想起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阿德莱·史蒂文森等美国政治家的讲话——它们都内涵丰富、入木三分。在凭何理念可以拯救世界这一问题上,拉丁文谚语“ex oriente lux”(光从东方来)似乎再次得到了验证。

入反灭绝抗争团

rebellion.earth

我们面临着怎样的物种灭绝危机?

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文化、经济,乃至环境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自然环境也在遭受破坏。在这些不良因素的作用下,地球正在经历灾难性改变,其结果,很可能是大部分物种——甚至全部物种——遭受灭顶之灾。现在气温年年增高,干旱与洪灾轮番肆虐,然而环顾四周,我们只能看到默不作声、罔顾事实、无所作为的人群。

政客只顾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信口胡言;媒体受到企业财团的贿赂,弄虚作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十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8年10月发布报告,明确指出,在我们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有生之年,农业生产将陷入困境,海水会升温、酸化、吞没我们的海岸线,鱼类也将灭绝;届时没有变为泽国的土地也会转为荒漠。科学家已针对其他星球的类似转变开展了系统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上述预测并非杞人忧天。

全球平均气温极有可能在2100年,甚至2100年之前,上升4摄氏度;在三十到五十年内,地球上的大片区域将变得不可居住。其实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幅度将远远超过4度。

“气候变化”一词不过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在我们眼前的,是气候灾难,是地球史上规模最大的灭绝事件;这场危机正在愈演愈烈。我们需要即刻彻底转变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社会价值观,需要构建全新的文明,需要重拾谦逊、简朴等美德——在对消费文化、经济增长与批量生产盲目迷信的同时,我们已经将这些美德抛诸脑后。我们要从不必消耗能源的事物中发掘出价值。

然而报纸、政府,甚至我们的亲友,都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闭口不言。20世纪90年代,气候灾变的警钟便已敲响,而我们一直在做的,却是为它扇风助燃。

这场危机由何导致?

二氧化碳以及工厂、车辆和产业化农场排放的有毒有害气体正在迅速改变大气层的成分;将我们与太空隔离开来的,正是纤薄脆弱的地球大气层。同时,雨林与森林也在遭受严重破坏,而树木等植物是氧气的来源之一,因此绿树的大量减少也会对大气造成影响。我们拥有一切能够借以扭转乾坤的工具与手段,可惜无法转变自己的思想、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我们将消费与浪费奉为理想,将短期获利视为成功的标志。我们不惜大量消耗能源,以车代步、打造豪宅,利用集装箱船从世界各地进口商品,却无视自己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我们所制定的政策都反映着这样的观念:浪费食物、砍伐森林、消耗煤炭石油、毒害生态系统对促进经济发展大有益处。

我们每买一个汉堡,都是在加速地球母亲的衰老;我们扔掉的每一个一次性塑料杯,都是注入海洋的原油。我们正在向灭绝的深渊梦游,而大部分人却不愿意醒来,睁眼看看现实。

我们身边的动植物正在因为人类的恶行而大批大批地灭亡,若是坐视不理,我们也将步它们的后尘。我们乐于使用造污严重的印度、泰国工厂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一科学真相:哪怕让外国工厂代工,它们所产生的污染一样会对气候造成严重影响。以前,我们有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相依作伴,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可以享用,然而这一切已经被我们的贪婪和短视毁灭殆尽。我们为后代留下的,只有一个苟延残喘的地球。

不能再这样了!从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到衡量成功的标准,再到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无一不需改良变革。

何为反灭绝抗争团?

反灭绝抗争团是致力于为子孙后代拯救地球的国际性组织,主张人们应当立即停止掠夺自然资源、避免使用矿物燃料,不要等待五年,拖到下次大选再采取行动。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不诉诸于暴力、结合当地情况的行动网络,努力采用行之有效的策略对威胁各物种生存的经济、生产、农业及交通系统施加干预。我们呼吁全体地球公民对眼前的危机有所察觉,呼吁各地政府为我们的孩子、为各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采取大胆措施,拯救我们的地球。

我们需要政府、学校、研究机构和媒体披露关于气候灾变的真相,需要民众马上开展变革,创立不必使用矿物燃料的经济体系。

我们的全球性行动会与各地情况相结合,在其本质上是参与式的。我们需要彻底变革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极力避免受大企业资助的智库、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以及一心寻求企业赞助的政客干扰。

反灭绝抗争团通过抗议活动来使腐败体制陷入停摆。我们偶尔需要采用阻碍交通、“躺尸抗议”等违法手段,但这只是因为现行政策的拟定过程将民众参与排除在外,缺少道德与公义方面的考虑。动员群众开展活动是促使其发生彻底变革的唯一途径。

在全世界的反灭绝抗争中,您将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得到强大的精神动力,并且通过抗议活动来践行仁爱道德。我们正在为建立不使用化石燃料的经济系统而努力,人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份子。

消费型经济体系目前已经走向极端,它维护的,并不是人类的未来,而是各大企业下个季度的收益。倘若现状让您痛心疾首,那么请加入我们,感受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在灭绝危机即将降临之际,在这场为拯救人类、拯救宝贵地球上的所有生灵而发动的斗争中,各位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马上加入我们吧!

如何加入当地的反灭绝抗争团

如果您和您的朋友立志拯救地球,请加入当地的反灭绝抗争团,积极参与行动。反灭绝抗争是结合当地情况、参与性的活动。只要您能够接受我们的目标、主张和原则(英文版相关资料请见https://xrebellion.org/),我们就欢迎您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果您有意加入反灭绝抗争团,请与 XXXX 或者加入我们的脸书群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236367030010853/

书评 “未来中国”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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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未来中国: 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

2019年 4月 5日

“【书评】未来中国: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

现代文化出版社 (香港)

作者:贝一明

书评:蔡鑫

未来,在我们手中

《环境恶化将使人类面临灾难》、《全球变暖警报拉响:2030年—2052年全球或升温逾1.5摄氏度》、《俄工业城市因环境污染导致积雪变绿,导致居民抗议》、《财富集中度创新高:82%全年财富被1%群体获得》……

翻开报纸、打开网页,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而它们所反映的,不过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小小侧影。其实哪怕不借助媒体,我们也会发觉自然环境每况愈下,社会环境与被古人称为“大同”的理想状态渐行渐远:苍穹中,因为雾霾的遮蔽,群星不再璀璨:大地上,茵茵绿草与清澈的河流愈发难以见到;目之所及,到处是为富豪们量身订做的房地产与奢侈品广告;还有,智能手机从通讯设备变成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不读书,不看报,甚至不跟家人交流,但绝不能不碰手机……面对诸多问题,我们不禁会为人类的前途担心,不知如何才能打开通往光明未来的大门。

贝一明教授的《未来中国——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一书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钥匙就在我们自己手中。本书既含有以某档节目、某则广告为切口,针对社会问题开展的深刻思考,也有宏大视角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技失控、生态文明等全球性问题的细致分析。书中文章涵盖政经、文化、教育、科技、环保、国际关系等领域,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人类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本就错综复杂,因此在探寻人类的未来之路时,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研究考量。

贝一明教授是一名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的美国人,同时在韩国居住多年。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得以用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兼具先进制度与先进科技,似乎是人类的乐土;但贝一明教授在这本书中针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策略等方面的弊端做了深刻解读与分析,明确指出,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做法只会让各种危机愈演愈烈,令人类的前景愈发黯淡无光。还有,他认为,迅猛发展的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可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际关系淡漠、文化贫瘠等严重问题,在引领我们走向幽冷的深渊。那么,面对重重困境,我们究竟应该去何处寻求解决之道?

作者指明的方向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也许很多人,哪怕是中国人,都会觉得这个答案让他们大跌眼镜:我们在“传统”与“落后”之间划上了等号,将先贤典籍束之高阁,任其蒙尘,全然忘记了古老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明艳的花朵。以儒家思想为例,政治上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的主张,经济上有“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教育方面,有“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方针,甚至在环保方面,也早有“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教诲。这些理论,直到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迪。

正如书名所述:《未来中国,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作者在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殷切的希望:愿中国读者能够受到启发,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愿中国能够蒸蒸日上,带领世界走向更好的明天。

乎人类与地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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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狂状态之下的美国”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病狂状态之下的美国”

2019年 3月 26日  

贝一明

波士顿精神分析学会的兰斯·窦兹医生告知MSNBC(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特朗普“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在变成疯子’,或者干脆说他已经疯了。”他的话不无道理。

毕竟,特朗普前一天威胁对朝鲜和中国发动战争,后一日便宣称对上述两国的领导人抱有好感。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存,可在此紧要关头,特朗普却彻底叫停了相关研究。他和他的同伙坚持要让美国退出所有的武器控制条约,并成功地、未遭任何抵制地启动了新的太空军事计划,将我们推至灾难的边缘。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或许在整个世界史上,我们从未陷入过如此危险的境地。

特朗普于二月五日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称“美国经济欣欣向荣”,这一工作成果超越了以往历任总统所获得的全部成就。他一再对自己表示祝贺,可这片虚假繁荣景象的背后,是为所欲为的投资银行,以及受它们资助、大量回购股票的各大企业。他对大批即将破产、无家可归、或者身陷牢狱的美国民众视而不见,再次证明自己本领高强,能够对所有人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换言之,他用行动表明自己具备教科书上的精神病患者所表现出的一切症状。

然而,倘若独行,他还不会陷得如此之深。他需要精神病头头约翰·博尔顿推他一把。博尔顿是这样的人:光是想想将世界推入核战争的深渊便会欣喜若狂,同时还在不知疲倦地为同时在叙利亚、乌克兰、委内瑞拉、中国和俄罗斯挑起战争而摇旗呐喊。世界的前景越是黯淡无光,他便越是热情高涨。

如果爱尔兰的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活在当下,那么他写《基督再临》时,脑子想的肯定是博尔顿。博尔顿“放出了血染之潮”,波涛过后只留下一片狼藉,令“至善者毫无信念,极恶者激情满满”。也就是说,那些良知尚存、或者前额皮质能正常工作的人士如逃离下沉船只的老鼠一般纷纷弃国务院而不顾之后,政策过程中出现的真空地带被博尔顿占据了。

但是华府的其他地方现在又是什么模样?

让我们看看近日来华府“反对派”的表现。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加州民主党人)向媒体大肆抱怨由于特朗普提前公开她前往阿富汗“支援军队”的行程,她可能会身处险境。但针对以下重要问题,崇尚自由的佩洛西反倒无话可说:有多少美国劳工在阿富汗惨遭杀害(死于非命的阿富汗人民更无人问津),关于美国军队的报道为何销声匿迹,尤其是美国当初为何入侵阿富汗,又为何至今仍未完全撤出。

佩洛西一心到处宣讲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到了怎样的镇压,却没有为寻找切实证据而付出一丁点儿努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死于美军之手的穆斯林有几百万人之多,她对此却未置一词。换句话来讲,她一方面主张建立公平的世界,另一方面却完全能够接受各种军国主义言论。老实说,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患者。

那么总让某些人泪眼模糊的巴拉克·奥巴马呢?难道只因为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大家就会忘记他是怎样为一己之私而牺牲普通百姓的利益,为免遭人身攻击而将灵魂贩卖给高盛和摩根大通的?要知道,来自对手的抨击本是真正改革家的荣誉勋章。当然,对他来讲,将盛在银盘子中的各种溢美之词照单全收显然更为惬意。

他的妻子米歇尔最近出版了《成为》(Becoming),这本预定的畅销书简直是当前政坛反乌托邦状态的象征。她十分巧妙地用自己优渥生活的片段来掩饰美国治理体系的崩溃与文明向野蛮的沦落。也许米歇尔跟希拉里·克林顿一样,觉得自己获得各种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乔治·W·布什——这场噩梦开始的前八年里坐在政坛宝座上的人——是自己的“共犯”,这绝非口误。她的话折射出一种自由秩序分崩离析之时的精神病晚期症状。

看到这里,各位也许会想,奥巴马夫妇并不是真正的反战进步人士,不过我们毕竟还有伯尼·桑德斯,针对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讲直言不讳的“社会主义”进步人士。

早先民主、共和两党会为特朗普胡言乱语中的每一个虚假承诺、每一张空头支票鼓掌喝彩,这种情况已经足够糟糕。然而目光短浅的桑德斯把注意力放在工人薪酬和“普遍不公”上,至于军费猛增,美俄、中美之间的战争风险,以及在其好友奥巴马就任期间便已存在的财富过度集中等问题,他却置之不理;他这种避重就轻的态度更加让人难以接受。桑德斯的确提到过,某些地方有压制选民的现象,令人遗憾,但他忘了,选民压制明明是一桩重罪。

既然桑德斯不请自来,我们就得回忆一下他在上次大选时的所作所为。他就工薪阶层的艰辛生活做了感人至深的演讲,听众多达几万人;他提到了一场革命,让连房租都付不起的人捐款给他,说这样他就有资本跟亿万富翁们一争高下。他们听从了桑德斯的召唤,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把他推上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可是,桑德斯的当选之梦被克林顿的政治机器摧毁了——要么是通过在初选中操纵选票,要么是靠四处传播关于他的小道消息,然而当时他却默不作声,仿佛那些由支持他的美国百姓投出的选票沦为废纸只是他自己的私事,跟他人无关。

桑德斯在民主党大会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投了降,令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他转而支持克林顿,让为他的选举大业做出牺牲的人一无所获。不知各位有何想法,不过在笔者看来,先是就公平社会大说特说,进而拿着劳动人民的钱财参选,然后又为了留在权力之门以里背叛他们——这明显是他罹患精神病的危险讯号。

可是,我们不是还有亚历山大·奥卡西奥-柯特兹——让稀里糊涂的美国年轻人浮想联翩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吗?尽管她的演讲饱含真诚,但她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对俄制裁表示支持,同时严守民主党议程,令人难以对她抱以希望。

也许你还记得,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上,奥卡西奥-柯特兹曾表示,“让亿万富翁有存身之处的制度是不道德的”。但她的办公室是游说者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都是认为媒体就应该由大企业掌控的重要人物。也许正因如此,她才没有建议立法关闭海外避税天堂,更没有提议没收亿万富翁们的非法所得。这些富豪积攒财富的手段,要么是通过兜售战争来操控市场,要么是大力推广矿物燃料的使用——他们的做法,足以毁掉人类文明。

走入我们视野的,还有身为“进步人士”的卡马拉·哈里斯。是她呼吁倘若哪个小学生逃学旷课,那么其父母就应当受到包括入狱在内的刑事处罚,是她建议证人可信度对被告保密,是她不遗余力地为失职警察辩护。这样看来,没错,她是精神病院里的进步人士。

美国政坛病态乱象之起源

这些精神病患者并不是由宇宙飞船突然空投至地面的。他们虽然行为反常,不似地球人,但也是十足十的美国出品——生产他们的,是一个处于疯狂状态的国家。金门大桥、好莱坞大道、自由女神像和大峡谷依然引人入胜,但在这光鲜表面的背后,美国已经变了,变得面目全非。

家人、社会成员以及国民之间的羁绊被商业化的消费狂潮侵蚀殆尽。以往秩序井然的政坛和公民社会如今已沦为荒漠。

我们不该把这场噩梦完全归咎于身处社会最高阶层的人们。如果他们那唯我独尊的病态心理没有受到煽动,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他们也不至于如此疯狂。而煽动、满足他们的,不只是亿万富翁,还有广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人士心心念念的是变成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而不是对周围无家可归的同胞施以援手。但是中产阶级人士轻视的那些流浪汉或许也曾跟他们一样,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病态行为已经在整个阶层中扩散开来:律师、医生、教授、记者、企业CEO、政府部门主管,还有,没错,还有工会首脑。这些既得利益者达成了一种共识:不要问眼前这无情的政府和企业政策从何而来,不要问这些政策与他们的利益有何关联,尽管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持有埃克森石油公司的股票跟气候变化之间有何联系,私人监狱的激增和投资银行的暴利之间是何关系,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禁忌话题,就连哈佛大学的优秀年轻学子都无法加以琢磨。

这种心态让他们得以在富人区过“优雅”的生活,在星巴克高谈阔论,在全食超市挑选精致素食食材,同时理直气壮地将核战威胁和生态系统的崩溃抛在脑后。在商场很容易就能买到便宜货,至于哪些出自美国监狱里的犯人(奴隶)之手,哪些是血汗工厂的产品,几乎无人问津。我们可以把这种心态称为“省大脑,日子好”。

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信息渠道,从而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的人觉得没必要跟一般民众分享自己的看法。他们更愿意在这些禁忌话题上装傻,把讨论话题限制在全家出游的场面、在风味餐厅吃到的美食等琐事的范围内。

更加荒唐的是,这些中产阶级人士常常将特朗普的支持者称作“傻瓜”。他们看得懂印象派画作,欣赏得了前卫舞蹈,却无法想象有些人所住的地方,学校不开展智识教育,存在的媒体上尽是假象与谎言,那些“傻瓜”只能去右翼势力的教堂探寻自己渴求的生命之意义。

乔治·W·布什及其拥趸接管联邦政府之后,许多这样的“美国良民”接受了一种拒绝承认现实的文化,而这是整个社会病态化的第一步。现在他们仍旧顽固地认为,特朗普的肤浅庸俗无伤大雅。然而,正如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论述德国政坛如何沦为野蛮狂欢时说的那样:“无趣并不是无害的代名词。”

病态乱象之本质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都知道,为自己加冕的民主党,其领袖最擅长的就是将第三党排除于政策讨论之外,与所谓政敌眉来眼去,为自己存大笔大笔的养老金,给退休生活做准备。这样的政党,根本无法应对特朗普的罪行。

你可能会以为,两年以来,特朗普及其拥趸一直在为保护少数富豪的利益而公然破坏美国经济,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在目睹这一切之后,会挨家挨户地发动民众,组织开展大规模运动,推翻超级富豪、军国主义者和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的阴谋集团。

然而你也许错了。

不论社会制度遭受到多么严重的破坏,他们都不会放弃“民主党崇尚自由”、“共和党倾向保守”这样的假想。没有几个人愿意承认,目前仅有的主要党派都是妓女和皮条客——或者讲得再直白一些:“其实只有一个党,呸,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他们,春夏无言,秋冬不语。

上世纪六十年代,尚有百万人对各种凶兆有所察觉,深受启发,走上街头,发起反主流文化运动。回望那时,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太远;比起那时,现在的情况更加不堪。我们的面前,是核战,是会导致人类灭绝的气候变化,是伴随着罪恶的财富集中。可是很少有人能够主动跟朋友和邻居讨论这些问题,采取行动的更是寥寥。

或许我们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那样,正在走向衰亡。难道唐纳德·特朗普就是电视真人秀版的尼禄大帝,是山寨版的卡利古拉皇帝?他决定提议女儿伊万卡做世界银行行长,从这一点来看,他倒是与上述恣意妄为的罗马皇帝别无二致。

由荷兰设计师维克多·霍斯汀和罗尔夫·斯诺伦联手创办的维克多&罗尔夫时装公司总是能赋予高级女装以别具一格的视觉元素。在他们的时装展海报中,有一张特别吸引眼球,不落窠臼,于是它被选中成为了该公司回顾展的主海报。

它的画面奇巧玄妙,压迫感十足。一位白人阔太身裹华丽红毯,头发披散在高档枕头上,仿佛是在卧床休息,但她的身体其实是垂直于地面的。她用右臂搂着一个金发婴孩,这场景颇有文艺复兴时期圣母画的韵味。女子脸上挂着慵懒不屑的表情,透出的是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还有高傲冷漠。

但海报背景与这位阔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母子身后的,是一片残垣瓦砾——也许那原本是某人的家,但被卡特里娜飓风或者迈克尔飓风化作了废墟。

有普通百姓因基础设施崩溃、气候变化和紧缩政策事实而遭受的苦难做对照,那位阔太养尊处优的生活变得更加令人神往。这个画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让超级富豪和梦想成为超级富豪的人们间接地体验了平民之苦,就好像玛丽皇后喜欢做农民的感觉,于是命人在凡尔赛宫里建了个小农场。

在此类画面中寻找审美乐趣无疑是一种病态行为。毕竟富豪们是靠采掘业和矿物燃料来充实自己的季度收益报告的。正是因为他们欲壑难填、索求无度,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灾难才会此起彼伏,令画中这样的贫苦民众无家可归、一筹莫展。

他们掩耳盗铃,骗自己说单靠购买土地、建设地堡就能捱过气候变化的劫难——《纽约客》的欧逸文形象地称之为“超级富豪的末日求生之举”。

这种病态文化在整个社会遍地开花。强行闯入年轻人视野中的,是一则则广告:一个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无所事事地四处闲逛,迷失在索然无味的世界里却自命不凡。广告商把这样的人物立为楷模,暗示观众:要想走出社会不公的困境,就得向最富有的人顶礼膜拜。

谷歌和脸书是如何限制美国人的思维的

但是,催生上述种种的只是周期性社会衰落一类的因素吗?极度认知失调的受教育人群能够心安理得地对气候变化与核战威胁视而不见,这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也许迅猛发展的科技已经严重地削弱了我们理解周围变化的能力,并让我们沦为游戏、社交媒体、色情作品和其他消遣品的被动消费者,无法对众多危机做出积极回应。

难道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手中的智能手机改造,因此哪怕我们到了入土的那一天,也只能模模糊糊地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漫画家史蒂夫·卡兹在他的动画短片《你是否跟我一样迷失于世》(Are you lost in the world like me)中,刻画了一个人们互不理睬的噩梦世界。被动消极的心态正在时刻影响着各个阶层。

尼古拉斯·卡尔的《浅薄:互联网在如何毒害我们的大脑》(WhattheInternetisDoingtoOurBrains:TheShallows)用大量科学实例说明了互联网是怎样改变我们大脑对瞬时刺激的响应机制,从而使其失去进行复杂思考的能力的。身在世界各地的我们使用着同一种科技,浏览着五花八门的事件却不知其所以然,能够彼此联系却又互不关心——这片暗黑之潮正在迅速蔓延。

我们沉溺在信息的海洋中,但要解决燃眉之急,我们需要的是沉思之甘露。

卡尔表示,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因此并非一成不变,但其变化通常是负面意义上的,可能会导致大脑行为模式的僵化。上网会带来极富诱惑性的刺激,因此脑神经元会怂恿我们反复启动因上网而形成的脑回路。使用谷歌搜索、浏览脸书帖文时,我们得到的快速响应会刺激神经元释放某种物质,愉悦感由此而生。

而根据神经达尔文主义理论,那些原本用于针对长期个人体验以及文化、社会转型开展复杂立体思维的神经回路,因为总是派不上用场,就被无情地“剪除”掉了——当然,是以人类观察不到的方式。

神经学家诺曼·道伊奇写道:“倘若我们停止锻炼心智技能,那么这些技能便不仅仅会被忘记:它们在大脑中所占据的空间会被转交给我们经常使用的技能。”卡尔则一语中的:“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及其突触根本不在意思考品质的高低,因此智识衰退的可能性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之间存在固有的联系。”

也就是说,人们一直捧着智能手机扫阅社交媒体、跟好友聊天,会使自己退化到无法明白气候变化和军备竞赛有多么危险——随着二月二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决定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新一轮军备竞赛已经启动。没有多少人知道灾难即将降临,能跟亲友一道讨论这些会使我们万劫不复的新局势的,更是寥寥无几。

卡尔的解释如下:“由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家和网页设计师所开展的多项研究,其结果均指向同一个结论:上网时,我们在网络环境的影响下,倾向于进行粗略阅读、匆忙思考、浅表学习,还经常分心走神。倒不是说上网的人无法深思——读书的人也有浅思辙止的时候,但网络科技本就不是为启发、引导沉思而存在的。”

倘若所有人都沉溺于“浅表”,沉迷于大脑神经元因眼前信息得以快速处理而产生的瞬时兴奋,那么能够理解我们面对着何种危机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以致消失?至于培养能够提出对策并加以倡导的人,是不是更加无从谈起?

病态背后之

然而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那一小撮贪婪无比的亿万富翁既然连全人类的生死存亡都可以弃之不顾,那么要说他们会对现状肩负责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如果扯掉眼前的一切伪装,让目光穿过所有表象,我们会不会发现科技已经成为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没错,为超级富豪们吹响笛子,让他们代领我们走向末日的,不是可怕的怪兽,而是一种终极之病——全世界通过网络连结在一起的几万台超级计算机。它们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在算计如何将利润最大化,并将各种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十位数。

摩根大通、高盛、巴克莱和美国银行让这些超级计算机来做最终决定,因为它们能够做人类做不了的事:估算整个地球的货币价值,严格按照指定算法榨取利润,且不会感觉良心上过不去。

投资银行背后大批的超级计算机在寻求终极暴利时,就连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亚马逊的奠基者杰夫·贝索斯在它们那里都不过是碍事的附属品。

我们恐怕不等超级计算机进化出思想便会迎来人类文明失控的那一天。按照人们的需要,计算机只是根据潜在利润的多寡来确定各种社会因素孰轻孰重,而不把生态系统乃至人类本身纳入考虑。超级计算机背后有一种“意志”——大体说来相当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它们早已被物理学定律植入程序,注定要制造更为严重的混乱。各位可能会深感疑惑,人们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让这“终极病号”来代替自己做决定。

如果说社交网络、视频和游戏能够改造我们大脑的神经回路,令其常常在多巴胺的刺激下开展应景式思维,那么计算机哪怕无法思考,也能,且只能接管这个世界。

人类尚未完全失去理智,但我们令超级计算机从事着邪恶勾当却掉以轻心。在这片土地上,懵懵懂懂的我们正在被一个愚昧无知的超级盲人引向绝境。

“朝鲜半岛光与影” 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

“朝鲜半岛光与影”

2019年 2月 6日

贝一明

这样的场景我不知见过多少次∶一位美国专家指着朝鲜半岛的夜景卫星照片,感叹说朝鲜笼罩在黑暗之中,而韩国和日本则灯火通明,这种鲜明的对比说明朝鲜闭关锁国、经济萧条,人民饱受压迫。显然,他认为韩国璀璨的灯光是进步、民主、科技发达和拥有自由市场的象征。

一边是进步与民主之光,一边是无知与专制之影——这种比较当然在美学上堪称完美,很能满足观众的想象;这种叙事经过巧妙的简化处理,可以毫不费力地被大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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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学者和政客进行政治辩论时,甚至没有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进步政坛人士表示,应当与朝鲜多多沟通,多投资建立开城工业园一类的设施,这样韩国在帮助朝鲜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来斩获收益。保守派则提出,朝鲜是专制国家,对韩国构成了军事威胁,不可信任。他们说朝鲜首先应当完全开放,与国际接轨,同时接受彻底的核设施审查。

然而上述双方的说法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他们都觉得韩国更为先进,未来的朝鲜应该以韩国为榜样,让民众看到本国GDP飙升、开上汽车、住上大房子、用上智能手机,让本土明星的足迹遍布全球。

当然,说朝鲜可以为他国树立榜样未免会被人嗤之以鼻∶那里环境的闭塞和政府的专制并非子虚乌有。

但是,身为一个在韩国生活了十二年的人,我还是不得不承认,韩国也有十分差劲的地方——尽管说这话时我有些犹豫。高自杀率、空气污染、残酷的校内竞争、深埋在年轻人心中的疏离感、对进口食物和进口燃料的极度依赖,以及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大批老年人口,都证明韩国已被包裹在密不透光的阴影之中。 我们应当牢记孔子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确,与朝鲜相比,韩国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一大截,但其贫富差距问题也更加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经济矛盾可比生活水平低下危险得多。

在关于朝鲜与韩国的官方叙述中,有两个重要问题往往不见天日。在考察这两个国家时,我们应当立足于基本问题,循序渐进,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站在空中楼阁里想入非非。

很多去过朝鲜的人对我说,当他们在那里小小的菜市场漫步时,在装修简单却整洁干净的旅馆中居住时,看到朴素而又含蓄的平壤人民时,都有种强烈的感觉∶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在韩国失落了。

我这些韩国朋友还说,尽管朝鲜的女子也许不像韩国女性那样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她们也免于承担化妆、挑选品牌服装的麻烦和斗富的压力。

韩国人觉得平壤大街上的民众对待彼此彬彬有礼、亲切温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想起了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那时家人之间亲密温馨,同事、邻居同舟共济。现在的朝鲜,汽车没有得到普及,年轻人没有沉迷于手机,人们也不会受没完没了、旨在让厂商获利的广告怂恿、买上一堆自己不需要也不想要的东西。因此朝鲜的方方面面都在那些韩国人心中唤醒了一种失落已久的原生态文化。

然而完全埋葬在韩国媒体和我们关于朝鲜的讨论中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所有记者笔下的专家在谈论朝鲜时,其立足点都是经济增长、GDP、生活条件、生产和消费一类的事情。以他们的标准来看,朝鲜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韩国,无可救药。这意味着韩国可以用老大哥的身份来教朝鲜什么是“发达” ,什么叫“现代”。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发达”“现代”这两个词都是主观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在韩国,许多人认为资源的浪费性消耗无可厚非,值得倡导;认为住在面积更大、暖气开过头的房子里,拥有汽车和智能手机是一种进步。

可是他们的想法非但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而且就像“对月祈雨有效”和“用水蛭吸血可以治病”一样荒谬。

实际上,研究结果表明,上述以消费为中心的生活模式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人际关系极为疏远、自杀率升高、物质滥用等深刻的破坏性问题。也就是说,关于“朝鲜应当变成什么样”和“韩国成功在哪里”的种种想法,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对“现代化”的幻想提出的,是毫无道理的。其结果,是韩国家庭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温馨和谐不复存在,韩国人却自认为走上了成功之路。

当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审视朝鲜半岛的夜景时,得出的结论会与“专家们”的说法截然相反∶他们说的“光”,背后实际上是暗影一片,而他们口中的“影”,背后却蕴藏着光芒。

倘若各位专家以客观的科学分析,而非以意识形态、一己私利,或者似是而非的感觉为凭据,就会一致提出这样的观点∶人类面临着以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面貌出现的、史无前例的危机,按照目前环境恶化的速度来看,我们能躲过种族灭绝的灾祸就算是运气好了。

关于气候灾难性变化及其所导致的物种灭绝的报告和专著不计其数。在首尔,我们已经看到蚊子在十二月也能苟延残喘,花朵在一月份也能盛开,而这些只是那即将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会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各种异变的开始。

如果我们坐视不理,海洋将会变暖,海水酸度将会上升,直至鱼类绝迹;沙漠将大肆蔓延,直至大片土地不适合生物存身,直至极度依赖食物进口和化石燃料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韩国遭受灭顶之灾。

那么韩国要怎样做才能幸免于难?答案很清楚。在能源消耗和崇尚节俭方面,向朝鲜看齐;停止浪费能源,把黑暗还给夜晚——几万年来,夜晚与黑暗本就密不可分;熄灭公寓楼上没有实质用途的灯光,关掉商业楼上的电子广告牌,调小开得过大的供暖系统,新修建筑不再采用会造成浪费的高吊顶设计以及混凝土、玻璃和钢铁幕墙;回归本地历史中风行一时的朴素简约的传统。

韩国的夜晚本该是黑暗的。韩国民众必须清楚,要维持灯火通明的夜景代价不菲∶进口燃料的花费,化石燃料发电厂获得的补贴、造成的严重污染,愈演愈烈的、正在毁坏我们子孙未来的全球变暖问题,等等。

然而还有一个被隐藏在深渊之中的秘密。我们耳边一直回响着虚妄的咒语∶朝鲜需要发展,需要进步,而想要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想要独树一帜,想要跳出“发展中国家”的泥沼,就得消耗,大量地消耗。人们觉得实现现代化才是几代人首要的奋斗目标。然而,倘若以消耗大量化石燃料、浪费大量自然资源、毁坏生态系统、贻害子孙后代为代价,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何在?

朝鲜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可是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考虑,韩国应当效仿朝鲜的低消耗模式,而不是计划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修建高速公路和豪宅。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的话很奇怪,甚至十分荒谬。他们觉得韩国的现代化程度和高消耗模式堪比荣誉勋章,是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标志。为何要把消耗水平作为衡量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之一呢?因为如果人们降低消耗(这最终意味着能源使用量的减少),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

然而,倘若由气候变化导致的灭顶之灾即将降临,在此紧要关头,谁还会在意报纸上是如何讨论消耗问题的?到那时那些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必须即刻叫停化石燃料补贴。韩国彻夜不灭的盏盏灯火不是文明进步的代表,而是一场邪恶、危险游戏的象征。这场游戏叫做及时行乐,它牺牲的是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

同家人和朋友畅所欲言,读书,写信,撰文,林中漫步,表演,奏乐……这些事情具有无限的意义和深度,可以为人们提供无穷的精神与个人体验。做这些事几乎不需要消耗资源,而我们能够从中获得的,要远远超出我们在智能手机世界里、在灯火辉煌的星巴克咖啡店中、在一次性塑料玩具和纸杯的包围下所得到的——其实这些象征着高消耗的物件是忽略了我们的意愿,硬塞给我们的。

考虑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的未来时,我们必须首先摆脱这一危险观念的桎梏∶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才是重中之重。我们应当扪心自问,身为人类,意义何在?怎样才能过上富有意义的充实生活,怎样才能为社会做贡献?

我真真切切地盼望朝鲜人民能够过上更加自由的生活、能够吃到更富有营养的食物。但这种健康的食品在遍布韩国的便利店中是找不到的——这类便利店还拖垮了曾令众多民众实现经济独立的家族小店。

同时,我也希望韩国人民能够卸下将他们束缚在盲目消费和提升耗煤量(在这一点上,韩国几乎与其他所有国家背道而驰)陷阱中,以及导致亲友疏离的无休止残酷竞争文化之上的无形枷锁。

在为实现朝鲜半岛统一而努力的同时,我们必须使韩朝两国的人民都能享有自由。如果我们认为只有朝鲜人民才有权利弃置高物质消耗的枷锁、获得自由,这种想法未免有失公平。